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市文明典范的逻辑起点：文化流动与创新研究

一般而言，城市文明典范是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而言，只有当具体的城市文明典范被认可，或者说符合评审标准，城市才会获评文明城市。尽管中央文明委在2004年9月首次颁发《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是从政策的角度对城市文明划出的标准，该标准认为：“文明城市（城区）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坚持科学发展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城区）。文明城市（城区）称号是反映城市（城区）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15]。但这个标准事实上涵盖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政策的范畴。因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是由“基本指标”和“特色指标”两部分组成，基本指标设置了“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16]，这其中的人文环境等已远非单纯的政策操作即可可以实现，而是要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下逐步达到。因此在最初打造文明城市的时候，中央文明委实质上就对文化寄予厚望，期望其在具体的打造城市文明典范中扮演重要角色。

城市文明典范从字面意义上就可以看出在设置之初中央文明委就期望其发挥示范作用，将城市文明传播到全国各地，最终实现全国文明程度极大地跃升。而这个示范作用的充分发挥还是要回到文化流动这个原点上。如果文化不具备这一特质，那么一个城市的特色文化根本不可能流动到其他城市，而此种文化呈现出的状态即文明，也难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那么具体来说，如何使城市现代文明典范充分发挥示范作用？

在充分考虑文化流动的特质之后，还要认识到文化在其他层面上的特征。首先若将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有文化本体的概念，这一本体具有流动性。但是从客体上来看，文化可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体现出文化的主体——人对文化的具体措施。就文化事业而言，一般可视为政策层面的、公益性的文化措施。这在城市文明典范打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文化产业则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文化只是一种手段。但是从文化的流动特质来看，经济作为重要介质它的作用已经在上文予以考察，因此文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应该是文化流动的最好体现，也能够极为顺畅地运用资本的方式将一个城市的文明典范传播至其他城市。

具体以深圳文化产业来说，较为著名的有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最高规格的展会，若只从政策的角度衡量，影响力有限，因为在经济唱戏的时代各地关注的往往并不是文化。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产业，首届文博会即使合同成交额和意向成交额达到356.9亿多元人民币，前十届累计成交额逾10000亿元、出口交易逾1000亿元，在提高文博会的影响力的同时，将深圳的文化产业模式输出到全国各地，极大地展示了深圳的城市风貌。事实上，资本运作模式，尽管具有一定的局限，如其对投资地的挑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旦其决定在某一地投资，对于文化的传播速度应该是极为快速的，而且是主动的，这与政策的传播有时呈现出被动接受不同。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往往相互交融，很难说深圳的全民读书、“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活动仅仅只涉及政策层面，也很难说大芬油画村只是单纯的文化产业层面的例子。全民读书必然促进出版业的繁荣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大芬油画村最初也仅仅是出售行画、赝品，到最后形成特色文化街区离不开深圳文化政策的支撑。

将现代城市文明典范的打造局限于公益事业的范畴，显然忽视了时代的特征。在资本全球化运转的时代，商业也成为文化的一个符号。深圳的文化符号，城市文明典范无一不透露出现代商业文化的气息。同时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也是强调商业的良性运转。很难设想，当一个个文化企业实现盈利，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会缺少对外扩展的倾向。而一旦其向外扩充资本，深层次而言也是一种文化的流动。

［张弓，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教师］

【注释】

[1]王京生：《文化是流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8月13日。

[2]顾乃忠：《文化流动的规律性》，《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4]张承良：《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广东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3——74页。

[5]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www.xing528.com)

[6]张承良：《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广东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7]钟坚、郭茂佳、钟若愚：《中国经济特区文献资料（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8]何一、青萍认为文化势差就是指不同文化因其自身的性质和状态的不同，而形成的“威”和“位”的差异性，亦即由于文化内在品质和内蕴力量的差别，而在文化流动中表现出的影响力、辐射力、渗透力及文化标矢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性。参见何一、青萍：《文化势差、质差与文化流动的历史诠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9]姬超、袁易明：《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区”范式》，《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10]周溪舞：《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曲青山、吴德刚：《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120页。在农民增收层面，周溪舞回忆当时深圳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2元增加到1452元，职工年均工资增加到3852元，极大地增强了深圳对各地劳动力的吸引力。同时，为方便采购各地商品，深圳广邀全国各地贸易代表团赴深圳参观，联络感情。这个政策的实施也在无形中加快了文化的流动。

[11]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168页。

[12]李小甘：《深圳文化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9页。

[13]李小甘在《深圳文化创新之路》中也认识到深圳人对于文化消费的比重较低的原因“与深圳是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占比较大有关，对许多流动人口来说，深圳是一座‘淘金之城’‘落脚城市’”。但他进而认为深圳文化事业投入力度远远不够，则似乎忽略了他强调的移民因素，似乎加大了文化投入，移民就不会将深圳当作淘金之城一样。参见李小甘：《深圳文化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页。

[14]王为理《深圳文化发展报告（2020）》中即开辟有这一栏目，收录于爱成《城市文学的全面掘进——近五年深圳文学发展综述》、王玉琴和周小玲《深圳科幻文学图景与未来展望》、王绍培《深圳城市空间的文化再解读》、关万维《深圳话剧创作与市场》及庄向阳《〈文化广场〉：深圳城市文化的报道者及塑形师》。这些研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参见王为理：《深圳文化发展报告（2020）》，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303页。

[15]许德明、朱匡宇：《文明与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16]许德明、朱匡宇：《文明与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