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犯重新犯罪全国尚无权威机构发布数据，但以上海市为例，可以看出近年来女性重新犯罪也在不断“水涨船高”。[5]
表1 上海籍罪犯重新违法犯罪统计（2002—2014年）
从表1中可以看出，女犯的重新犯罪[6]率与男犯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同速的。从2010年开始，女犯和男犯的重新犯罪率开始递增（2012年除外），2011年，女犯和男犯的重新犯罪率最为接近；2012年之后，女犯的重新犯罪率递增迅猛，呈直线式上升，到了2014年，女犯的重新犯罪率已经超过3.5%，为历史最高点。由于重新犯罪是监狱刑罚功能实现中的主要指标，因此，女犯重新犯罪率的上升，是对监狱矫治效果的严厉考量，也是监狱在如何科学矫治女犯中面临的难题。
图1 上海监狱罪犯重新犯罪率
2.监狱传统教育方法难以复制推广(www.xing528.com)
纵观我国的监狱矫正史，无论从新中国成立后成功改造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还是20世纪80年代对罪犯进行“分押、分管、分教”刑罚个别化理念的推进，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然而，从我国监狱对罪犯的评估和矫治实际来看，目前采取的“三课”教育、个别教育、劳动改造等传统教育改造方式虽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因其自身存在的主观性、不可测量性等缺点，仅凭经验的积累难以有效地复制、推广。换句话说，经验丰富的管教民警所依赖的“直觉”的可信度比新民警要好得多，这种直觉只存在于经验层面，不具有可复制性，这无疑给新民警带来了困难和压力，只能付出更多的时间严防死守。因此，由于传统的教育方法无法传递、推广，也只能流于感性的、主观的经验层面，无法归纳、总结、上升至理论层面，这也是我国目前涉及罪犯改造的学科一直止步不前的原因之一。
3.对传统的教育矫治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
如前所述，由于传统教育依赖民警的“直觉”经验进行传递，这种“直觉”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判断。这种判断失真造成的结果有两：前者是浪费了大量的警力在不必要的罪犯身上；后者是直接导致了狱内风险的上升。具体而言，由于对问题女犯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在进行评估时缺乏统一的尺度，造成对女犯的矫治措施产生偏差；同时，由于心理问题女犯的增多、女犯重新犯罪率的上升等问题给监狱管理带来的风险，而监管实践中民警缺乏相关的心理学方法来识别和干预这些风险，即使在正确评估风险的情况下，矫治方式和矫治工具的使用又受制于监狱特殊的环境。因此，上述现实迫切需要一个既可以为民警较为容易掌握、可操作的科学方法来识别风险，又符合监禁环境条件，对女犯矫治有效的方法来消除狱内的风险。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监狱需要引入一种新的矫治理念和方法，使得在女犯的危险性评估及教育矫治方面有一套科学的、客观的、可以复制推广的方法以弥补传统教育方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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