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税收规避发展成因

四、公司税收规避的发展成因

公司税收规避的盛行，除了归因于现行法律体系不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不连贯，客观上诱使公司通过开发税收规避交易产生不合法的结果外，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表明，由于1986年税制改革之后的制度诱因、税收规避专业供方市场的形成，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参与一项税收规避交易可以获取相对成本收益优势。⁽¹⁶⁾

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中均衡分析的另一种方法。波斯纳曾提出，如果我们对人类行为模式进行一般性的概括，就会发现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是任何人进行理性决策时必须遵循的方式。⁽¹⁷⁾理性人的假设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经济行为中人们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其首要目标是最大化股东价值。由于公司收入是股东价值的主要来源，因此公司必须不断寻求创造或增加收益，这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或减少成本来实现。而税收是公司的主要成本之一，因此，公司当然存在最小化税负的动机。公司参与税收规避的首要利益动机是节省税负。从成本效率角度考虑，如果一项税收规避交易的收益（所节省的税负）超过了可能支出的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公司将参与税收规避。另外，由于税收规避的专业性，税收规避方案的供给也会影响税收规避的需求和成本—效益分析。

（一）1986年税改法案对税收规避供求的影响

对税收规避的需求方来说，1986年税改的结果加大了公司利用税收规避的动机。1986年税改法案一方面通过将边际税率从46%降低到34%，减少税收规避的吸引力。边际税率减少，意味着每减少一美元应税收入，在1988年较之1986年要少交12美分的税收。另一方面，为保证财政收支平衡，通过拓宽公司税基来抵消因税率降低造成的税收收入减少。同时，1986年税改法案也取消和减少了许多公司税收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扣除等。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尽管边际税率下降，但公司收入的平均税负却上升了。因此，1986年税改后，从公司税基中屏蔽收入相对以前更有利可图。此外，1986年税改法案也废除了总效用原则，该原则许可对全面清算基础上的资产评估增值免纳所得税。总效用原则的废除可能刺激纳税人从事更侵犯性的税收筹划，⁽¹⁸⁾以避免当处置公司资产时就评估增值额缴纳公司税收。1986年税改后不久，引起多方普遍关注的现象是，纳税人过度利用债务作为税收的规避形式，这种现象也可能部分归因于诸如加速成本回收等规避形式被废止的缘故。这种现象最终因为多重原因而消失。例如，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能增加公司杠杆效应的工具——杠杆并购，也几乎已消失。⁽¹⁹⁾由财务公司支付的净利息在90年代也日渐显得不重要。有统计数据显示，至1997年，利息收入仅占非财务公司资本收入的14%，相对20年前占资本收入比重的35%，下降了60%。净利息的减少部分由于公司法定税率的下调，这种下调减少了已付利息可扣除的税收利益。此外，诸如90年代下调利率等其他因素，毫无疑问也是主要原因。上述这些变化的综合结果是，促使公司有更强烈的动机细察、挖掘税收法典的细微之处，以寻求减少税负的方法与技巧。

就税收规避方案的供给而言，1986年税改促进了税收规避专家型供给市场的形成。通过打压个人税收规避，1986法案推进了公司税收规避专家型供方市场的形成。如上讨论，1986年法案通过减少边际税率、取消投资税收扣除与资本收益优惠，制定大量扣除法规，来对付个人税收规避。据财务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在减少个人税收规避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取消这些规避，可能释放了技能型、自由税收从业人员和税收规避推销者的供给能量，从而在90年代成为一种职业资源转向公司税收规避领域。因此，1986年税改法案的结果，不仅增强了公司进一步减少税负的内在需求，同时，也创造了能专心寻求新奇方法避税的专家型供方市场。

20世纪90年代财政繁荣时期，纳税人作为“经济人”有内在的减低税负需求，在税务专业人士的推波助澜下，通过综合运用复杂的财务工具、深奥的法律手段以及公司、合伙和信托等组织架构，利用税收法典的复杂性特点制造大量账面损失来抵销应税收入，从而形成了真实存在的税收规避市场。⁽²⁰⁾在这个税收规避市场上精英职业人士扮演着重要角色。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都纷纷参与设计、营销数百种有用的税收规避产品，美国国会常设附属委员会调查毕马威案件的证据表明，潜在的滥用和非法的税收规避的出售已经成为美国蓬勃的产业（lucrative business）。会计师、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这样的专业机构都已经成为这项事业的主要发展者和推动者。⁽²¹⁾此外，税收规避还导致公司资源的浪费、税收执法的不公平以及人们对税法制度的不信任等税法问题。⁽²²⁾

