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的学校与联邦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美苏间的冷战促使人们大声疾呼：要求学校提高学生的学术教学质量，要求加大科学和数学的教学力度，希望以此赢得与苏联进行的军备竞赛。人们认为科学和数学是培养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基础，以此保持美国在技术上领先苏联的优势。战后，联邦政府建立全国科学基金会（NSF），通过《国防教育法》（NDEA），这些用学校教育控制人力资源的决策体现了学校在冷战时期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些政策对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学生的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全美热切关注的是民权问题和贫困问题，联邦政府当时将教育作为反贫困的武器之一。联邦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反贫困战争，与19世纪公共学校改革运动一样，都是致力于通过特定的教育项目消除社会上的贫困。而且《民权法案》的出台，使得联邦政府必须负责保证学校内不再有歧视少数族群的现象。
在广大公众对学校教育强烈不满的氛围中，联邦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教育的影响。公众对学校的不满源于多种原因。二战结束后，极右分子指责学校教育中渗入了共产主义思想，他们要求学校去除反美的教学内容并解雇左倾的教师。那些致力于赢得与苏联的科技竞争的人们则指责公立学校的教育不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并认为专业教育者将学校带入濒临毁灭的境地。
另外，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一场草根阶级反对学校隔离和歧视政策的运动。尽管最高法院在1954年判决了隔离教育是违宪行为，但是，联邦政府官员并没有立即贯彻这项判决的精神。法院只好努力让少数民族的领袖提出更强硬和直接的要求，以实现完整的没有隔离的优质教育，同时，民权运动领袖的愿望也是消除所有形式的隔离和歧视。上述诸因素引发政治和经济性的抗议运动，最终迫使联邦政府通过《民权法案》和《特殊教育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为了消除地方精英的歧视，民权运动被迫向联邦政府寻求帮助。其结果之一就是，联邦政府对地方学校教育系统越来越多地介入和控制。(www.xing528.com)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些现象有两种历史学的解释。一种观点是以乔尔·斯普林（JoelSpring）的《筛选机：1945年以来的国家教育政策》为代表；另一种典型的观点以黛安·拉维奇（DianRavitch）的《不平静的改革：美国教育（1945～1980年）》为代表。《筛选机：1945年以来的国家教育政策》一书强调扩大奉行企业自由的国家政府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作用。在这种解释框架内，20世纪的选择性教育服务、全国科学基金会、《国防教育法》以及反贫困战争，都被作为利用学校满足工业和企业领导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的方法。这种观点指出学校的主要问题，以及学校在实现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方面的失败，并揭示出教育界内越来越复杂的政治关系。斯普林对教育的主要批判是，学校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和外交政策服务的机构，因此在维护学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的工作不是很令人满意。[1]
另一方面，拉维奇用新保守主义理论解释二战后的教育。她认为，战后美国政府的主要考虑是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从学前教育学校到研究生院，在正式教育的每个阶段，平等的机会成为战后教育改革者们至高无上的目标。”拉维奇没有将教育政策与企业和工业领袖的需求联系起来，而是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批判。她认为那个时期的学校淡化课程教学，且认为民权运动提出平等对待少数族群的要求，包括为补偿过去的歧视行为而要求的特殊待遇是不对的。她严厉批判了让少数族群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并获得就业机会的推动性行动项目。她总体上认同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即认为专业教育者管理的学校不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2]
斯普林与拉维奇看法的主要差异在于，对教育与更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同，以及对给曾受到歧视的社会群体以特殊利益的项目的评价。他们对教育事件的不同解释自然导致了不同的结论。斯普林认为未来的主要问题，是将教育政策的目标与国家其他政策目标区别开来，并发展出基于自由概念之上的学校教育理念。《筛选机：1945年以来的国家教育政策》的结语就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期望：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教育既可能实现自由也可能成为社会的奴役），因此我们可以开始塑造为实现个体自由的教育理念，而不是为实现国家利益或企业利益的教育理念。”[3]拉维奇乐观地总结自己的观点，表达出对教育机会不断增多的信心：“相信教育就是相信未来，相信通过适当的智力培训，加之合作和良好的意愿，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美国对学校、学院、大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期待持续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完善可能看似天真，但这是令人敬佩的，甚至可以说是高贵的瑕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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