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的做法是制定一个谣言内容的清单或者分类。这样，我们便可以得出黑色谣言与玫瑰色谣言之区别。最早对这类现象进行分析的人员认为有三类谣言〔参考书目85〕：把欲望当作现实的谣言（即乐观的谣言），表达恐惧或忧虑的谣言（一场灾害即将发生），攻击群体里的成员来制造分裂的谣言。我们可以跨越各个世纪来发现谣言的永恒主题。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1987年，我们均可找到九大类谣言：撒旦归来，秘密下毒，旨在夺取或收回政权的密谋，人为造成的匮乏（在中世纪，匮乏的是麦子，今天是虚构的石油短缺或者是新发现了保密的水发动机），对外国人的恐惧（例如反犹太主义），绑架儿童，亲王们的疾病，以及他们的爱情和他们所卷入的金钱和桃色事件。我们不打算继续这个似是而非的分类方法，因为它是以谣言的表面内容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谣言对于传播它的群体意味着什么为基础的。让我们举例说明。一个师的部队从前线打仗归来，谣言随即而起：另一个师的所有士兵都被敌军打死了！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悲剧性的、悲观主义的谣言。然而，它的真正的作用也许恰恰相反：当他们相信另一个师的部队全军覆没时，他们便会认为他们尽管伤亡惨重，但能够生还实在是幸运万分。同样，在群体内造成分裂的谣言有时是建筑在恐惧和担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恐惧和担忧在攻击一个替罪羊时便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渠道。我们能够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吗？
另外有两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谣言是黑色的，谣言的信息是如何被歪曲的？
大多数谣言总是预告坏事、灾害、死亡、背叛：谣言中占主要地位的颜色，就是黑色。然而也存在着玫瑰色的谣言：在1945年的战争中，盼望德国投降的谣言每天都出现；在企业中，则有晋级和增加工资的谣言；在交易所，谣言宣布行市上涨。至于明星们，则有很多有关结婚、订婚、生儿育女的谣言。尽管很难有精确的计算，玫瑰色谣言似乎只占少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回答这个问题最迅速和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假设公众喜欢黑色，公众有爱好不幸、灾祸、死亡的病态倾向。呼吁塔那托斯(1)，呼吁死亡的本能，是一张挣脱困境的非常实用的王牌。我们认为，谣言之黑色是完全必要的：为了有新闻，通常必须有一个否定的因素。另一方面，黑色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一个坏消息：某些事故是人们希望发生的。最后，谣言的消极性对于谣言所流传的圈子来说是有用的。黑色起的是泻药的作用。
所有的新闻（所有的谣言）都是一份公告：某人（P）曾经做了、正在做或者即将要做某事（F）。从结构上来说，这是一个P—F命题（某人做某事）。这个人物可能是个反面人物，也可能是个正面人物。对于南非人来说，一个“黑人”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于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来说，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一个反面人物(2)；单纯而轻佻的时装店女工高度评价摩纳哥公主卡罗莉娜或安东尼·德隆(3)。同样，行动（F）也可以是否定的（如死亡、杀害、盗窃、贩卖白人妇女等）或者是肯定的（如帮助、救援、婚聚……）。由此，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是以下四种类型中之一种〔参考书目127〕。
表三 信息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信息在谈话中很少提及。这是正常的：它没有带来人们对于当事人所期待的任何信息。这类信息只是说：某个好人干了一件好事。这几乎是一种同语反复，而不是一个新闻。它没有任何“价值”，没有被谣言传播的危险。
