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金融生态效率研究综述

Schumpeter（1934）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金融环境发展对企业基础创新的影响，认为有效的银行业和金融业能够通过识别企业家产品或生产过程创新的最佳时机促进技术进步［1］。

La Porta，Lopez-de-Silanes，et al.（1997，1998，2000）对法律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各国不同的法律传统与各国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和私人合约环境提供方面高度相关，进而导致了各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以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为例，以法国为代表的成文法系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相对较弱，市场也最不发达，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做得要更加到位，进而导致资本市场较为发达。两人对49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与法律体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法律环境的确与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规模与广度之间有高度相关的关系［2］。

Levine（1998）考察了银行部门发展与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债权人的权利不同，法律执行效果也不同；银行部门发展的国别差异一半以上也可以从法律体系在债权人权利和执法效率两个方面的差异得到解释［3］。

Demirgüç-Kunt and Levine（2001）则是聚焦于政府腐败程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与政府的腐败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150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腐败程度越低，资本市场越趋于由市场主导［4］。

Gylfason and Zoega（2002）利用索罗模型对1965—1998年8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对自然资源依赖度越高的经济体其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即金融发展环境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5］。

Fase and Abma（2003）考察了东南亚九个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研究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中货币复杂性、金融中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测试熊彼特假说。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政策很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6］。

Kregel J（2004）则对资源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环境保障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种资产负债表管理办法，以改善发展中国家接受大量资本流入的金融稳定［7］。

Ergungor（2004）对成文法和大陆法的影响做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其研究表明成文法国家的金融体系更倾向于银行主导，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成文法法律体系在解释法律上的不灵活性，最后银行往往成为“合约的主要执行人”；而大陆法法律体系由于其法律体系的灵活性，其能更有效地解决突发情况，对资本市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8］。

Cuervo（2005）研究了创业的个人和环境因素，认为金融环境影响初创企业发展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在广泛意义上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二是通过影响初创企业或新兴商业模式的融资特征进而对初创企业的发展产生约束效应［9］。(www.xing528.com)

Niskanen（2006）以芬兰小型企业为例，研究了银行主导的金融环境下企业贸易信贷政策的决定机制，指出银行主导环境下信贷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是卖方贸易规模扩张的重要决定因素，大型公司以及具有强大内部融资能力的企业倾向于不使用贸易信贷，而流动资产占比较高的公司以及背负债务重组的企业倾向于使用贸易信贷。此外，该文还指出金融中介机构信贷政策紧缩以及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将会增加公司使用贸易信用折扣的可能性［10］。

Booth，Junttila，et al.（2006）研究了金融环境在企业研发支出（R＆D）的股票市场估值中的作用。该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体系越以市场为基础，R＆D支出越以股票市场进行估值，金融发展的程度对于企业研发支出的估值并不重要，而且在控制了许多公司和国家的差异之后这一结论仍具稳健性［11］。

Kwok and Tadesse（2006）系统研究了民族文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认为民族文化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金融体系起着重大作用。具体而言，一国的风险偏好与其金融结构具有相关性，风险偏好型国家更偏好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市场，而相应的风险规避型的国家则更喜欢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12］。

Aggarwal and Goodell（2009）通过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一国融资偏好的法律、文化和其他国家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股票市场融资的偏好程度与防止腐败的努力相关，而其偏好的负面影响因素既与银行监管机构的强大力量有关，又与全球化和英国法律渊源有关。此外，该文发现在次不发达国家中普通法和社会开放促进银行发展的程度要高于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13］。

Askari H，Iqbal Z，Krichene N，et al.（2010）通过回顾历史上的动荡和不稳定事件，探讨了当前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及其原因，指出了传统体制下固有的金融不稳定的根源，提出了一个可以保障伊斯兰金融稳定的有弹性的金融环境，并认为在伊斯兰体系或类似体系的任何其他制度下，这些危机都可以得到缓解［14］。

Beck（2010）对金融发展中的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源型经济体具有更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其银行流动性更强，资本更加充足，利润更高，但很少给企业贷款。总的来说，金融发展中有一种自然资源诅咒现象，它更多的是针对企业而不是家庭［15］。

Yuxiang and Chen（2011）利用1999—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中的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矿产资源丰富程度通过影响贸易开放、金融改革、社会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对金融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即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比资源贫乏的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慢，并指出金融发展是资源丰富程度影响经济成就的重要机制［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