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与清初经学：六经皆理的核心思想

从高攀龙至顾炎武皆没有忽视义理对于六经的重要价值。乃至之后《四库全书》经部总叙认为：“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76]李光地经学思想的核心为“六经皆理”说，他指出经中皆有义理，义理是经学的最高价值。他认为六经所言，“仁义”二字就可概括，也就是“性”。他说：“性者，仁义也，其文《易》《书》《诗》《春秋》总言之也。”^[77]考虑到李光地“理即性”的主张，认为“程子言‘性即理也’，今当言‘理即性也’”^[78]，“理即性也，是万物之皆备也。”可见在他眼中，六经乃言“理”之书。

李光地在六经中尤其注重《春秋》，其原因正是该书蕴含天理人性。他说：“《春秋》……万世之大经大法，灿然具备。微而显，显而微，一归义理之精，无非自然之则。”^[79]又说：“《春秋》善恶并书，而其教主于存天理。”^[80]李光地认为六经中蕴含的理，皆因孔子而成，孔子是“义理”的重要来源。他指出经典本平淡无奇，但因为有孔子删改，加入了天理仁义的内容，这才提升了它的文本价值，他说：“尼山造化在其手，《易》本卜筮之书，《春秋》本记事底档，《书》亦流传的数篇古文，《诗》本风谣乐歌。一经其手，便都道理完备。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何等手段。”^[81]“孔子留下几部经，部部精妙。……在圣人手中一过，便纯粹无伦。”^[82]李光地认为在经学研究中，应时刻检验经典，体会孔子所讲之理，他说：“夫子所留下的书，万理具足，任人苦思力索，得个好道理，若是他不说的，所见毕竟不确，久便自见其弊。如所见实在精当，再向他书上细心寻求，却原在里面包著。”^[83]

高攀龙、归有光、钱谦益、顾炎武等人虽也看到了经学的义理价值，但更注重的是如何明道的手段，在他们看来目标远远没有审字辨音的手段重要。而李光地关注的是经学之义理，他更追求经学研究的目标，因此他对于义理的价值、义理的来源多有阐述。李光地从“理”出发认为经学的研究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训诂、考据，经学更应该关注个人的日常饮食起居、衣食住行，关注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在李光地眼中，应倡导“通经致用”的思想。他说：

六经皆是言天人相通之理，然犹零碎错见，惟《诗》全见此意。《国风》所言，不过男女饮食之故，《雅》虽贤人君子所作，所言亦不过此，即三《颂》中，居歆奏假，洋溢同流，亦总不出此。……我辈此时饮一杯茶，点一盏灯，厮役之侍立，偶然之颦笑，得其理便是天道，无有间隔。^[84]

李光地认为六经所言皆是天人相通之理。所谓“天道”，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理，如“男女饮食”“饮一杯茶，点一盏灯，厮役之侍立”之类。《诗经》中不仅仅《国风》，就连《雅》《颂》讲的也是百姓的日用饮食。

李光地认为六经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他说：

《诗经》道理，不出齐家、治国平天下。二《南》从齐家起，《雅》则治国平天下，《颂》则天地位，万物育，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然其理，不外于修身、齐家，大指如此。^[85](www.xing528.com)

又说：

天将以极道徳功力之变，而启《易》《书》《诗》《春秋》之学也。《易》《书》《诗》《春秋》之学既兴，道徳功力之变既定，则天理具矣，人事周矣，圣人之经世道法备矣。由是则行皇道而皇，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霸道而霸。^[86]

李光地论“六经之理”，其范围不出家国之事，大到治国之策，小至个人的日常行为，一举一动，更涉及世界万物的发展规律。六经之道即圣人经世之法。可见，他讲的“理”主要指具体客观事物而言，是道理之理，与程朱理学所指世界本源的“理”是不同的。正如杨昭楷所说：“六经之道，一实而已。汉之传注，唐之义疏，皆本圣人之实事实理……盖六经者，实事实理也；而经学者，实学也。”^[87]

李光地强调六经之理乃修齐治平之理，表现出他趋实去虚的学术特点。因此，李光地虽然从经学中讲理，但讲的是实理、实事，并非程朱陆王的形而上学。他说：“实在事物为理。”^[88]“理本以事物言。”^[89]“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不相紊乱，这是理。”^[90]“吾学大纲有三：一曰存实心，二曰明实理，三曰行实事。”^[91]“经书所言，皆当日行事之实也。”^[92]李光地所论之理，与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口号若合符节。顾炎武说：“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93]“‘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94]“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95]

清初学术的一大特点即形而上学的衰落^[96]，从李光地的经学思想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李光地的经学中，既没有完全走宋儒的义理之路，也没有走汉儒的考据之路，他更倾向于认为经学有助于治理国家。义理的价值在于此，经学的价值也在于此。他论理为实理，注重兵法、经济、水利等事。“通经致用”在李光地“六经皆理”说中表现较为鲜明，因此对待李光地的学说不能较一般程朱理学家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