第二种类型的信息是一个大大的意外，一个不合时宜的消息。它宣告了现存秩序的中断，它搅乱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敬爱的总统大人不声不响地从一个嗜血成性的非洲皇帝那里接受了一批钻石”，“我们最喜欢的耶耶音乐歌手(4)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个命题是不平衡的：它包含一个否定的因素和一个肯定的因素。然而，令人记得最牢的就是不平衡命题了〔参考书目116〕：它们使读者或听众大吃一惊，并且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可以理解达尼埃路(5)红衣主教去世时的真实情况震撼了多少人的神经：它将魔鬼和仁慈的上帝放在了一起。与官方的说法截然相反，法兰西学院院士、红衣主教让·达尼埃路不是因心肌梗塞而死在迪隆大街的人行道上（位于巴黎十八区），而是死在一个年轻的应召女郎咪咪小姐的小房间里，这间小房间位于迪隆大街56号五层楼[1]。人们似乎是在这个女人的床上找到了主教大人的尸体，当时他就像亚当一样赤条条一丝不挂。
既然我们宁愿听到平衡的消息，这类信息可能会有两种后果：要么拒绝（“不可能：那人肯定不是他！”），要么对当事人的形象产生裂痕，于是当事人也成为否定人物。这个信息是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在开始时它完全具有被四处传播的运气，即使只是为了使群体一致相信这个信息是不可能的，或者恰恰相反，并非不可能的也罢。
第三种类型的信息也是一种不平衡的命题：一个反面人物做了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例如，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罪犯跑来救了一个在公路上出了车祸的人，使之幸免一死。”这种不平衡发出了一个可疑的信息。人们并不会对事实提出异议，但是却会缩小其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就是对这种类型的“罪犯”之否定性提出了疑问，换言之，完全是老一套。这个信息孕育了人们在认识上的不协调，一种难以忍受的不平衡。而制造了麻烦的信息是极少鸿运高照，被原封不动地广泛传播的。从长远看，这种认识上的不协调必然会终结：它要么以例外为由（“是啊，可这个囚犯与众不同啊”），要么使这个行为不那么有积极意义（他的真正动机是向那人行窃，不过未能得手而已）。由此可见，当这个信息尚未销声匿迹的情况下，它就完全有可能在传播过程中朝着“否定到否定”的方向演变，而非开始时那样的“肯定到否定”了。这个事件也就朝着与当时的老一套看法相吻合的方向去解释了。
第四种类型的信息是涉及一个否定性人物犯下一个否定性行为的命题。“茨冈人在家家户户的门上记上暗号，为盗贼们通风报信。”这种信息是一个新闻：毫无疑问，人们正等着一个否定性人物去干一件否定性事件呢。但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行为将群体置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谣言也能够使老一套旧观念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它维护了人们对外国人、外乡人和流浪汉所持的偏见。它通过一个臆想出来的事实，允许人们公开发表攻击性的言论。“否定到否定”型信息于是不仅仅具有警告功能，而且还有表达和加强偏见的功能。
就像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将一个否定因素纳入一个传闻之中，能有效地增加消息的信息价值，从而提高其传播的可能性。而且，不平衡的信息（肯定到否定、否定到肯定）在传播过程中也必然会不断地发生演变。如果信息导向“肯定到肯定”的方向的话，那么它们将失去价值而结束作为谣言的传播；假如它们演变成为“否定到否定”的命题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团体的用途就如同谣言散播的动力。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谣言流传下来的，只有那些否定的命题。
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遭到强烈地震的破坏，事后不久，幸存下来的市民中间就开始流行一些最可怕的谣言：“一次海啸淹没了纽约”，“芝加哥沉入了密执安湖”，等等。这些谣言无疑都是黑色的，然而都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它们暂时缓解了灾难后幸存者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如果别的大都市也同样被天灾波及，有难同当，那么不幸就减小了。我们在前面也曾看到同样模式的例子，所谓第113部队被敌人全部歼灭的谣言使本部队的惨重伤亡变得相对减轻。
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在寻求与其他可供参考的群体进行比较，以便对我们的成就或者能力作出估价。如果别人的境况比我们差，我们就会沾沾自喜，心满意足。如果别人的情况胜过我们，谣言的作用就在于减轻由此而产生的难以容忍的失望情绪：即将他人的成就归因于他们的狡黠、手段卑下，或者弄虚作假，而非他们的水平高，从而挽回我们的面子。于是我们就会听到一些谣言，说某个社会群体“远远落在后面”，或者“不公正地享有过多的好处”。在这两种情况中，黑色均扮演着一种“泻药”的作用。
