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范村的年节生活及现代传媒的影响

以电视、电脑、手机等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及其传播效应给三德范人的文化生活造成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如上所述，我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如认为三德范管理区将“传承人”的认定和扶助问题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办法息事宁人了。进而，又会让读者有一种村庄发展落后，信息流通闭塞，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隔绝的印象。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的普及早已将国家和民众勾连在一起，并深刻影响了农民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随着视听技术和现代传播的发展，普通大众可以通过便携式设备随时随地向外发布消息，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文化风景线。

毋庸置疑，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对乡民们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当前，至少完整地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80后”“90后”“00后”陆续成为村庄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遥遥领先于自己的父辈。此外，因为近十年来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价格的直线下降，质优价廉、品牌款式多样的电脑、手机早就成为青年人的生活必备品。即使是年近耳顺之年的中年人，熟练地操控微信、微博乃至各种直播平台都成了令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乡村的娱乐设施和消费文化空间相对单一，儿童“网络成瘾”的现象同样是令农村家庭头疼的问题。在父母成为“低头族”的同时，孩子们也爱打游戏、整天待在电脑跟前。实际上，现代传媒对村落生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反作用于乡土生活的事实，要远比那种“人们的口头交流削弱了”，或者“农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增强了”等判断复杂得多。体现在三德范扮玩期间，所谓的“现代传媒”主要是以摄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自媒体）等可以总称为“传媒艺术”^[68]的面孔出现的。

根据村民们的口述资料和可以查阅到的影像资料，最迟在2007年，三德范村就有了从济南市其他区、泰安市等地赶来采访、拍摄的媒体。当时，这些媒体大部分隶属于本地的章丘电视台或《章丘日报》。每当记者们走后，总有细心的村民在当天或次日的报纸、电视台上看到或从电台听到相关新闻，少数村民还十分幸运地“上了电视，露了小脸”。在信息交流不十分发达的年代，能够上电视、报纸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大事，因此村干部和村民们对待记者的采访、拍摄和场面调度的热情很高。由于三德范扮玩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媒体的采访也逐渐拓展到了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春节期间收看章丘电视台的节目逐渐成为三德范村的一种风尚。渐渐地，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号越来越响，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各种有采访、拍摄诉求的传播者越来越多。三德范村开始是疲于接待，后来干脆让熟悉村落情况的村干部冯昭宝当“新闻发言人”。就冯昭宝的个人感受而言，自认为对待媒体也有一个“先热后冷”的过程。

问：我经常能在网上查到您的资料，好几年以前的都有。现在怎么越来越少了？

冯：一开始是很新鲜，现在是有点怕了。

问：为什么呢？

冯：因为三德范这么多能人，很多老百姓说我：你太能（精明）了。章丘电视台、济南电视台、山东电视台，放出来的都是你。三德范就是你能耐啊？所以现在采访我，我是高低不录像的。

问：那也就是说，您对媒体的态度从新鲜变得冷淡了？

冯：这可是你说的。我心里可能这么想，但我绝对没这么说。(www.xing528.com)

问：那么这种态度有一个变化的时间点吗？比方说哪一年呢？

冯：（沉默，笑）我的回答完毕了。

因媒介文化受到改变的不仅仅是冯昭宝个人，在三德范扮玩项目“芯子”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特别是随着2014年三德范村入选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记住乡愁》栏目，章丘电视台、济南电视台、齐鲁电视台、山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从电话访谈到实地拍摄，年节期间光顾三德范村的各类媒体出现了几何级的增长。此外，除了新闻记者，从全省各地，特别是省会济南主城区专程赶来拍摄扮玩的各类摄影爱好者逐渐增多。这些摄影爱好者通常由各类协会组织，集体乘坐大巴车，以“组团访问”的形式进入村落。他们年龄在60岁至70岁之间，虽然着装很少统一，但是身上的各种“衣兜”非常多（指摄影背心）。村里的老人们认为衣裳裁这么多衣兜，“是很邪乎的一个事”。2015年正月十五大扮玩，就一次性来了五辆大巴车，三百多位摄影爱好者。有时为了拍摄一个镜头，这些城里人会在冬日凛冽的寒风里，蹲在、坐在或躺在地上拍摄，这让很多年龄相仿的村民在很长一段时间感到不可思议。此外，这些摄影爱好者们通常会十分热情地跟村民搭讪，一般在打听好活动细节后，各条巷道正在筹备“化装”的住宅就成了他们最爱光临的地点。大概从这年起，人们才真正熟悉并逐渐总结出这些摄影爱好者的特点：他们大多是退休前后开始喜欢摄影，而且退休后还有不菲的退休金。他们之所以能集体活动，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各种“摄影家协会”。

摄影爱好者对扮玩活动以及村民们的生活观念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影响。^[69]此前，村民们习惯在电视里偶尔看到扮玩队伍的身影，但是因为这种新闻报道取景时侧重全景，仰拍、俯拍的远景镜头比较多，除了个别受访者，很少有人能够“上镜头”。而这些摄影爱好者们拍摄时侧重艺术性，各种近景、特写镜头会将很多村民拍摄得熠熠生辉。但遗憾的是，只有少数摄影爱好者会在元宵节后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村民。这种近乎“忘恩负义”的行为让很多村民愤愤不平，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打击和消磨了村民们接待外乡人的热情。

更有甚者，在扮玩队伍按照次序、队形和节奏正常演出的时候，有的摄影者为了抢拍一个满意的镜头，闯进队伍里面，要求演员们重复甚至定格某一个动作的造型，以便自己以最合适的角度重拍错过的瞬间。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追求不但容易给组织者和表演者造成困扰，有时甚至还违背文化事实，造成“外行看热闹，内行看了笑”的情景。例如，笔者就曾注意到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

2016年2月20日是农历丙申猴年正月十三。下午五点左右，村民们正在准备天黑后以“游灯”为主题的演出。此时，留守在村内的摄影爱好者有的坐在大巴车里取暖，有的忍着寒冷在村内溜达着寻找一些精彩的瞬间。有摄影爱好者发现在落日的余晖里，有位五十岁上下的乡民背朝着高大的玄帝阁，身上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正端坐在巴漏河东岸桥头的大青石上，遥望着远方呆呆出神……大概这几位摄影爱好者觉得乡民、落日、晚霞的画面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构图，所以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嚓嚓嚓”一阵乱拍。这位闲坐的村民听到身后的动静后张望了几眼，赶忙起身走了，脸上的表情很不自在。摄影爱好者们则看起来并不以为意，他们大概已习惯了这种抢拍、抓拍的方式。几个人打开各自的数码显示器比较着，仿佛在互相评论各自抓拍技巧的高低。

从传播的角度看，传统乡土社会的媒介形式很难界定，无论是故事还是新闻，熟人社会的消息传递几乎都是通过部落文字、图像进行的。“口耳相传”是一种近乎单一的媒介文化和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媒介将乡土世界重新进行了切割、建构，这类现代媒介对乡土世界造成的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揭示。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自媒体的萌芽、兴起与壮大，传媒艺术和乡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发展更是引起了史无前例的磁场效应。一方面，发生在乡土社会的艺术民俗活动，在艺术效果上往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使人情动于中而发于“外”。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另一方面，媒介文化又促使以扮玩为代表的民俗出于适应消费社会的需要凸显为一种文化资源。借此，艺术民俗加速表现出商业性、政治性与娱乐性等特征，最终使得它从“神圣”价值向世俗价值实现了全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