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食与色的欲望揭示

对于告子和孟子而言，对食物和性的欲望属于同一范畴，因为这两种欲望都具有自然的特性。虽然本书所展现的欲望形式远非天然——这里的天然指的是不可避免、四海如一、或者说是被排除于人类历史之外——但是食物和性之间似乎依然存在着内在联系。比方说，在我为该书命名时，无需给“食色”添加“医药”这一副标题，同样，欲望的其他主要范畴在此也显得毫无必要。虽然在现代中国（或其他地方），“健康”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欲望对象，但是这一术语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与该书所欲阐释的、关于历史和享乐主义的问题相类。同时，虽然本书在阐释健康问题时运用了许多医学材料，但它们却不是该部分的主要对象。

如前所述，我试图捕捉现代中国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不是当前但也不完全是过去。在这一时期内，快乐不仅仅对那些对毛泽东时代道德规范记忆甚少的年轻人意义非凡，对于很多人也是如此。^[47]事实上，这里展示的材料力图说明的是，对于那些对过去记忆犹新的人来说，沉湎于过去曾经被禁止或者不可想象的快乐时所获得的享受其实是一种心存感激。想一一列举中国人追求的新享乐方式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大众的欲望变化得太快，同时，列举起来也会冗长乏味。在这里，我所从事的是一系列主题研究，这些研究可以把社会主义的过去和市场经济的现在联系起来；所描述的生活是短篇小说、散文和电影中充满魅力的意象；同时还有一些难以理解的经历。食物和性这两个范畴对探究所有这些实践维度都作用非凡。

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食”，其导言所引用的文本的、轶事性的例证展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餐桌上发生的变化。正文部分由药香开始。第一章阐述了中药如何创造了身体，而如此创造的身体可以构想为一种虽洋溢着药香却又无法长生不老的结构。中药运用植物、矿物质以及动物来应对身体的各种变化，通过一种系统的分类语言把自然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身体通过中药及其煎制后强烈的口感已经被完全呈现在与“吃”有关或无关的所有需要面前。中药以其丰富的语言和技巧调动了一种可以生成经验的力量，通过服药和进食，对身体产生作用。近代中国物质匮乏、精神丰富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曾忍饥挨饿的身体需要长期服药调理，而食物丰盛的家庭可能需要治疗食欲不振。他们可能都会到（名义上与政治无关）中医领域去寻求帮助，以调理无法忘记政治的身体。

这种政治体现的一个方面是饥饿的历史（通常没有得到公正的表述）。因此第二章研读了一些小说文本，这些文本都展示了对20世纪食物短缺的感悟以及改革时期重新获得财富的快乐。例如，这一章描述了食物如何在1945年上演的歌剧《白毛女》中被政治化。然后我又摘引了体现集体所有制时期的匮乏以及市场经济时期的丰富的小说《芙蓉镇》中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吃的场景，这些宣称是自然主义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对那个年代有一定的了解。两部作品都运用道德叙事来达到巩固社会和政治世界的目的。这个时代的作品通过强调阶级斗争来提供鲜明的立场，而改革时代的小说虽避免了阶级政治，但却致力于自身观点的阐明。两部作品都没能摆脱政治的影响。

第二章讨论的是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同样，食物也被高度政治化了。这是改革时代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探讨了政治、饮食和现代历史之间的关系，把许多现代中国消费者依然关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所有人共享匮乏而低质的食物，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奢华，哪一种更吸引人？只追求消费的阶级在力求与生产阶级打成一片的社会中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美食家》对此没有定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其他中国作家一样，通过向美学转向来逃避意识形态和身体之间的艰难抉择。

以陆文夫无法解决的问题为线索，第三章转向了中药及其历史的身体，解释了生理和病理上的实邪和虚损理论如何体现于记忆、历史和实践的更广阔领域中。在这一章中，医学理论与宴请经历并置——包括具有细微计谋和润滑剂功效的饭局——还有莫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怀旧。莫言回忆了过去的饥荒，隐讳地批评了挪用公款。过剩和匮乏的问题从上至下地把政治和物质两大领域紧密相连，这一点在饮食领域尤为明显。

本书的第二部分转向了性。这里谈论的并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最近几十年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情爱范畴。在导言部分，我们将再次回顾那个时代，引用的是典型妇女劳动模范杜晚香的故事（丁玲1988）。和第一部分的模范士兵雷锋一样，杜晚香几乎对吃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任何个人欲望。但是，她的确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式情爱，即身体的存在有其自己的感受和兴奋区域。在导言中我也回忆了在毛泽东时代日常生活中我自己对情爱的感受。