谣言是一个集体行动。人们更容易就“反对”某事、而非赞成某事而形成一致意见。当他们感到意见的一致性正在削弱时，当局就会毫不犹豫地竭尽全力去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进行一场反对敌人的新战争。抨击外国人，是使全民团结一致的久经考验的处方之一。
谣言的否定性也提供了一个同样的好处。在城市里，在攻击外来人时，人们就会团结一致。随着谣言的扩散，群体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在一个受到威胁的社会里，否定式谣言对于重建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1945年7月的某个星期日，一位侨居在美国的中国教授江君辰(6)决定驾车到美不胜收的缅因州田野里散步。途中，他在一座小村镇停下车，怯生生地、彬彬有礼地向人问路：他打听的是一座就在附近不远的小山岗，从那里可以将四周美不胜收的景色一览无遗。所有的游览导游图上都标明了这座小山岗的位置。一小时以后，整个小镇都骚动起来：人们唯一的话题，就是日本间谍攀上小山岗，意在将本地区用照片拍下来〔参考书目5〕。
一个信息从真实到虚构，以及谣言内容的迅疾演变，始终震撼着观察家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将这种失真确定为某种现象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谣言〔参考书目126〕。这是一个错误：就像并非所有的谣言都是黑色的那样，也不是所有的谣言都是失真的。在上述的例子中，存在着一个疑点：最后人们听到的内容，究竟是在传播过程中的失真呢，还是那个与中国教授谈话的第一个证人所作证词的忠实复制品？必须解释的恰恰是使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或没有出现失真现象的前因后果。再者，当失真出现时，也不是偶然的，它们遵循着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应该加以确定的。
我们前面曾经提及的奥尔波特和波斯曼的试验〔参考书目6〕，是建筑在下面这个有趣的观点上的：一个人面对一张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照片或一幅画，凝视二十秒钟，然后将其所见转述给第二者，第二者再传播给第三者……最后共有七至十人加入其中。试验结果是惊人的：在开始时的那幅照片和第八个人所叙述的内容之间，仅有一丝微弱的联系。试验者们从整个信息传递环节中，鉴别出三种演变过程：删减、强调和同化。
——从第一阶段开始，大部分细节就被忽略了，因此，整个信息从一开始就大大缩减了。然后信息在长度和形式上便大致固定下来，在后面的阶段里就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了。
——与上述删减效果截然相反的部分，是对某些细节的强调。既然这些细节能够从开始时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它们在删减后的信息中当然非常鲜明而重要。而且，当这个信息涉及行动、数字或体积的话，这些细节就会被夸大：十变百，快变疾，枪声变炮声。
——信息在演变过程中，倾向于产生一种“完美的形式”，就像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并且尊重在谣言流传的群体中早已存在的种种传闻。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纳入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比如在一张地铁照片上，一个白人手握剃须刀站在一个黑人旁边，经过几次传递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黑人袭击一个白人，变成了黑人手握锋利的剃刀在威胁白人。这完全是一个古典的情节，它赋予零散的情节以某种含义。谣言于是采纳了占统治地位的老一套形式。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运用遗忘规律和杰斯泰尔特的理论来解释删减、强调和同化这三种效果。参考遗忘规律是因为它们彼此相似。当我们审视每一个阶段被记住的细节所构成的曲线时，我们发现，从一开始，曲线就急剧下降，与遗忘曲线的特征极为相似：一个人开始时能记住很多细节，时间一长，就忘记得越来越多，最后到达一个定点上，这时他的记忆便固定下来。参考杰斯泰尔特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保留下来或创造出来的事实，总是倾向于构筑成一个“完美的外形”，构筑出一个连贯的、令人满意的情节。通过遗忘和同化的过程，谣言获得一个非常简洁的形式，能够抗拒遗忘，并且与谣言流传其中的群体所持之态度、偏见和老一套观念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注意到，虽然从最初到最后的说法，两者差距很大，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之间却并没有超出相似的界线。
