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类型电影》及其文化仪式研究方法

——托马斯·沙茨和里克·奥尔特曼电影类型理论的比较研究

桂琳

美国电影类型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电影类型的理论架构时期，有两位重要的研究者分别提出了他们各自的电影类型研究理论模型，其中一位是托马斯·沙茨（Thomas Schatz）。他的电影类型理论研究可以称为仪式研究框架，其主要成果体现在他1977年所写的论文——《结构主义的影响：电影类型研究的新方向》（The Structural Influence：New Directions in Film）和1981年出版的著作《好莱坞类型电影》（Hollywood Genres）之中。1984年，另一位类型理论研究者里克·奥尔特曼（Rick Altman）在自己重要的电影类型研究论文《电影类型研究的词义/句法研究框架》（A Semantic/Syntactic Approach to Film Genre）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词义/句法研究框架，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语法研究框架。1987年，他又写出了《美国歌舞片》（The American Film Musical）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将自己的语法研究范式运用到了具体类型电影研究的实践中。

在21世纪以来的国际电影类型研究领域中，沙茨和奥尔特曼依然被认为是最出色的研究者。他们的电影类型研究著作和论文的引用率在国际类型研究界也排名前列。^[1]可以说，沙茨和里克所提供的这两种研究框架依然在左右着当今的国际电影类型研究领域。对这两种类型理论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中国电影类型理论建构带来启示。

沙茨在1977年所写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电影类型研究的新方向》一文中，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电影研究成果的讨论，敏锐地观察到对美国电影类型研究进行一种理论框架建构的可能性，“电影类型就如神话和语言一样，作为一种文本结构，它代表了一套建构规则，这套规则组合起来就可以完成一种交流的功能。”^[2]沙茨认为电影类型的价值不是由它自身的特质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这里所说的功能就是指沙茨理论核心的仪式功能，即一种电影类型有能力将文化冲突和矛盾转化为大众熟悉和能接近的特定的结构形式。1981年出版的《好莱坞类型电影》一书是沙茨将文化仪式研究框架方法用于美国类型电影研究的重要成果。沙茨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思路来研究好莱坞电影类型，并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文化仪式分析框架，即秩序仪式和融合仪式二元对立的美国电影类型分析框架。他认为，作为社会文化冲突的一种仪式解决途径，电影类型主要承担两种不同的仪式功能：一种是秩序仪式，另一种是融合仪式。秩序仪式解决的是文化社群所面对的外在威胁及其解决的问题；融合仪式处理的则是文化社群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电影类型在仪式研究框架下被看成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社群。而电影中的时空则被看作一种文化时空，其中文化空间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占有重要地位。沙茨同时将类型主人公作为电影类型的关键要素加以重视，因为类型社群的文化冲突必须依靠主人公的活化才能推动叙事。他们在电影中的具体形象是由自己的文化功能决定的，“正是主要角色的态度和他们的行动所促成的解决方法，最终区分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3]。从电影类型的时间架构来说，作为一种文化时间，其时间设置是由文化冲突决定的。文化冲突的建立，加剧到决定了电影类型的时间建构。其中，冲突的解决是电影类型的时间设置中最重要的部分。

沙茨还将具体的类型电影研究按照影片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层并展开讨论。这种具体类型电影内在组成的分层讨论与它们的文化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沙茨将一部类型电影分成图像志、角色和场景、情节结构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在类型电影中的灵活组合将文化冲突活化并形成丰富多彩的电影文本。

图像志层是一部类型电影分析的第一层。沙茨所说的图像志属于类型图像，其意义并不通过在个别类型电影中的使用来显示，而必须联系到整个类型系统本身来呈现意义。类型图像志需要在同一电影类型中反复出现和集聚，才能构成观众对这些图像志的经验。

第二层为角色和场景层。类型电影中的角色和场景是由文化社区及其价值结构决定的，实际就是文化冲突的展示。角色是文化功能角色，场景则是文化场景。属于秩序仪式的类型电影中的场景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舞台，代表了基本价值持续冲突的文化领域。这种类型电影往往会出现一些标志性的场景。而属于融合仪式的类型电影中的场景则代表着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其场景上的图像志不如秩序仪式的类型电影那么鲜明和突出。