了解了这一集体主义式的情爱形象之后，第四章讨论了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在期待“现代的”性之前必须建构一个特定的个体。在这里，我阅读了张洁创作的、在当时（1980年）极具影响力的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它之所以被称为感伤主义小说，是因为它首次把情感——个人的、私人的感情——放置于后毛泽东时代的议事日程中。我的阅读主要是探讨张洁如何描述一桩秘密爱情，这桩爱情使人想起了改革初期的政治、创作和体现得更广泛的危机。此外，我还引用了中国医生的一些自传体文章。这些文章与张洁的小说出现在同一时期，也具有相似的影响力（至少在中医界如此）。这些生活故事以当时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了自我的问题。这一章把改革初期的大众创作风格看做是召唤某种现代自我的述行符咒。只有在这种个人的自我得以建构之后，第五章的主题——性才有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经历的一种形式。

第四章所引用的作品出版几年以后，性逐渐成为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第五章探讨了性教育和以上海为基地的性解放，主要聚焦于涉及面广泛的性行为社会调查。本章在检测“性行为调查”这种社会学研究的修辞和假设之后指出，在中国新近得以全球化的知识形式与我们所谙熟的其他领域别无二致：它们建构了宣称要描述的东西。这样，社会学家们对性行为所作的调查已经成为后社会主义中国消费者经历的一种形式。

但是，不能把性简单地看做是顺利渗入新近才具有私密性的、中国人卧室中的、一种抽象而不可改变的现代形式。第六章探讨了一种文学风格，这种文学断定了“中国的”性的国民性特征。最近风行的古代中国色情艺术的出版热潮也包括了东亚的一些传统作品，为取悦现代读者，这些书配有译文和大量的脚注。构成这些房中术内核的文本，与其他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著作一样，融性爱和医学、形而下和形而上于一体。毫无疑问，它们构成了丰富的语料，现代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它们。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文本的历史或哲学意味，而是要理解它们在当代中国是怎样被接受的。通过阅读一些评论和二手的房中术著作，我们可以明确，近代人非常关注汉代文本对男性性、专业性和国民性的神秘描述。阅读这些从遥远的古代流传至今的译本时，我所探究的是再现一种国家遗产和历史上特殊的身体时所展现的风格和政治。

福柯在其著名的论著《尼采、谱系学、历史》中，通过讨论尼采对家世（Herkunft）的转义确定了历史研究的谱系学方法。家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主要原因在于“家世本身依附于身体”^[48]：身体及其接触的各种东西，如饮食、气候及土壤，都属于家世的领域。身体显示了以往经验的痕迹，并引发欲望、缺陷及错误……身体是事件赖以铭刻的表层（通过语言描摹，通过观念消解），是分离的自我所处的场所（采纳一种实体统一性的幻觉），也是不断裂变的书卷。谱系学，作为有关家世的分析，就这样定位于身体和历史的表述之中。它的任务是要揭示被完全打上历史烙印的身体，以及历史对身体的解构过程。^[49]

我们也许还可以希望民族志能够“揭示被完全打上历史烙印的身体”、经历对观念经常而多方面的解构以及时间的流逝。与谱系学方法反对宏观地叙述历史一样，这种民族志将对“文化”的前景不加任何总结，也拒绝自身实体统一性的幻觉。但是和那些“老成持重、谨小慎微、耐心记录”的谱系学家^[50]一样，人类学家可能，也可以期望感知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所形成的集体经历的途径。

经历只能如此记录，因为它发生在过去。因此它总是需要话语和制度的调节，以适应历史所提供的有意义的意象和转义。经历不是现时或独一无二的，它也不能作为哲学或历史的根据。但是，它的复杂性、物质性、难以言喻性和记忆性——简言之，它的体现——将继续引发各种变革，挑战人类学描述。民族志所要面对的正是这种挑战和历史。

【注释】

[1] 虽然本书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哲学，但是我想提出的是，一种相似的辩论形式——这里欲望有为更深刻的问题提供论据的功效——已经成为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主流哲学的特征。（20世纪的现象学也许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例外。）因此，我这里指的是所有哲学，而不仅仅指中国哲学。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前现代中国。

[2] 为求上下连贯，在本书中虽然对于何为孟子的格言式的韵文和其他早期儒家经典著作的最佳英译本还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我还是采用了劳的译文（Lau，1970：160—170）。中文版本我采用的是朱熹（公元12世纪）1987：465—482。

[3] 人类学的描述传统起源于早期民族志田野调查，至今已有悠久的历史。这种描述对不为人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形象化描绘。迄今为止对于生活表面材料最为重视的 ：Terence Turner，“The Social Skin”（1980）；Pierre Bourdieu，两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是 “The Kabyle House”（1990）。