这些试验完成于1945年，从此，所有的社会学和传播学课程都引用这些试验。这些试验的贡献在于使谣言现象信誉扫地。谣言应按整个技术社会的理想而受到禁止：我们应该传播受到严格检查的信息。
除了以这些试验为基础的观念上的批判以外，很多事实纷至沓来，证实它们有能力重新构成谣言所流传的原来的事件。好几项研究揭示了对最初信息的惊人的忠实〔参考书目26，133〕。而另外一些研究则观察到一种与简化过程相反的情况：细节的膨胀，形成“滚雪球”效应〔参考书目115〕。因此，模拟的信息传递链远非现实的反映，而是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非典型的情况，我们不能使之普遍化。这些模拟试验是从哪些方面脱离了原来的现实的呢？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设想谣言是一个蜕变过程：开始时信息是真实的，但到了最后就变成假的了。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谣言形成的理论：谣言的内容，是摧毁最初的事实的结果。
这一点显然忘记了谣言常常不是最初的面貌：谣言来源于一个构筑过程。面对一个含糊不清的事实，群体中的成员们集中起他们的精神才智，以求对现实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在一个事件发生后，各种解释纷至沓来：起初它们彼此共存，后来就相互补充。其中某些解释就为了其他解释的利益而被放弃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的躯干，即人们通常称之为谣言内容的那一部分。它们通过文章或书刊传给后代。在事件发生现场，必然会有非常丰富的各种解释，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地去理解“现实”，换言之，构筑他们自己独有的真实。
每种版本在开始时都是通过注入新的细节以达到构成连贯、可信的情节。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滚雪球式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旦这个情节被制造出来后，它就开始经历遗忘效应，就像奥尔波特和波斯曼的试验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凿无疑的。蜕变过程如果发生的话，一定是在第二阶段，即在构筑阶段之后。这仅仅涉及各个孤立说法合成后的结果，而忽略了群体使用何种手段来综合所有这些说法。综合的过程是通过凝聚源于不同说法的细节（滚雪球效应）而形成的，但同时也通过以一种解释替换另一种解释而形成。谣言在一个被认为是重要而又含糊不清的事件之后迅速流传时，也是同样的情况。可以想象出这一系列的模拟离开我们称之为谣言的集体磋商结果多么远。
在实验室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两个关键性的不同之处：中转站的不介入和缺乏议论。
在自然的情况下，每个中转站自己“决定”成为一个中转站。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去转播谣言：这是他本人自愿的行动，因为他感到他牵涉到信息之中，希望与他人分享他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会是人云亦云地去叙述上一个中转站讲述的内容：他试图说服他的谈话对象。而且，谣言之传播是一种交换：每一次转述，两名对话者都在相互讨论。接收者不会缄默不语，不会满足于只静静地记录下所听到的一切（如同实验室里的模拟那样）：他产生反应，他思索，他作出回答，他向中转站提出问题。在这一番双方均深深陷入其中的谈话之后，中转站本人也能够修改他自己的谣言的最初版本了。(www.xing528.com)
我们与实验室模拟系列中的机械的、技术的和单向的装配图相距遥远。这些模拟仅仅能够反映谣言的最后阶段。最初事件已经失去意义，对中转站和接收者牵涉较少，于是交流便近似于转述而仅仅经受遗忘效应的影响。
诸多谣言研究之父均受到谣言失真概念的支配。这个概念发人深思：它指的是某些理想的现实受到损坏。我们认为，当谣言现象经常发生人所皆知的变化时，我们就应该从肯定的方面来谈及这些变化：它们反映了信息是怎样构成的。支配这种变化的，不是遗忘，而是交流的欲望，分享信息和说服他人的欲望。
简单化是一切交流的金科玉律。谣言就是这样直奔信息的中心内容。事物要么是要么否，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层。所有非中心内容均被排斥。
