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经簿》分类-古典目录学研究成果

西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勖在魏郑默《中经》基础上编制《晋中经簿》，采用了新的四部分类方法，这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七录序》中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在现存史料中是最早的，其重要性向为目录学史家所周知。《七录序》曰：

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

又序后附载《古今书最》曰：

《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

前贤根据各自对“因《魏中经》，更著《新簿》”的理解，对于四部分类法始于郑默还是荀勖这一关键问题展开过争论。我们比较赞同荀勖说，但还缺乏确切的证据，这里就不多谈了。而《晋中经簿》四部分类体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前贤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分析不够深入，甚至有些严重的疏误。这里提出如下三个问题略作讨论。

第一，《晋中经簿》四部之外，佛经是否别为一部？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认为：上引“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这几句话，“语意不明，似此簿共十六卷，缺少佛经书簿二卷，故不知佛经共若干部卷。然则《晋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固另有佛经一部”^[1]。倪士毅先生也认为：其“四部之内不再分类外，还有佛经书簿。这是目录书中第一次收录佛经”。佛经的翻译从东汉末年至晋初，“将超出千卷，所以荀勖的《晋中经簿》中有二卷佛经目录，这是不足为奇的”^[2]。来新夏先生则说：“十六卷目录除佛经目录二卷已失无法计数外，余十四卷目录是四部目录，其所计部卷数即此十四卷所载除佛经外的四部图书总的部卷数。所以原语如是‘其十六卷书簿，少佛经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则词意明显易晓。”^[3]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由于未读通序文而作的臆测。原文“其中十六卷佛经”，即此簿只著录了十六卷佛经，语意甚明。在荀勖的时代，翻译佛经的总数已逾千卷，但当时译经传教者都是西域或外来僧人，士大夫很少与之接触，更不用说最高层的皇室了。桓玄《答王谧书》曰：“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4]通过对早期僧传的考察也说明，“僧人在公元290年以前与有文化的中国上层阶级产生联系的例子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这证明佛教尽管在社会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层面迅速传播开来，仍没有渗透到士大夫的生活中去”^[5]。可以肯定，荀勖编目时，已经流入晋室宫廷的佛经只能是译经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中经簿》作为晋室宫廷藏书目录，只收录了十六卷佛经；此后佛经在士大夫中大为流行，一百多年后的宋元嘉《秘阁四部目录》，所收佛经才达到四百三十八卷，这是符合佛教早期传播的实际状况的。余嘉锡先生指出：“荀勖作《中经簿》时，佛经尚只十六卷。其书既少，盖在近世子家，道经当亦同例。”^[6]这一解释比较可信。尽管如此，由于佛经属外来书籍，此簿在传统目录书中第一次收录佛经，意义重大，所以《古今书最》特意予以说明，这也是极具学术眼光之举。还有一点证据，足以说明佛经目录二卷之说有误。此簿分为十四卷，收书近三万卷，平均每卷收书二千一百多卷。即便其尽收东汉至晋初译经千余卷，也只够编成一卷，而不可能分为两卷。总之，《晋中经簿》四部之外并无佛经之部，而只收录了十六卷佛经，余嘉锡推测“盖在近世子家”，是比较有道理的。

第二，《晋中经簿》四部之下，具体是如何编排和分卷的？余嘉锡先生论其四部之组成曰：“案荀勖《中经》，隋、唐《志》皆十四卷。然《七录序》云：《晋中经簿》‘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则勖原书当有十六卷。盖四部各得四卷，正是因书之多寡分合之以使之匀称。自梁时亡其二卷，《隋志》不注明残缺，而后世多不晓其意矣。”^[7]这一推断初看似有道理，但中国图书史上失而复得的事例，可谓屡见不鲜，如《隋志》附录“梁有今亡”之书，唐代重新浮现而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者不少。因此，《七录序》所谓“书簿少二卷”，隋唐时有可能重现于世；换言之，《隋志》著录的十四卷本有可能就是全本。细读《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序》，《晋中经簿》全本也只能是十四卷。其序文有曰：(www.xing528.com)