[4] 为使“食色”与“仁义”的概念具有平行关系，劳在翻译时改动了“欲望”（appetite）一词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一种合理、有效的翻译策略。但是告子/孟子自己可能并没有把这种欲望自然化为吃喝本身这样的意图。无论如何，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已经呈现出来。

[5] 有些美国学者认为改革时期始于1978年，止于1989年。中国作家更倾向于认为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改革阶段的结束，更加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开始，这时国家的控制有所减弱。然而，因为改革的经济政策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后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痕迹在日常言论行为中依然显现，所以出于本研究的需要，我并不想为后毛泽东主义“改革”阶段画任何句号。而且，本书所引用的材料和经历均出自20世纪80年代，正好处于能够接受任何观点的改革阶段之内。

[6] 关于公共礼仪运动的讨论，参见Anagnost 1997：75—97。

[7] 身体只是本书不想进行理论化探讨的巨大、明显的抽象范畴之一。许多民族志研究者 关注的另外两个范畴是机构（agency） 和权力。Bruno Latour（ 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 和Michel Foucault 已经对后两个概念进行了出色的讨论，参见Latour 1993 和Foucault 1978。这些理论 性较强的论述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提倡对机构（而非个人）和权力（而非制度形式）所采取的经验 主义形式进行历史和社会研究。目前的研究也旨在提供同样的经验主义阐述，将体现历史化，而对机构和权力采取想当然的态度。

[8] Mary Douglas（1966，1970）对身体做过典型的象征分析。关于过程中的身体，参见 Maurice Merleau-Ponty，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1962）。虽然Merleau-Ponty 出色 的创作剔除了特定个人身体是经验的必要基础的观念，但是他却没能成功地避免在研究体现的方 法上的停滞和反历史主义问题。继承了这一传统的现象学方法参见Csordas 1994 和Ots 1994。

[9] 对于在其描述中把体现作为一种问题的民族志，参见Comaroff 1985，Munn 1986，Feldman 1991，Seremetakis 1991，以及Weiss 1996。关于民族志成功地避免了其论题的地方化和 异国化倾向，参见Tsing 1993 以及Stewart 1996。

[10] “超越地域范畴” 这一术语引自Anna Tsing 的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1993）。这部出色的民族志本身展示了大多数的地方性研究是如何对全球问题给予启 示的。

[11] Arjun Appadurai 曾经探讨过世界主义民族志的价值，这种民族志更加强调跨国媒质 在关于文化移民的研究成果中的作用（1996：52—56）。关于巡游民族志参见Schein 2000：28。

[12] 近年来有关中国的民族志的重要著作包括Anagnost （1997），Kipnis （1997），Litzinger （2000），Rofel （1999a），Schein （2000），以及阎 （ 1996）。其中近年来出版的较有价值的新闻 著作是查1995。

[13] Tucker（1972）1978：171.

[14] Tucker （1972） 1978：154.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15] Tucker（1972）1978：87.

[16] 同上书：89。

[17] 我故意使用了这样一个没有定论的句子。意指（ reference） 的二元理论以及唯心—唯 物的区分对于英语语言来说是固有的，但是我不能肯定地宣称已经克服了这一倾向。不过我希 望这一努力有时会清楚地显现出来。

[18] 中阐述概念的第二章（1977，72—95），这也是研究者最常援引的一章。在本章中他所 提供的有关习惯的最完整的简单定义可能是“ 习惯是一种无休止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产生产 品——思想、知觉、表述、行动——其界限是由其产品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决定的” （ 95）。被 我确认为关于习惯的某些概念对于唯物主义民族志和身体人类学来说是基础，但是读过布尔迪 厄的人会发现我没有使用他的术语“ 体系” （ system），因为这一术语中所包含的一致性 （coherence）和统一性（unity）的概念远远超出了我的假设。同时，他语言中所暗含的关于想象和 实际可能性之界限的重要性也大大超出了我所愿意承认的范畴，因为我目睹了中国日常生活如 此巨大的变化。但是，应该承认的是，布尔迪厄毫不妥协地坚持理论建构，他的理论已经超出了 现代主义者关于自由和必要的二难推理范畴。我相信，他关于实践的、丰富而高明的概念已成 功超越了人类学中旧的二元论，而本研究中我想实践的正是这一理论。

[19] 毫无疑问，读者会在以后的行文中发现大量抽象的东西。但我这里力求避免的是那种 被社会科学用来规范研究结构的抽象的东西：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思想等。相关评论参见 Sayer 1987 和Laclau 1990。(www.xing528.com)