（二）参与税收规避的成本降低(www.xing528.com)

1.相关技术进步的推进

财政金融尖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公司参与税收规避交易的经济成本。在税收规避方案的供求市场上，随着税收和财政金融专家对税收规避交易方案的设计更加娴熟，意味着这些策略的供给成本将下降。因为有许多老练的财政金融税收专家提供规避策略，纳税人便欣然接受，从而降低了实施复杂交易的技术成本。根据纽约州律协提供的资料显示，“基于对可观的经济激励的完全理性预期，投身公司税收筹划的才华横溢的专家之绝对数量在戏剧性地膨胀。参与这项事业的技能型专家与现代的、高尖端的财务金融工具联姻。”⁽²³⁾计算技术能力和尖端财务软件的实用性不断增强。金融市场戏剧性地扩张，产品推陈出新，成就了以较低成本设计新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而这些产品成为高尖端的公司税收规避方案的“发动器”。此外，随着参与者从市场上所获经验的积累，在技术密集型公司，税收规避市场的壮大降低了现行规避方案的运行成本和新方案的开发成本。另外，怀揣技能的雇员频频跳槽，并四处传播；商业学院也提供深奥的金融项目、教授边缘性数学技能和高级计算机技术，这些因素都助长了税收规避的发展。

2.社会文化的影响

就社会文化层面看，由于社会对待税收规避态度的变化，减少了公司参与税收规避交易的精神成本。一些评论家分析认为，公司税收规避活动的增加，是税务顾问和公司执行层易于接受侵犯性税收筹划的态度之反映。换言之，参加税收策划型交易，规避税收的精神成本似乎已经消失。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个人税收规避的盛行，分析人士认为部分归因于人们普遍意识到税法典存在不公平。⁽²⁴⁾为平衡这种表面上不公平规则的效果，应该赋予纳税人进行税收规避的自由。⁽²⁵⁾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文化背景下，纳税人可能更愿意选取侵犯性的税收形式。同时，公司管理人员也对他们财务报告收入的税收效果给以极大关注，逐渐将其税务部门视作利润中心，而不是通常的行政与后勤支持机构。有效税负可能与税后利润一样，被单独作为考量行政管理效率的指标。这样，就会给公司的财务高管们更大的压力，从而寻求通过税收规避方式产生税收节余。当然，上述原因会对税收规避市场的新加入者造成极大竞争压力，从而使他们处于相对竞争劣势。事实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可能通过测试竞争对手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试图确定各自的相对税收形势。简言之，如果一家公司在低税管辖区运营，利用税法特别优势，或参与税收规避，则其他对手可能被迫处于市场跟从者地位，从而事实上影响到市场自由竞争。

（三）实际征管效率降低及其他原因

被审计的概率逐年呈下降趋势，税收规避被查处的风险降低。税收征管博弈分析表明，一项税收安排被识别为税收规避并被查处的概率，取决于税务审计的概率。⁽²⁶⁾作为风险规避型的纳税人，如果意识到审计风险过低，可能更愿意选择侵犯性税收安排。据美国的相关资料显示，近些年资产过10亿美元的大公司被审计的概率戏剧性地在降低。如1980年有77%的该类公司被审计，至1990年，审计率降为59%，1997年只有35%。审计率下降可部分归因于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胀导致的大公司数量的增长。比如，同是资产达10亿美元的大公司，在1980年的就要比1997年的大公司事实上大许多。⁽²⁷⁾尽管审计率是税务执行活动的不精确指导，但对公司税务部门来说，意味着被发现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得多。⁽²⁸⁾

此外，公司税收规避的盛行还由于美国法定反滥用规则仅限于特定情形，不适用于绝大多数公司税收规避，而且反避税司法标准适用的不一致，导致多数侵犯性纳税人选择最有利的法庭意见为自己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