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世界贸易研究所所长托马斯·考蒂埃 (Thomas Cottier) 教授在谈到当前的金融危机时认为“金融危机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危机，尤其是法律、经济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危机”[21]。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通过设立消费金融公司这样一类新型金融机构，来促进我国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但遗憾的是我国立法的脚步并未跟上消费金融改革的步伐，使得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消费者在面对无力偿债的困境时无法获得救济手段，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在这一问题上，信贷消费发达国家的法院外消费者债务清理制度为我国提供了借鉴。该制度可以在不撼动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中企业破产原则的基础上，为消费者债务人提供法院外的案件和解途径，为我国消费者债务清理制度的立法危机指明了现实可行的解决方向。
[1] 郭玉军、甘勇: 《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DR)介评》，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第127页。
[2] Alan B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weet＆Maxwell，1999，p．218; 郭玉军、孙敏洁: 《美国诉讼和解与中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19页。
[3] 郭玉军、孙敏洁: 《美国诉讼和解与中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20页。
[4] Röhl，K．F．，Rechtspolitische und ideologische Hintergründe der Diskussion über Alternativenzur Justiz，in E．Blankenburg，W．Gottwald＆D．Strempel(eds．)，Alternative in der Ziviljustiz，Köln: Bundesanzeiger Verlag，1982，pp．15-27; Citing from Nick Huls， Overindebtedness and Overlegalization: Consumer Bankruptcy as A Field f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20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143，155-156(1997)．
[5] Nick Huls，Overindebtedness and Overlegalization: Consumer Bankruptcy as A Field f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20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143，155(1997)．
[6] Nick Huls，Overindebtedness and Overlegalization: Consumer Bankruptcy as A Field f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20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143，151(1997)．
[7] 张敏、赵元勤: 《对英美ADR实践的法哲学思考》，载《法治论丛》2003年第18卷第6期，第57页。
[8] 汤维建: 《破产和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第39页。
[9] 在破产和解制度上，素有和解分离主义和和解前置主义的分野，和解分离主义是指在立法上对破产制度和和解制度采取二元立法，分别加以规定，两种程序并行; 和解前置主义是将和解法和破产法统一在一部法典中，法院在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应先进行和解。从传统上说，采取和解分离主义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欧陆国家，例如瑞士、丹麦、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挪威等; 采取和解前置主义的国家主要是英国，但近年来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也转向和解分离主义。
[10] 诉讼契约是民事诉讼理论上的一个范畴，它不同于民事契约，尽管它也是诉讼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共同意志表现的结果，但它的目的不在于或不直接在于设定变更或消灭民事实体法律关系，而在于通过它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改变诉讼程序的发展方向。民事诉讼中这类契约有许多，比如选择管辖的契约、约定交付仲裁的契约、合意停止诉讼程序的契约、撤回诉讼的契约、诉讼上的和解协议等。诉讼契约有三大特征:一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得为之。亦即，诉讼契约的订立都是由法律所明文允许的，法律未作规定的，则推定为不允许。二是当事人之间订立诉讼契约，必须直接向法院做出，并受法院的审查和监督，法院有权将它否决。三是诉讼契约一经法院认可，随即产生法律效力。参见汤维建: 《破产和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第40页。
[11] 关于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3章规定的程序，有学者认为其属于适用于有固定收入的自然人的重整程序，参见［美］戴维·G． 爱泼斯坦、史蒂夫·H． 尼克尔斯、詹姆斯·J． 怀特: 《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1页;有学者认为其属于破产和解程序，参见文秀峰: 《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研究——兼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115页。笔者认为第13章属于破产和解程序和破产重整程序的融合，美国破产法在引入欧陆国家和解程序的时候，将和解和重整融合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无论章节的名称是“重整reorganization”还是“调整adjustment”，在程序设计上都涵盖了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类似的章节还有第9章、第11章和第12章，这四个章节的程序都是属兼具和解和重整性质的混合型程序，只是适用于不同的对象。(www.xing528.com)
[12] 资料来源: http: //news．bankruptcy．hk/898．typepad．com/bankruptcy_ news/drpdebt_ relief_ plan/index．html，2009年12月15日访问。
[13] 就个人破产案件而言，1997年全年仅有829件破产申请案件，其中639件受颁破产令，而1998年个人破产申请案件数为1362件，其中有893件受颁破产令。到了2002年每个月都有超过1000件的案件申请量。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破产管理署统计数字，资料来源: http://www．oro．gov．hk/cgi-bin/oro/stat_c．cgi，2009年12月15日访问。
[14] 李思行: 《香港经验——恶意破产应设防卫机制》，载《经济日报》2006年2月22日第A14版。
[15] 何东、姚欢恩、李剑雄: 《亚洲区的个人信贷增长情况》，载《香港金融管理局季报》2005年3月号，第18页。
[16] 林继恒等: 《破产法修正暨债务清理法制之研究》，载《“立法院”部会报告》2006年第6届第3会期，第12页。
[17] 参见［日］佐藤铁男: 《日中比较破产法概论》，载《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3期，第60～61页。
[18] David T．Stanley and Marjorie Girth，Bankruptcy: Problem，Process，Reform，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1，p．207．
[19] Jason J．Kilborn，Comparative Consumer Bankruptcy，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7，p．21．
[20] 魏志斌、徐楠: 《西城法院调研初新经济环境下信用卡纠纷案件特点》，资料来源于北京法院网: http: //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 id=76949，2009年9月7日访问。
[21] Thomas Cottier，Challenges Ahead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9，12，p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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