谣言因为缺乏形象，因此，为了使之更为清晰，谣言便扩展细节以震撼人们的神经。如果谣言在开始时是三个的话，到了结束时就变成了一千；一份简单的礼物，就会变成一条钻石项链；一个杀人犯成了一个性欲狂；泡泡糖则变成了会爆炸的糖果。这种内容上的过激夸张与漫画异曲同工。在夸张一个人的线条时，人们删去了所有其他含混不清、令人犹豫和怀疑的细节：于是这个人就只剩下大大夸张的线条了。对这些含义的强调，加深了谣言的善恶两重性的形象。从几颗钻石到好几条钻石项链，这是为了使信息更具说服力，但同时这也是说服的结果：人们越是确信一个人是罪犯时，人们就越会觉得他的行为果然像个罪犯。同样，谣言的说服力亦是随着它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而增强的：因此，申诉和细节平行地逐步加强，几乎到了夸张的程度，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对细节添油加醋也是说服的结果。从朋友那里听到谣言后，听谣者从自己的角度来丰富谣言，并为证实谣言而提供其他论据。这是“滚雪球”效应的基础：即每个人都为谣言的主题添油加醋。谣言就是这样，开始流传时只有一个论据，而在传播过程中却逐渐接纳更多的论据。“贝尔纳·塔皮(7)为苏联人的资金进行再投资，他为苏联人的利益而购买了一些企业。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吗？而且，他总是先和法国总工会谈妥之后，才购买一家企业。再者，他所购买的企业不都是因为总工会发动浩大的罢工而造成困难重重的吗？比如‘摩托车’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开户银行不就是北方欧洲银行吗？那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苏联银行，等等。”
对细节添油加醋，就像对所听到的最初版本进行夸张一样，是基于下面这个事实：就我们卷入谣言的程度来说，我们与其说是谣言的接收者，不如说是传播者。我们选择作为一个传播者。这个自由选择的行动是深深卷入谣言的一个迹象：我们把谣言变成自己的，我们在里面投进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自己的幻觉。
如何删减在证实谣言中并非占主要地位的细节，使之和旨在增加证据的滚雪球效应和谐一致呢？两者的对立性只是表面的：简单化的逻辑导向排斥所有无用的内容。留下来的都是与谣言中心主题直接有关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仍然可能不够：比如，假如谣言对一个直到目前为止一直十分可靠的人提出质疑，那就需要一大堆具有说服力的事实。
这一切的发生就好像谣言力求在它的信息量和它的感动人的潜力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当这种平衡很弱的时候，只需要几个有效的事实就足矣。相反，如果感情成分增加，那么就要呼唤新的事实来帮助：信息就大量激增。对一个可靠信息来源“提供帮助”也构成谣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特征。想要说服人的意向十分明确。谣言不去用不太明确的“有人说”的手法，而是经常拥有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参考证据：比如事件的直接证人，一个“地位很高”的朋友，某个医院亲自为总统作系统检查，或者为某个大名鼎鼎的大明星作外科手术的院长，以及“维尔瑞夫”传单，等等。
“维尔瑞夫”传单的名声就像所有的谣言一样，应归因于它依仗一个无可指摘的原始来源，可以压倒一切怀疑的来源。因此，随着那些自愿做好事者自发地在他们的打字机上重新打出这份传单时，人们看到“根据《科学与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转录”的批注——即它的真正的来源，尽管已经变了样——失踪了，于是，这份传单上便出现了一些诸如“巴黎的一家医院”或“一家专门医疗癌症的医院”等附注。最后，它便逐步稳定在人人皆知的法国的癌瘤学研究之象征：“维尔瑞夫”医院。（实际上指的是位于维尔瑞夫的居斯塔夫—鲁西研究所。）
谣言使一切都变成“现在发生的”：这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一件事。这是非常正常的：人总是对新闻，对当前的事件或即将发生的事件感兴趣；相反，对无时间性的，或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和其他时代的事件，则漠不关心。这个使日期永远“现在化”的倾向授予谣言一个“永远的青春”。
这个永远年轻化的过程是符合逻辑的。与其他一切信息一样，谣言随着人们距离谣言所谈及的事件越来越远，也就失去它的价值。为了使谣言能够流传，就必须永远为谣言再创造出价值来。
谣言浓缩了过去的时间：本来指的是某个人的事，谣言使之导向另一个离我们更近的人。这种现象并非只是谣言所独有的，传闻也使历史事件遭到同样命运。在美国，1981年有关宝洁公司被“撒旦”收买的谣言，1979年就曾经出现在麦当劳身上。
谣言在演变过程中，将某些句子“颠倒”过来，以使公众更易于接受。例如，在地铁里，那把剃刀从白人手里移到他身边的黑人手里去了。同样，在战争时代，某些相同的谣言在法国人里传播，也在德国人里传播。但是人们不是预言希特勒的末日，而是宣布达拉第将遭到不幸。凡是在团体中间制造不和与不安的谣言，都会被拒绝，因而往往会流产，或者被改变而纳入“好的”方向。
