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效率综述：从多个角度解读

1.2.4.1　国外生态效率研究

“生态效率”的概念最初是由巴塞尔的研究员Schaltegger和Sturm在1990年提出的，他们在研究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价值与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过程中，通过生态改进和经济发展的结合，将环境和经济连接起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委员会(WBCSD)在向里约地球峰会提交的《改变航向》(ChangingCourse)中首次阐述了生态效率的概念，即“生态效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与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一个至少与地球的估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来实现的。它是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价值与在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过程中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比值。”并且随后于1996年对生态效率进行进一步解释，认为生态效率是生态改进和经济发展的结合，它“使得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经济两根绳连接起来”，它是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是否均衡发展的判断标准之一，可以通过生态效率的高低来测量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性。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的生产及服务过程中引入生态效率，进一步对生态效率的概念进行扩展，自此生态效率的研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国外对生态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或行业生产及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中以行业生态效率评价最为广泛。在企业生态效率评价方面。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委员会(WBCSD，1998)通过对生态效率的评价分析，从增设环境部门;拟定环境目标，建立环境绩效评价体系，研发监督和执行;着力减少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污染;推行清洁生产技术;优化工艺流程，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有限考虑污染预防六个方面提出建议，认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除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之外，应从长远角度出发，制定严格的环境目标，在整个产品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优化的工业流程及有效的管理制度，尽可能有效利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Wall-MarkowskiC等(2005)在输入端考虑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土地使用三方面的投入，在输出端考虑废水、废弃废物的“三废”排放、有毒物质的使用和排放，从管理学的角度增加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原材料滥用和潜在的风险指标，对德国BASF集团企业生态效率进行评价，为未来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行业生态效率评价。Dahlstrom等(2005)在对英国钢铁和铝制品产业资源效率和资源生产率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近30年钢铁和铝制品行业的生态效率进行了测算。Morales等(2006)通过重新构建生态效率测算函数，分别计算了采用清洁生产及相关措施后的企业经济效益及生态收益，进而对墨西哥石化行业的生态效率进行分析。J.VanCaneghem等(2010)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安塞乐米塔尔集团为例，采用调整后的指标评价体系对钢铁产业生态效率进行估算。K.Charmondusit等(2011)以泰国马塔府工业区的石油和石化集团为例，输入端选取选取物料消耗与水资源利用两个指标，非期望产出以有害废物产生为主，分别对该区石油及化石集团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评估。G.Oggioni等(2011)利用DEA数据包络方法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构建了一个生态效率评价模型，并据此对世界各国水泥行业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

区域生态效率评价。MelanenM.等(2004)将人口、健康、安全教育和文化等因素引入区域生态效率评价体系中，对芬兰Kymenlaakso地区生态效率进行评价。SeppalaJ等(2005)利用生命周期评价分析方法，针对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选取合适指标，建立了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生态效率进行测算。Hu、A.H等(2005)以资源消耗为投入，污染物的排放为非望产出，税后利润为期望产出，对产业集聚区内的单个企业以及整个工业园区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衡量。

1.2.4.2　国内生态效率研究

1.对不同层面生态效率的研究

在企业层面上。张亚连等(2011)从企业业绩评价角度出发，将生态效率的概念引入业绩评价中，认为企业应将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综合作为企业发展的统一目标，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以较少的生态环境影响实现较大的经济效益。戴铁军和陆钟武(2005)将生态效率分解为资源效率、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三个方面。以某钢铁企业为例，通过分别计算企业生产过程的三个效率值，综合评价钢铁企业生态效率状况。李兵等(2007)以某一企业为例，将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与生态足迹计算方法相结合，通过对企业原材料、能源、水、交通、垃圾以及建筑用地生态足迹的计算，最终得出代表单位生态足迹产值的企业生态效率值。刘永红等(2012)从投入产出角度，在输入端选择吨钢综合能耗、吨钢新水能耗等指标，输出端以吨钢烟粉尘排放量、吨钢SO2排放量、吨钢COD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以钢产量为期望产出，利用DEA分析方法，采用改进的基于投入的CCR与BBC模型，计算了太钢、宝钢与武钢集团的生态效率值，并对钢铁企业的生态效率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

