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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腔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进京条件

时间:2023-08-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介绍西秦腔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转变中,曲牌逐渐被唱腔所代替,这是西秦腔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康熙八、九年间,李渔带着他的戏班和一部分西秦腔演员离甘东归。这便是史料上记载西秦腔最先传到襄阳的原因。所以甘州至北京的交通十分便捷和繁忙,也是西秦腔进京的有利条件。

西秦腔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进京条件

1.历史背景

西秦腔在甘州、肃州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有利的地方因素,二是甘肃提督张勇的支持,三是戏剧大师李渔的参与,四是我国戏曲发展历史条件的成熟。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介绍西秦腔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甘州、肃州(也即张掖酒泉)位于河西走廊中西部,我国内陆河的第二大河——黑河——穿境而过。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山中融雪,可资灌溉,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有“金张掖”“玉酒泉”之称。这里又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交通十分繁荣,东至秦晋,西通西域,北抵燕京,南达康藏,是我国西北的交通重镇。因此,张掖、酒泉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张掖、酒泉是一个歌舞之乡,音乐戏曲都很发达。在音乐歌舞方面,佛教音乐《西凉州呗》《霓裳羽衣舞》,和以甘州、肃州为名的曲牌系统,如《甘州曲》《甘州歌》《甘州子》《甘州破》《八声甘州》《酒泉子》等,都出自张掖、酒泉。甘州、肃州的戏曲,到元代后更为繁荣。元代戏曲剧本就很发达,甘州又是元代甘肃行省的首府,元朝又在高台县(时属肃州)的台子寺搞大规模屯垦,各地的军人来到这里,台子寺便成了戏剧集中演出的地方(见后文《戏乡台子寺的乐善班》),这便是西秦腔形成的地方因素。到明万历年间,“西秦腔二犯”已在传奇剧本《钵中莲》中出现,说明西秦腔在明朝已具雏形。

2.甘肃提都张勇热心支持

甘肃提都张勇的支持和戏剧大师李渔的参与,是西秦腔成熟与完善的重要原因。

张勇(1616—1684),本是明朝的一名副将,顺治二年降清,率部转战汉中、宁夏、河西一带,屡建战功,被提拔为甘肃总兵,驻守甘州,后被朝廷征调,随军进兵云贵。顺治十八年晋升为云南提督,康熙二年清政府调任张勇为甘肃提督,张勇又回到了甘州。

那时的甘州是甘肃提督驻地,统辖肃州、凉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南控川黔,北制蒙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政府任命张勇为甘肃提督,就是要把甘肃建成西北的军事基地,后来张勇在平息吴三桂叛乱中起到巨大的作用,证明了这一点。

张勇不但是一位智勇兼备的良将,而且具有多方面的爱好。爱戏和好客便是张勇性格的重要方面。张勇从云南回镇甘肃时,从云南、四川等地带回来很多戏剧演员,又从南京请来了戏剧大师李渔。他们来到甘州后,在张勇的支持和资助下,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戏剧活动。

3.戏剧大师李渔的贡献(www.xing528.com)

李渔(1611—约1679),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是清初的一位戏剧家,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戏剧教育和演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一位引领一代风骚的戏剧大师。李渔精通音律,力主革新,他说:“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束缚文人而使得有才不得自展者,曲牌是也”,“变调者,变古调为新调也”。在李渔生活的年代,我国的戏曲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也就是从曲牌向唱腔的转变。

我国的戏曲由来已久,到元代形成了一次飞跃,明代和清初也很盛行。那时的戏曲用曲牌演唱,明清之际,戏曲的曲牌形成两大派,即北曲和南曲,北曲有581个曲牌,南曲有1513个曲牌。曲牌对戏曲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束缚,这是因为,一个演员要掌握不可胜数的曲牌,简直是一大灾难。而且曲牌本身有许多清规戒律,给填词和演唱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尽管曲牌多如星斗,却不足以表达新时代的精神,到了明末清初,曲牌便开始向唱腔转变。这一历史的进程,首先从集曲开始,先是两个曲牌串在一起唱,然后越串越多,如“二犯桂枝香”“三犯集贤宾”“五色丝”“六奏清音”“七贤过关”“九华灯”“巫山十二峰”,直到三十个曲牌串在一起的“三十腔”。在这个转变中,曲牌逐渐被唱腔所代替,这是西秦腔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4.唱腔改革创新路

李渔带领他的戏班来到甘、肃,已初具雏形的西秦腔使他耳目一新,他从中看到了唱腔改革的曙光,找到了唱腔改革的新路。他率领他的戏班,会同张勇同全国各地请来的以及甘、肃本地的戏剧演员,同台演出,各种唱腔,各种曲牌,水乳交融。李渔以他卓越的戏剧才能,从中熔铸百家,撷采英华,把丰富的营养注进西秦腔,使西秦腔逐渐升华,直到成熟。

康熙八、九年间,李渔带着他的戏班和一部分西秦腔演员离甘东归。他们沿丝绸之路经西安到达洛阳,又经叶县到了赊旗镇(今河南省赊旗县),然后乘船顺唐河到达位于汉水之畔的襄阳。李渔为什么要带着他的戏班到襄阳去呢?那是因为他要乘船逆汉水而上,到张勇的家乡洋县去演出,以答谢张勇的厚待。一路上,李渔每到一处,便演出西秦腔,使西秦腔广为流传。李渔自襄阳往返洋县,在襄阳逗留日久,西秦腔首先传到了襄阳。这便是史料上记载西秦腔最先传到襄阳的原因。尔后,李渔一行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前后到了武汉。西秦腔在武汉大受欢迎,许多西秦腔演员进入了汉剧(当时叫楚调)班,西秦腔从此进入汉剧,成为汉剧的西皮。这时李渔正遇上三藩之乱,他便离开武汉,回到金陵,后迁居西湖

李渔要去洋县,他不能翻秦岭,只有到赊旗镇乘船顺水路经襄阳逆汉水而上。赊旗镇位于潘河入唐河的汇口处,是一个水旱码头,那时没有京汉铁路,赊旗镇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南船北马,万商云集,是一个繁华的大商埠。那里的戏曲也很发达,有大调曲子和小调曲子。李渔在赊旗镇会有较多时日的逗留,他在赊旗镇留下的脚印,也证明了这一点。今赊旗县文化馆宋万荣同志对赊旗曲子的曲牌进行了调查,发现有6支南曲,还有10支南曲的变音,如“宜春令”变成了“一串连”。赊旗县是北曲流行地带,为什么会混有江浙一带的南曲呢?这或许就是李渔留下的足迹吧。我们作这些考证的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传到襄阳的是西秦腔,传到武汉进入汉剧,成为汉剧西皮的,也是西秦腔,而不是秦腔。

清初的甘州、肃州十分繁华,是西北的一个大都会,也是西北的交通重镇。不但有丝绸之路通东西,还有纳怜站道通南北,南出扁都口交唐蕃古道,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进京朝见皇上,每次都是经青海过扁都口到达甘州,然后经纳怜站道去避暑山庄。所以甘州至北京的交通十分便捷和繁忙,也是西秦腔进京的有利条件。

张勇带着甘州的戏剧演员,回到各地去,使西秦腔在全国传播,进入了徽剧、川剧、滇剧、粤剧赣剧和西秦戏,对这些剧种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京剧是由二黄和西皮两种唱腔组成的,二黄发源于安徽,西皮发源于甘肃,安徽与甘肃同是京剧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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