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雷希特：文化史家与边缘人

19世纪下半叶，历史科学在德语世界逐渐具备一门独立学术学科的地位，历史研究亦逐步专门化、职业化，政治史作为核心研究视域、历史主义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德国历史学者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的学术活跃期恰与之重合，但其主张文化史路径、汲取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以“民族”替代“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试图探索宏观的人类史及普遍史等史学方法与观点使得他几乎立于这一时期德意志历史学界的对立面，也因而被评价为德国历史学界的“叛徒”“边缘人”^[1]，兰普雷希特对常规历史学标准的反叛也使得马克斯·韦伯直白地评价他为“江湖骗子”。^[2]正如学者荣格·齐格林（Roger Chickering）在研究中所述，兰普雷希特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耐心的青年人，要在这样一个充斥看规范的环境中生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3]

兰普雷希特在史学研究中的求异思维或与其性格特征及生命历程密切相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一位接受过正统学术训练的历史学者，他亦以历史科学研究为志业，不同之处在于，兰普雷希特并未以寻求真相作为其研究的目的，而是将历史科学的发展等同于历史方法的进步及历史领域系统的、概念化思维的兴起。^[4]为此，他几乎倾尽己力，即使在方法争论时期几乎处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也依然对历史科学、文化史的意义与价值充满信心——“历史科学在19世纪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文化史学在20世纪将在人类一统的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好地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各民族间的理解与同情，政治与史学发展同步”。^[5]其文化史学方法的构想确逐步与这一目标接近。(www.xing528.com)

可见在兰普雷希特“文化史家”的自我定位与他者对其“边缘人”的评价之间存在看较难弥合的缝隙。由此，我们将通过兰普雷希特的论著探寻其自我定位、“文化史”方法的主要特征，梳理部分同时代及后辈学者对其论著与史学方法的评议，并尝试比照兰普雷希特自我定位与其在史学史脉络中固有形象之间的差异及产生缘由，最后略论史学家自我定位及他者评价比照研究的学术意义与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