[20] 迄今为止，对中国学者气质概念涉及面最广，最生动有趣的研究是François Jullien 的 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1995），这一研究用整本书的篇幅探讨了中国汉字“ 势” 在古典哲 学中的意义[ 气质（ diaposition ）、外形（ configuration ）、力量（ array of forces ） 和趋势 （tendency）]。

[21] 我个人在现代中国的生活始于1982年，那时我在广州中医学院开始为时18个月的研究（同时也听课和教英文）。那以后，我曾经和中医方面的学者和医生在北京共同工作了两年，后来又在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待了六个夏天，期间也曾短暂地到过北京。我大约从1991年开始收集大众文化方面的资料，并与在北京和山东的朋友和熟人，以及北卡罗来纳州查普山的一些中国人讨论这些材料。

[22] Corrigan and Sayer 1985.

[23] 有些西方记者关于20 世纪40 年代革命的记录已经成为主要资料来源，但是这些报道 大部分描述的是根据地的情况，因此就全中国范围来讲，这些报道可以说是夸大了变革的速度。 例如：Snow 1957; Hinton 1966。最近把重点放在“迪斯科和民主”方面快速社会变化的这类报道 关注的都是非常表层的变化，同时也过分简单化了大众对毛泽东时代的负面反应。参见Schell 1989; Kristof and WuDunn 1995。

[24] 对于该饥荒的评论，参见Becker 1996，Riskin 1987，杨 1996。

[25] 作者可能是指唐山地震。——译者。

[26] 李（1985）1991。

[27] 布尔迪厄1977：78.

[28] Geertz 1973：412—453.

[29] 有关民族志所起的关键作用的论述，参见Marcus and Fischer 1986 以及Clifford 1988。

[30] 作为阅读的民族志的概念与此观点相关（ 参见Boyarin 1993）。对于民族志某一早期 形式读本之效验的重要历史性论述参见刘1995，尤其是其关于鲁迅和传教士作家Arthur Smith 的章节。（45—76）

[31] Fredric Jameson 曾就“第三世界文学”著书立说（1986），也曾因此受到Aijaz Ahmad 的批判。（1992：95—122）

[32] 关于“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宣传画，参见Landsberger 1995。

[33] 作者引用的该宣传画是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针对海外读者的图书，故没有找到汉语说明。作者名与题名均根据英文译出，如有不妥，请读者见谅。——译者。

[34] Barthes 1986：146.

[35] 同上书：148。

[36] 同上书：144。

[37] 同上书：145。

[38] Barthes 1986：144.

[39] Anderson 1990：37.

[40] Anderson 1990：32. 在第四章我将讨论改革时期的一部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我认为，这种“两极化”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积极的项目（active project）。在中国文学 中，一个“自然”的个体是不可能有能力与“ 外部的” 社会要求抗争的。相反，有必要在文学作品 中以一种迂回的手法来塑造某个人物。相关例子参见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载于Barlow 1989：49—81 页。

[41] 对于“五四”时期作家的历史研究参见Anderson 1990，Lee 1973，以及 Schwarcz 1986。

[42] 有关20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参见汪1996。

[43] 在这一方面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是Shigehisa Kuriyama的研究。他指出——首先在他关于诊脉的研究（1987），然后在其最近出版的书中——历史学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人的身体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处于相对无变度状态，那么医学怎么能够拥有自己的历史呢？换言之，因为医学的历史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我们以此可以推断，它所研究的身体要比曾经预想的更加充满变数、更不确定（less given）。

[44] 在这里，我主要指美国的生物医学机构和中国的传统医学机构。它与拥有各种国家性 卫生体制的国家生物医学和所谓替代疗法（alternative medicine）的国家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45] 因此，目前医学人类学家转向研究有关疼痛的问题，如果认为这些不是人类学家从非 批评性医学日程向其他方面所做的人本主义转向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它们认作比较的基础。参 见Kleinman et al.1997，Kleinman 1998，以及Good 1994。

[46] 南京中医学院1979。

[47] 例如，1993年宁瀛导演、在中国拍摄的电影《找乐儿》。电影的名字以快乐为焦点，描述了一群以老年男子为主、在天坛公园唱京剧的票友的故事。片名既富讽刺意味又充满了感情色彩。“找乐儿”一词经常挂在崇尚消费的北京年轻新贵嘴边，但影片却用同一词汇描述了老年人的简单乐趣——唱京剧。

[48] Rabinow 1984：82.

[49] Rabinow 1984：83.

[50] 同上书：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