在产业层面上。毛建素等(2010)在产业生态学原理基础上，通过对工业构成及工业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分析，将生态效率分为能源效率与环境效率，并且进一步将环境效率分为废水排放相关环境效率、固废排放相关环境效率、SO2排放相关环境效率、烟尘排放相关环境效率及粉尘排放相关环境效率等五类子环境效率，以中国2007年工业数据为例，对包括能源效率与环境效率在内的工业生态效率进行了估算。李虹和董亮(2011)通过对风电、火电的经济和环境效益的比较，对我国电力产业绿色就业的生态效率进行评价。汪东、朱坦(2011)以环境污染排放与资源消耗为投入，以各地区工业增加值为产出，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工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研发投入强度、外资利用、工业结构、环境治理等因素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邓路(2014)以我国30个省市区为例，以固定资产、就业人数、能源消耗及用水量为投入，三产产值与固废综合利用率为期望产出，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为非期望产出，构建产业生态化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对产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及分解。(www.xing528.com)

在区域层面上。吴小庆等(2009)根据物质流分析理论，以江苏为例，将江苏区域生态效率分为直接生态效率、总生态效率及整体生态效率进行全面评价，同时对三个效率值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原因进行解释说明。高迎春等(2011)通过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评价，重新将生态效率分解为生态效率水平及生态效率质量，其中生态效率水平从源头、生产与末端治理三个环节来衡量，运用重新构建的综合型生态效率度量模型，对吉林省产业系统生态效率进行分析。刘丙泉等(2011)以土地、水及能源消耗作为资源消耗的投入指标，以固废、废气及废水为环境污染的投入指标，将地区GDP作为产出指标，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中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各区域生态效率差异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2.采用不同的测度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评价

陈傲(2008)在采用因子分析赋权法对中国29个省市区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理清不同省市区生态效率差异性原因，在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值为因变量，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环保资金投入、环境政策及产业结构三个因素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杨斌(2009)利用DEA分析法，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为投入，以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为产出指标，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通过对生态效率前沿面的分析，得出工业固废、工业粉尘、建设用地等区域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邓波和张学军等(2011)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资本投入及人力资本投入为投入指标，以各省GDP为产出，同时选取地区产业结构、政府环保政策、人力资源因素等作为外部环境变量，采用三阶段DEA分析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分析。王恩旭、武春友(2011)以耕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用水总量、能源消费总量、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产出指标，构建生态效率的投入产出表，利用超效率DEA方法对中国30个地区生态效率时空差异进行研究。成金华等(2014)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产出指标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宋勇祥等(2015)利用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构建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产出指标，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生态效率值。

3.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生态效率进行分析

生态效率的静态评价主要是指基于因子分析法和DEA的评价等方法，从空间维度上划分东、中、西部区域，比较分析不同区域间或同一区域内不同主体的生态效率，这种比较主要是对生态效率空间差异性的比较。陈武新和吕秀娟(2009)选取废水、废气、固废、地区总能耗及地区总电耗为环境影响指标，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产出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及聚类分析对2006年我国29个省际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结果，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王波和方春洪(2010)采用因子分析法，从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经济生态效率评价体系，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分别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程晓娟(2013)选取201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截面数据，将生态效率分解为资源与环境两部分，通过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从静态角度比较分析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差异性。李栋雁和董炳南(2010)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及劳动力作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对山东省17个地市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姚玉玲和贾科利等(2012)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采用DEA模型，选取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及人文发展为投入指标，人均GDP为产出指标，对2006—2010年间的县域生态效率进行分析。

动态角度的研是相对于静态研究而言的，其在分析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区域的空间差异性，而且是对区域在某段时间内生态效率的研究，因此这种对生态效率变化趋势的研究是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结合。张雪梅(2013)以西部地区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改进DEA分析方法对地区生态效率进行静态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Malmquist分析方法，对西部地区整体生态效率进行动态变化分析。付丽娜和陈晓红等(2013)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基于DEA模型构建了生态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同时采用Malmquist—DEA模型，动态比较分析各城市间生态效率差异，并对生态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杨方方(2014)采用DEA—Malmquist模型，并将生态效率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技术变化、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动态分析了江苏省13市经济生态化效率变化情况。

1.2.4.3　文献述评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对生态效率的研究，无论是从不同层面(企业、产业、区域)，还是采用不同测算方法(主成分分析、DEA、超效率DEA、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是从不同视角(动态、静态)都进行了较为详细且全面的研究。但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在测算效率时在对产出的处理上，主要以工业增加值作为合意性产出，以污染物的排放作为非合意性产出，没有考虑输入端的物质隐藏流也是一种非合意性产出，也会对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本书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生态包袱的概念，增加对输入端非期望产出的衡量指标，重新全面地对生态效率进行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