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景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这段文字中列举了《中经新簿》四部之下所包括的群书种类，从“六艺”到“汲冢书”，正好为十四种。这十四个名称是《隋志》追加，还是其原有的名称呢？考《七录序》在叙述《中经新簿》之后接着说：东晋李充“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隋志序》也说：李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其中所谓“众篇之名”，显然是指《中经新簿》四部之下的分类名目，也就是上面这十四个名称，其数目又正好与全书卷数相等，则所谓“众篇之名”无疑就是指每卷的名称。这十四卷包括甲部二卷、乙部五卷、景（丙）部四卷、丁部三卷，已经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四部图书，并无亡佚两个卷目之可能。余嘉锡先生“勖原书当有十六卷”、“四部各得四卷”、“《隋志》不注明残缺”的推测，看来都不能成立。所以《古今书最》所谓“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很可能只是南朝王俭、阮孝绪所见《晋中经簿》少二卷，这二卷所载之书的部卷数当时不得而知，《古今书最》所谓“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当为其余十二卷当时尚存的“书簿”所收图书的部卷数。至于《隋志》，既未注明此簿残缺，又能详列其十四卷之名称，而且记载它著录图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比《古今书最》的记载多出九千一十卷。这应该是因为南朝时一度亡佚的“书簿”二卷，隋唐之际又重新发现后所得新的统计数字。前人不明乎此，多指斥《隋志》所载卷数为误，但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二记载或转引并同，说明这一卷数至少不是后人传抄之误，疑误之说并无任何文献依据。

第三，《晋中经簿》对古典目录的二级分类有何影响？姚名达从《七录序》语意推测，其“每卷并无种类之名称”，“然从《隋志》之所述，则此簿于四部之下，固犹有小类之分”^[8]。《隋志》所述实即每卷的种类名称，已如上述，姚氏之说有误，而且将此十四卷之名称，简单看作其所分之小类，其实也不甚妥当。这十四卷的名称中，如六艺、诸子、兵书、术数、诗赋五种，就是刘歆《七略》中六略名之旧称，其中术数乃合数术、方技二略而来，它们实际都相当于汉代六分法中的一级分类。只不过由于经书、诸子、兵书较多，各分为六艺和小学、古诸子家和近世子家、兵书和兵家二卷，以及把兵书、术数附入乙部，使其具有了一定的二级分类意义；别立近世子家一目，尤为目录学家所推许。但如果作进一步推测，各卷之内图书的编排顺序，肯定不会漫无条理，而只能参考《七略》二级分类即三十八种的顺序并略作调整来编排图书。严格说来，只有各卷内所暗分的这些小类，才是与其他目录的二级分类相对应的小类。丁部的汲冢书是当时地下出土的一批古文献，包括各种门类的图书，并非单纯哪一部的书籍。将其与诗赋合为一部，至少从分类上说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宜之计，对二级分类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作为四部分类法的草创之作，《晋中经簿》不仅是在部名的使用上，简单地采用甲、乙、丙、丁之称，也表现在它二级分类上的不够明确和完善。

然而，《晋中经簿》丙部各卷之区分、丁部图赞一卷之设立，对于古典目录二级分类的发展却具有重大意义。汉代史书尚少，故《七略》、《汉志》附见于六艺略春秋等类之下。荀勖不仅将其独立设为一部，而且区分为史记、旧事、杂事等卷，即对史书作了初步的分类，这在目录学史上实属创举，其意义不言而喻。皇览簿、图赞两类的设立，尤其特殊，有必要略作说明。

《皇览簿》原为魏文帝命诸儒臣编集的一部类书之名称，它把各种史事按类编排，以便文帝观览引作史鉴。但后世这类书逐渐增多，其体制和功用更趋复杂，不再是史书所能范围，于是改入子部，设为类事或类书一类。正如辛德勇所说：“类书在后世比较成熟的四部分类中，是归属于子部，这是着眼于它的工具性、技艺性功用。由于这种体裁的著述，在当时刚刚出现，人们对于其属性的认识，自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书是分类汇编旧言故事，与史传本有相通之处，所以，荀勖把它归入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9]《晋中经簿》丙部皇览簿类的设立，显然是后世子部类书类之滥觞。但是这里有一个前人没有注意过的问题：荀勖所谓《皇览簿》，是借用这一书名作为类名，还是单指这部专书？如果是指单书，它又何以能独成一类，甚至在整部书目中占据一卷的篇幅？要解答这一疑问，需要从《晋中经簿》的编撰体例说起。

