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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者的素养:创新教学引论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一位希望献身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对知识才华的要求可以说没有限量。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研究者应该明显高于这种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科学研究者说不定哪一天会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可见,只有把广博与精深结合起来,才是教育科学研究者最佳的知识结构。教育科学研究者具备这种深邃洞察力是极为重要的。教育科学研究者正是要养成这种“独具慧眼”的学术眼力。因此,求实求真的严谨学风也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

教育科学研究者的素养:创新教学引论

【作者】喻立森

教育科学研究者是从事理论开发与传播工作的专门人员,承担着发现未知、创新知识、指导实际的任务。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科研兴教”方略的新形势下,教育科学研究者更是责无旁贷地肩负着更新教育理论、指导教育改革、参加教育决策的使命。他们要想堪此大任,不辱使命,就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素养。

广博精深的学识才华。作为一位希望献身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对知识才华的要求可以说没有限量。因为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等于是在知识的海洋里“泛舟”,如果没有广博精深的学识才华,作为“把舵”、“行船”、“闯礁”、“劈浪”的保障,随时会有“触礁翻船”、“葬身鱼腹”的危险!一般地讲,教育科学研究者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知识:(1)教育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学科的知识。这方面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很难描述的。试想,一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本科课程四、五十门,四年苦读,门门要考,还到图书馆、资料室读了很多书籍,经常上网、翻阅报刊,掌握了许多最新信息,但不少人却连一篇像样的学士论文也拿不出来。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研究者应该明显高于这种水平。(2)本研究领域的高深知识。高深的程度永无止境。比如一位硕士研究生,经名师指点,三年奋发,拿出了很有见地的学位论文。硕士毕业后,还要攻读博士;博士学位到手了,还想做博士后。总是不满足自己,不断向高深境界进击。教育科学研究者有了这种刻苦治学,发愤努力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做出高深学问。(3)治学方法的知识。这更是深无底,宽无边了。哲学方面的,科学方面的,方法论方面的,横断学科方面的,名家治学经验方面的,等等。自己觉得够用(相对的)就行。(4)满足求知兴趣的知识。这方面需要学习的知识也很多。“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注: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版,第28-29页。)知识的广博是一回事,知识的精深又是一回事。这里所说的精深,不只是专业知识的精深,甚至还包括相关学科知识的精深。信息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学技术的大分化、大融合趋势在不断加快,知识的门类愈来愈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科学研究者说不定哪一天会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是驾轻就熟还是束手无策?是成竹在胸还是败下阵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维纳指出:“到科学地图上这些空白地区去作适当的查勘工作,只能由这样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专家,但是每人对他邻近的领域都有十分正确的和熟练的知识”。(注:转引自姜念涛著:《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可见,只有把广博与精深结合起来,才是教育科学研究者最佳的知识结构。

敏锐深邃的学术眼力。“学术眼力”不是通常所说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也不只是这些一般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教育科学研究者经过长期磨砺和综合训练之后,所形成的对学术问题特别敏感,对研究对象格外关注,以能够达到“入木三分”、“明察秋毫”这种程度的深邃洞察力。教育科学研究者具备这种深邃洞察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教育科学所探寻的客体是人,是人的教育问题,人的灵魂问题;所要弄清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可以说是人世间最为复杂的因素。只有那些具有深邃洞察力的研究者,才能够像显微镜一样,将看不见的东西“放大”到看得清的倍数;像望远镜一样,将望不到的东西“拉近”到瞄得准的距离。发现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认识起点,是知识创新的根本前提。汉代学者陈献章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注:陈汉章:《论学书》。)这说明生疑、发问很重要,尤其是能够在“不疑处有疑”,这就要看研究者的“眼力”了。目光迟钝者,“形势一派大好”,“没有什么问题”;眼力锐利者,能从“不是问题”、“不成问题”的事件中,洞察出“很有问题”的问题。教育科学研究者正是要养成这种“独具慧眼”的学术眼力。

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发现了问题敢不敢碰,遇到了难关敢不敢闯?尤其是面对学术权威的传统偏见与世俗观念的思想压力怎么办?这是考验研究者素养的关键时刻。害怕困难意味着半途而废,畏惧权威就无法突破创新。困难面前不低头,权威面前不胆怯,尤其是发扬敢于创新的开始精神,这应该成为教育科学研究者一个极为重要的品质爱因斯坦从来不屈从于陈旧的观念和权威的偏见,相反,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时,他还会滋生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心理,感觉到一种尤为舒坦的精神自由。他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注: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0页。)科学研究就是向传统挑战,研究过程就是排除困难,研究成果就是不屈服于传统偏见的创新产物。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注:黎澍主编:《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页。)只有勇往直前,开拓进取,才能冲出科学研究中的“鬼门关”,而进入知识创新的“自由王国”。知识创新,科学创新,可以说一直是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呢?关键是要具有开拓精神。知识创新起码要具备这样四种因素:创新意识,就是说有没有创新愿望;创新勇气,即敢不敢创新;创新能力,即凭什么创新;创新方法,即怎么去创新。这四种因素中其中有两个方面与开拓精神密切相关。(www.xing528.com)

求实求真的严谨学风。科学的本质在于求实求真,科学家的学术生命在于真、善、美合一。因此,求实求真的严谨学风也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求实求真,就是要求研究者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浮躁,不虚伪,不搞“想当然”。赫胥黎在谈到自己的生物学研究时指出:“我要做的是让我的愿望符合事实,而不是试图让事实与我的愿望调和。我们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坐在事实面前,准备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恭恭敬敬地照着大自然的路走。否则,我将一事无成”。(注:转引自贝费里奇著、陈捷译:《科学研究的方法》,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他的这番话,也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科学研究者的座右铭。令人遗憾的是,学风不正一直是教育科学界久治不愈的“顽疾”。20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科学界因为有人出版了一本“剪刀加糨糊”式的教科书,引起了原作者的义愤,有证有据地给披露出来,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然而,现在似乎“平静”多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同类教材多数大同小异,“移植”、“转借”的痕迹到处可见,期刊上的粗制滥造之作多于“过江之鲫”;甚至连专著的撰写也随意得很:结构松散,体系混乱,标题冗长,概念模糊,语句重复,注引丢三拉四,哪还有“学术著作”的式样?哪还有“求实求真”可言?如果说社会风气不正,那是所有人的责任,那么,学术风气不正则是研究者自身的事情。如同马克思呼唤“人性复归”一样,在我们教育科学界是否也应呼唤一声“学风复归”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不倦拼搏的刻苦态度。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既要奠定知识功底,又要扩大认识视野;既要关注理论动态,又要留意实践发展;既要继承历史遗产,又要学习外国经验……整天有看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事,的确辛苦得很,疲惫得很!然而,既然选择此路,只能不倦拼搏;既已“自投罗网”,就得刻苦治学!所以,不倦拼搏的刻苦态度,也应该成为教育科学研究者的素养之一。当今中国急待崛起,强国富民时不我待。世纪之交的教育科学研究者,必须“劳其心志,苦其筋骨”,方能担当起创新知识、改革教育的大任!不倦拼搏的刻苦态度,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研究者成就一番事业,力求在教育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内在需要。大凡做学问的人,素以谦虚、退让为美德,然而内心深处都渴求成功,都想抢占到某个学科前沿的“制高点”。那么,马克思的这段名言就是最好的座右铭:“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注:黎澍主编:《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页。)

教育科学研究要求于人的方面很多,远不是上述五个方面能够概括完整的。研究者只要能依德行做人,凭良心治学,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渴求的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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