第三个层次是情节结构层。类型电影的情节结构属于由文化冲突决定的情节结构范畴，故事的线性发展要服从于对立的文化冲突的解决。从结局上来看，类型电影最终颂扬的就是美国文化中最为基本的意识形态戒律。但沙茨认为好莱坞类型电影并没有解决基本文化冲突的功能，它提出问题的能力远胜于回答问题。因为文化冲突有其不可调和的本质，所以只能通过将暴力简化或者与浪漫相结合，在情感的高潮点时结束叙事。好莱坞电影类型与美国意识形态原则更像一个谈判的过程，“既批评又加强我们文化的价值、信仰和理想的能力”^[4]，而沙茨认为这恰恰是好莱坞电影最迷人的地方。

仪式研究框架抓住了电影类型对于美国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回应关系，并按照不同电影对文化冲突的回应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模型，这种理论模型可以被用来把握电影类型最基本的文化意义所在，为美国电影类型寻找到深层结构。总之，将电影类型的文化价值发掘出来是这种研究框架最大的理论价值。

1984年，里克·奥尔特曼写了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电影类型研究的词义/句法研究框架》。他在这篇论文中所建立起的词义/句法的语法分析框架奠定了他整个电影类型研究的基本思路。

当时，美国电影类型研究中关于电影类型的概念存有争论，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电影类型界定标准，从而产生出两种电影类型的影片列表。一种被他称为包容性的列表（inclusive list），这种列表所涉及的某种类型的电影名单极其广泛，但却失去了边界。另一种则是挑剔性的列表（exclusive list），这种列表只选取少量的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放入类型之中。前面我们谈到的沙茨的仪式研究方法采取的就是挑剔性的列表。在众多的美国电影类型中，沙茨只选取了六种电影类型展开研究，并且在这六种电影类型的具体电影的选择上也只是挑选他认为最重要的导演和影片展开论述。这也是奥尔特曼对沙茨的理论建构质疑的重点所在。因为如果采取这种挑剔性的列表进行研究，就很难保证其研究范式适用于所有的电影类型。

在电影类型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在理论界也存有争议。当时，美国学界流行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共时方法来研究电影类型。沙茨的仪式研究范式主要采取的也是共时的研究策略。但是奥尔特曼认为，随着对不同的电影类型的具体研究开展得越来越丰富，好莱坞丰富的电影类型并不是符号学的共时研究所假定的一种同质的展览。如果排除历时研究，仅仅将电影类型看作一种共时的范式，那么电影类型的理论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就如何看待好莱坞电影生产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沙茨所代表的仪式研究法将观众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认为类型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意志与愿望。而与它同时出现的意识形态研究法则强调好莱坞电影的本质是用花言巧语欺骗大众的手段，从而将观众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中。每一种电影类型就是一种谎言形式。

奥尔特曼认为，必须从类型内部入手，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当时的美国电影类型研究中存在的这些矛盾和张力，这也是促使他提出词义/句法的语法研究框架的原因。奥尔特曼将电影类型比喻成一座建筑物，词义（semantic）强调了类型大厦建立所需的材料，也就是一个电影类型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关键元素。句法（syntactic）则强调了电影类型中的关键元素如何组合在一起的问题。奥尔特曼认为，只有同时考虑了词义和句法，采用双重界定来界定一种类型，才能为一个电影类型确定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也才能确定哪些电影能被归入某种电影类型之中。^[5](www.xing528.com)

类型的词义要素好比材料，应该作为语料库的基础，而句法要素则是帮助电影类型建立起界限。电影类型的形成可以看成是一种累积的过程，词义元素稳定和一致后，就形成了词义类型。在这个过程中，词义元素按不同的组合建构起来，直到某种组合方式获得接受并排除了其他的组合方式，也就是相对稳定的句法结构形成了。奥尔特曼认为，一种类型的出现有两种基本途径：一种途径是由相对稳定的一系列词义符号通过语法试验后，逐渐形成一个连贯、持久的句法规则；另一种途径则是相对稳定的句法规则吸收了新的词义符号。按照语法研究框架的思路，词义和句法间的多重联系一旦被认真对待，就能在类型历史、类型理论和电影分析间建立一种新的连续性，进而解决理论界的很多争论。

以上，我们大致梳理了仪式研究框架和语法研究框架的基本内容。有一点很重要，这两种研究框架实际上都建立在结构主义的思想之上，而这恰恰抓住了电影类型的本质特征。当我们从类型的角度去研究电影时，实际上研究的一定是一组电影。电影类型研究试图把握的也是作为群体的电影的特征。能够将一组电影放置于一个类型之中的参考系统也就是这个类型的框架和规则。把握住了类型的框架和规则，也就是帮助每部身处其中的电影生成意义。所以，不论是沙茨的仪式研究途径还是奥尔特曼的语法研究途径都是在试图为电影类型寻找其框架和规则。只不过这两种理论建构强调的重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在借鉴这两种研究范式对电影类型进行研究时，完全可以尝试将它们结合起来。下面，笔者具体分析一下这两种研究框架的侧重点及其结合的可能性。