《隋志》总序曾经批评《晋中经簿》的编撰体例，说它“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余嘉锡先生说：“‘但录题’者，盖谓但记书名；‘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则惟侈陈装饰，是其书并无解题。”^[10]这一说法大致正确，但把“题”说成“书名”，义有未安。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及今人引用这几句话时，首句大多标点成“但录题及言”。如李致忠先生就是这样标点的，因而认为：“这是一句非常费解的话。”他又据《周礼》注“发端曰言”之说，勉强作出解释：“意即郑、荀两目只著录到每书开端之题名、书名。如果此解可通，这倒是中国传统目录书名著录的传统习惯。迄今著录中国古书，其书名之选取仍以卷端题名为标准。卷端，即每书卷一之开端。”^[11]他似乎是把“及”字理解为“到”的意思，若直译该句，当作“著录书名到卷端”。这样解释在语法上实在讲不通，也无法进一步解释《隋志》的批评意图。如果这句话只是说著录书名的标准问题，那么不是“只著录到每书开端之题名、书名”，又该如何著录图书呢？实际上，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所谓“题”根本不是指书名，而是指篇题。汉代刘向校书，为每书撰写一篇叙录，其中包括篇目、叙录两大部分内容。篇目部分一一记录该书每一篇的篇题，叙录部分叙述作者生平、评论书籍内容、介绍校书经过等。“目录”一词的原意，正是篇目、叙录的合称。这些都是目录学的常识，而“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也是古籍版本学上的一个通例，“小题”正是指篇题而言。只是由于后世书目大多只著录书名，而不一一记载篇题，人们忽略了《隋志》总序中这个“题”字也是指篇题。明乎此，这几句话的意旨也就迎刃而解了。《晋中经簿》的叙录体例，一方面是仿效刘向叙录的写法，在每部书的书名之下详列各篇之标题，这就是“但录题”；但是它未能像刘向那样撰写出介绍图书作者、内容等情况的叙录部分，只在记录篇题之后简单交代了一下图书的装帧情况，敷衍了事，这就是“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隋志》的批评，则是针对其后一点做法而发，即只简单介绍图书装帧形式，没有全面叙述图书内容，“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因此，这部书目的主要篇幅，都用在了详载所收近三万卷图书的篇题上。这近三万卷图书合编于十四卷目录内，平均每一卷目录收书二千多卷。古书或一篇即成一卷，或多篇合为一卷。《皇览》一书，《三国志》卷二《魏文帝纪》称“凡千余篇”，同书卷二三注引《魏略》称“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显然是部一千多卷的大书。后世节抄本卷数多寡不一，《隋志》注曰：“梁六百八十卷”。荀勖之时，《皇览》全书尚存，《晋中经簿》中详列其千余卷之篇题，虽然不足二千余卷的平均数，但基本上可以独立成为一卷。

丁部之图赞，与诗赋并称，似当为一种特殊文体。辛德勇先生说：“是指一种图文相辅的文章体裁，在人物图像下配以赞文，又称画赞、像赞。”但刘宋王俭《七志》设立《图谱志》，似与此有关，而《隋志》说：“《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即主要收录地理书。大概图书的种类很多，如人物图、名物图、地图等，其中地理书往往地图与文字并行，其数量较多，也最为重要。辛德勇先生认为，《汉志》中只有《山海经》一部“确属地理书，但含有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故列在数术略形法类下。后来由于“地理书籍大量涌现，所记内容也日趋平实，不仅不可能再把它归在术数类中，甚至单列在各类子书中也不尽合适”^[12]。梁代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中设立了土地一类，《隋志》改为地理类，归入史部。在荀勖的时代，地理类产生的条件尚未成熟，因而将其夹杂在图赞内。荀勖因其包括各种图文相辅的书籍，无法归入某一类，于是将其附在丁部，这与汲冢书的归类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图赞类的设立，一方面对王俭《七志·图谱志》有直接的影响，又对后世书目史部地理类的正式设立产生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