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虽已使用了“乡土社会”这一概念，但是在本书的语境下还是需要对它作一番界定。乡土社会这一概念取自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基层乡村之所以是乡土性的在于“从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而从内部来看，人们在这种地方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2]，是一个熟人社会。只是在最近五十多年我国的基层社会经过了激烈的变迁，尤其是受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这两件大事的影响，“乡土社会”这一分析性概念究竟还有没有价值是存在疑问的，也许对于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存而不论，只就熟人社会这一特性而言，无疑还是适用的，当今的基层乡村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所培养起的人们的习惯，使得即使是身在城市陌生人社会中的人们也“习惯性地运用既有的熟人规则，想方设法把‘人生地不熟’的陌生人社会改造成为在一定范围内的熟人社会，其中典型的表现就是城市社会中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圈子’，如老乡圈、同学圈、战友圈、同事圈等等”。[13]
乡土社会是一个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小型社区。“通过血缘或亲缘文化关系，构织着中国乡民社会的内核；通过地缘文化关系，延伸、拓展着中国乡民社会的范围。前者使乡民社会得以稳固，后者则令乡民社会从一般的血缘关系中溢出，通达、渗透并整合为整个中国乡村的普遍性存在。”[14]谢晖先生的这段描述可谓是对乡土社会的经典性论述，但谢晖先生是就整个乡土社会而言的，在具体到一个小型社区的乡土社会中，地缘文化和血缘或亲缘文化实际上是交织性存在的，当然血缘文化仍然是核心、根本，只是在一个小型社区的乡土社会中，由血缘到地缘扩大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姻缘。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除了血缘以外，主要的就是姻缘。血缘是单线型的、稳固的而姻缘则是交叉型的、分散的，正是由于姻缘文化才使血缘文化跨越单个的村落走向地缘文化。因此在乡土社会中姻缘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相互间血缘上没有关系的两个家庭可以由于姻缘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如乡村中的连襟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姻缘关系。乡土社会有安土重迁的习惯，还有就是做父母的受许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如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走得太远，以免年老时不易见到，而如若在附近可以与自己的兄弟、姐妹间互相帮衬等，况且乡土社会中自由恋爱的极少，大多都是经人介绍的，而介绍的媒人大多就是自家的亲戚，所以在乡土社会中女的出嫁，男的娶亲也大多就在这五村十落之中，这就真正把乡土社会中的几个村落联为一体，变成一个乡土社会社区内部的集体。
对于一个熟人社会而言，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心中都有一个衡量、标示别的家庭信用度的图表。诚如埃里克森所考察的夏斯塔县，“当因一次未能看好牲畜或没有分担边界栅栏维护而发生一些并非无关紧要的损失之际，居民们都会在心头调整邻居间的账目，并且随后通常会以有节制的方式偿还这些欠债（或相反，对不还债予以报复）”。[15]村落内部一个家庭的信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大到大额的钱款到期不还、做生意时不守信用，小到借邻居家的家什如生产性工具、日常用品不还、做小买卖时缺斤少两，这都影响到自己家庭的信誉。由此，这些家庭就需要特别注意自己对于习惯法的遵守问题，当一个家庭的失信行为突破了一定的限度后，那么这个家庭就会为其他家庭所非议、排斥，甚至被整个村落所放逐。(www.xing528.com)
当然，对于丧失信用家庭的民间惩罚首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其失信行为的监控问题；二是其失信行为的信息传播问题。由于村落内部的熟人特性使这两个问题可以轻易得到解决。诚如我们所知，在村落中是没有隐私的，更遑论有什么秘密可言，各个家庭的所有行为都在众人的监控之下。“‘我们是邻居嘛。在这个村子里，哪家有多少棵草，哪家有点儿啥事情，个个都清楚得很。’用一句谚语来说就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16]所以对于各个家庭而言，最好的措施就是别做违反习惯法的事情从而有损于自己的信用，若有，是无法逃脱村民们的眼睛的。至于信息的传播问题，由于村落的熟人特性，从而使得信息的传播无成本，且其传播的渠道多方面，速度是几何式增长的。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熟人社会中这绝非夸张之语。村民们劳动时或闲暇时的聊天，村民们见面时简单的寒暄，信息就传播出去了。由此在乡土社会中，对于不守信用家庭的监控、信息的传播就具备了，从而一个民间惩罚的完整过程还需要的是惩罚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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