沙茨的仪式研究框架强调的核心是电影类型的文化仪式功能，这也是仪式研究框架的核心所在。这种研究框架紧紧地抓住了电影类型对于美国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回应关系，也是完全按照不同电影对文化冲突的回应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模型的。其中秩序仪式电影类型和融合仪式电影类型的分类就是按照它们各自面对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方式进行的。由此，仪式研究框架就在电影类型生产者、电影类型与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联关系，抓住了电影类型研究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但是，这种功能主导的研究框架带来的弊端就是，它对挖掘电影类型内在的特质及其变化关注不够。而语法研究框架在这个方面威力巨大。词义/句法的双重框架，不仅能将一种类型的内在结构清晰地揭示出来，寻找到其核心的词义/句法，而且还能考察一种电影类型中词义和句法的变化过程，同时它还有能力去考察那些跨类型的好莱坞电影。这种跨类型现象在好莱坞电影中十分常见，比如将一种类型的词义与另一种类型的句法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出新的电影类型。所以，采取语法研究框架能将更加丰富多彩的电影类型及其跨类型组合揭示出来，大大拓展了电影类型研究的范围。

从电影类型的历史研究来看，仪式研究框架是从外在功能上去把握电影类型的变化过程的。不同时代的美国文化冲突的重点也在不断转移和变化，由此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电影。而对同一类型的内容变化而言，仪式研究框架从问题和解决策略的关系来看待这种变化。它认为，问题就是一个类型最核心的文化冲突，而解决决策的多样性则是这种类型动态的内容变化。语法研究框架则更加关注一种电影类型通过词义/句法的改变所建构起的电影类型历史。奥尔特曼所定义的类型，是一系列由词义符号与句法规则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采用词义/句法的方法，能考察出这种电影类型生成的过程，并且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分析跨类型和亚类型的产生更有效力。

在理论模型的建构中，仪式研究途径借鉴了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神话的研究模型和罗兰·巴特对当代神话的描述。沙茨以电影类型所承担的文化仪式功能为核心，建构起秩序仪式和融合仪式二元对立的电影类型研究框架。可以说，仪式途径的研究是亦步亦趋地完全照搬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沙茨试图以这样的研究框架来寻找美国电影类型的深层结构，并以此来分析所有的美国电影类型。其努力的重点在于类型来自哪里和它们如何在文化之中和文化之上运作，这是沙茨挑选和区别电影类型的基础。这种研究框架所建立的模型属于一种宏观模型，可以用来把握电影类型最基本的意义。

语法研究框架一方面借鉴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也在质疑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缺陷。比如结构主义过于强调共时性，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对电影类型的历时研究是一种抑制。而缺少了历时研究，电影类型研究根本无法进行。语法研究框架则大大强调历时研究对电影类型研究的重要性。结构主义也过于强调关系在结构主义模型中的重要性，认为结构关系能说明意义，所以结构中元素的选择对意义过程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语法研究框架则通过对词义与句法的相互合作的揭示，认为在电影类型的结构模型建构中，要素与关系同样重要。由此，语法研究框架就有能力深入到每个具体的电影类型之中，并在不同类型之间建立起联系，揭示美国电影类型特点和其发展过程中更加细致的内容。我们称这种理论模型为微观模型。

通过以上对仪式研究框架和语法研究框架理论侧重点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说，仪式研究框架的重点在于电影类型的外部研究，而语法研究框架则更关注电影类型的内部研究。如果将它们进行某种结合，能够形成一个内外结合得更强有力的理论研究框架。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对于它们的研究也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1] 关于沙茨和里克在国际电影类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的讨论，可以参看：梁君健，尹鸿.电影类型学国际学术研究的现状分析[J].电影艺术，2015（5）.

[2] SCHATZ T.The structural influence：new directions in film genre study[J].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Studies，1977，2（3）.

[3] 沙茨.好莱坞类型电影[M].冯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3.

[4] 沙茨.好莱坞类型电影[M].冯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1.

[5] ALTMAN R.A semantic/syntactic approach to film genre [J].Cinema journal，1984，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