最后一点，各个时期经常不断的信息会使内容有所变化：躲在香蕉里的“一咬即死蛇”，后来人们又听说是蝰蛇或者蝎子，躲在台湾进口的长毛绒狗熊或丝兰花里。其含义依旧没变，所变的只是表达方式。对于分析人员来说，这种演变是十分可贵的：它揭示了众多版本的谣言背后相同的内容，即信息中的主题，也就是说，成为谣言的原因。
添油加醋、凭空想象或虚构情节属于同一个逻辑：就是要交流深层信息，隐藏着的真相。而且，随着谣言的演变，它还会遇到新的公众。每一部分的公众都有其特殊的用语，别树一帜的象征，有其老一套框框，以及它的特殊的思维方法。就像一个售货员根据他的不同顾客而使用不同的语言一样，谣言也根据每一个新的公众的要求而修正其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谣言内容的演变方式，和研究证明有时谣言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惊人的忠实，两者之间如何取得一致？我们还记得，奥尔波特和波斯曼也意识到谣言相当忠实地保存信息的可能性。
开始时，信息越是复杂、含糊，也就越容易演变。这种演变只是反映了寻求谣言的含义，并消除信息开始时的含糊之处的要求而已。相反，一个简短而严密的信息则不大可能发生变化。在模拟试验中，信息传递到第四个环节时，内容已大大删减，并且已经找到了一个含义：于是人们便可发现信息在传播环节之间非常忠实地受到遵循。最后不再变化的形式就和口号或格言的形式一样：这些语言太空舱能够穿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光而不变。几个字就能代表一个高度集中的含义。某些谣言就缩减成一句口号：“在美国骆驼牌香烟里含有鸦片。”
对谣言内容的忠实主要取决于公众被该信息所卷入的程度。这种卷入可以是理智上的，也可以是感情上的〔参考书目80〕。在第一种情况下，信息的内容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在传播过程和信息之间，两者并不相同。其重要性来源于实际后果，而不是对公众的基本价值观提出疑问。有些谣言就是这样的，比如有谣言说“教皇下一次到法国旅行时，将到本城访问”；或者是金融谣言：“有人正准备为控制佩尔诺—利加尔公司而购买该公司股票。”相反，当公众在感情上感到谣言涉及他们时，理智控制便放松了：谣言于是便离开现实方面移到幻想、猜测和想象方面。
1945年7月，中国教授逗留的那村子就是处在这种情况。战争还没有结束（那是广岛投原子弹的前几天），村子里许多男子死于战争。那个中国人首先是一个亚洲人，因此也可能是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可恨的敌人，他的出现只能是进行间谍活动。
在紧张的艰苦状态之中，人家早已说过，理性的控制都消失了：一切都可相信，没有过分离奇而不可信的事。这种情况在群众集会或者社会危机时期，群体冲突达到顶点时就会发生。因此，“太空灰尘厂”出品“可爆炸”糖果本身就包含有全部价值观冲突的因素：一方面是许多父母一心要灌输给他们的下一代以听话、克制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另一方面，市场销售则鼓励儿童保持其潜在的爱好小玩意儿、起哄、散漫的价值观。“太空灰尘厂”是挑衅者的行为，在它的广告、推销、糖果、染料等里面，可以感觉到这种攻击。因此，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完全极端的谣言内容。我们已经知道，孩子们和“太空灰尘厂”一起爆炸了。要是用谣言来说，这更加不妙：孩子们爆炸了！
[1] 见1974年5月29日《绑鸭报》。
(1) 塔那托斯（Thanatos），希腊神话中的死神。他是厄瑞玻斯和夜女神之子、睡神许普诺斯的孪生兄弟。——译者注
(2) 保卫共和联盟（RPR）是法国右翼政党，而密特朗则是左翼党社会党的领袖，于1981年和1988年两度当选为法国总统。——译者注
(3) 卡罗莉娜（Caroline）因其出身王室而闻名，加上她绯闻不断，一直是新闻界和一般市民追逐的对象。安东尼·德隆（Anthony Delon）是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隆的儿子，虽然外貌俊美，颇多艳遇，但才能平庸。——译者注
(4) 耶耶音乐（yéyé）是源于美国的一种流行音乐，副歌常使用yeah…yeah（=yes）。——译者注
(5) 达尼埃路（Daniélou，1905—1974），法国高级神职人员，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红衣主教，一度在巴黎教授宗教教义，并著有大量神学著作。——译者注
(6) 江君辰系译音（Jiang Junchen），其人不详。——译者注
(7) 贝尔纳·塔皮（Bernard Tapie），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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