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问题最早起源于城市研究。国外学术界常常将城市与乡村视为两种对立的物质形态和文化特质。[1]例如，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将乡村与城市比照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E.park）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2]帕克还认为，城市与乡村是当代文明中相互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存在着性质差别。城市与乡村各有其特有利益、兴趣，特有社会组织和特有人性。它们形成一个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3]芝加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沃思（Louis Wirth）认为，城市具有区别于乡村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城市环境产生了一种特殊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即为城市主义（Urbanism）。沃思从社会学角度把城市定义为：一个相对而言大规模的、密集的、由社会性质不同的人长久居住的地区。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质：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人口异质性大。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的特点都是由这三个特质决定的。[4]
市民化是现代化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常见术语，它伴随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具有截然不同的物质、精神、心理和文化特质，甚至被视为先进与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适应，在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也存在着两种十分不同的教育：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例如，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教育著作《爱弥儿》中，这两种教育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卢梭主张应将爱弥儿放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接受教育，从万事万物和自然活动中学习，而不是从别人或别的文化产品（如书本）学习。在卢梭看来，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个体必须被隔离开来抚养，甚至是与世隔绝，以免被社会腐蚀。[5]卢梭所谓的这个“堕落社会”就是法国当时的城市社会。当然，在卢梭看来，城市社会并不是值得人人向往的理想社会。总之，“农民市民化”就是在“城市”与“乡村”这个二元对立的大背景中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市民化”这一术语常常与“农民”、“市民”、“城市化”、“市民化”等诸多术语联系在一起。(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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