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表面内容的底下，谣言往往还包含着第二个信息。正是这个信息使谣言在流传中能够给人的情感带来极度的满足。事实上，我们主要传播的正是我们不曾意识到的隐含着的信息。
让我们通过好几个典型事例，来探索一下其他一些信息：它们将揭示出某些谣言在其流传的群体里所起的作用。
1972年5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这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更是非同寻常：多少年来被抨击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居然得到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接见。这个事件不可能不在老百姓中间引起谣言：它既是重要的，又是含糊不清的，因而需要一个解释。从1972年7月开始，一系列的故事和逸闻，据说是有关这次访问的种种插曲，在中国的城镇乡村流传开来〔参考书目94〕。下面即为一例：
一天，在与毛主席谈话时，理查德·尼克松注意到桌子上放着一只非常漂亮的古杯——人称九龙杯，他便鬼鬼祟祟地把杯子偷走了。他的动作被卫士们注意到了，但是他们不敢动，因为他是中国的客人。于是他们就将事情告诉了周恩来，询问他的主意。周恩来建议安排尼克松总统观看一次遐迩闻名的中国杂技表演。杂技团的一名魔术师做了一只与被盗九龙杯惟妙惟肖的赝品，然后，到了演出的那一天，当轮到变戏法的时候，魔术师使新做的九龙杯消失了，然后说他将在尼克松总统的公文箱里找到它。后者不得不打开他的公文箱：魔术师拿出了九龙杯，并且非常巧妙地将假杯子还给了尼克松。
第二则谣言以一座农民居住的村庄为舞台。有一个农民，他是一个在革命前非常有钱的地主的儿子。他有一个亲戚，出身卑微，后来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干部。这个干部病倒了，因此那个出身富有的农民便送去了一些鸡蛋。不久，这个干部发现这是一种糖衣炮弹。于是他便召开了一次会议，让他的那位出身富有的亲戚作自我批评，并接受批判。这次会议之后，人们想起，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阔佬，一个非常富有的阔佬——理查德·尼克松——他是美国总统，他拥有一切。他来到中国访问，还带来许多礼物给毛主席。当毛主席收到这些礼物时，他一笑而已。
这些谣言到底是否利用某些真实的小事件制造出来的？这些逸闻意味着什么？它们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它们暗示应该如何解释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尼克松是前来寻求毛泽东对他的支持的，因为他即将面临新一轮的总统选举。于是他便给毛泽东带来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礼物（就像传闻中富有的农民送给贫穷的农民礼物一样）：他希望毛泽东给予盛赞。这些谣言还加强了中国人民自己对自己勾画的形象的主要特征：人口众多、充满智慧的中国人终于不可抗拒地取得了对狡诈的外国人的最后胜利；但同时中国人也懂得如何行动以使双方都不失面子（九龙杯逸闻的含义）。
在《人民日报》那些中立的或者肯定的文章表面之下，这些谣言传播着帝国主义仍然是一只纸老虎：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智慧上，美国人永远也不可能打败勇敢、聪明的中国人。
上面介绍的谣言具有两种作用：解释一个事件和加强民族同一性特征。要读懂它们是很容易的。下面要谈及的谣言，在问题举足轻重的时候，则反映了神灵思想的残余与复兴。
我们已经使读者注意到一则以“汽车里的尸体”为名的谣言是如何令人惊讶地再度流传的。它于1914年和1938年，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参战国国内。乍一看，这个荒诞的故事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谣言。面对德国力量不可抗拒的增长，为了减轻由此而引起的潜在的深刻忧虑，谣言提出一个建议以摆脱困境：把愿望视为现实。人们无法希望的事，通过一个传闻而集体一起去梦想。
事实上，在两具尸体之间，即过客和所预言的希特勒的尸体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隐藏在这个故事里。这个无足轻重的逸闻直接表现了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几千年来，我们以为这种宗教仪式已经消失了，然而它却在人们的观念里重新出现：这就是所谓开化的人所能寻求的最后的一着。从结构上来说，谣言描述的是一种赎罪的牺牲。在原始人看来，用活人来献祭，就好像是一场交易：献祭者通过这一举动，从他们的神祇那里得到一些权力。在神祇那里得到赏赐之前，他们就要为这点好处而付出代价。这就是献祭的作用。战争爆发前的极度不安，重新引起了人类的一种最为古老的信仰，于是，开化的、信奉基督教的文明人不知不觉地重新求助于对神灵的信仰。人们应该能够在献上祭品的时候，支配自己的命运，但这个祭品并不是什么都行，而是用活人来当祭品，也就是最珍贵、最忌讳的祭品。上帝本人不也要求亚伯拉罕(1)将其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他吗？上帝说：“带上你的儿子以撒，你所钟爱的独生儿子……”所奉献的祭品越多，献祭者获得神祇们的保佑和愿望得到满足的机会也就越大。
所有的献祭都有三个主角：献祭者（即在献祭完成后获得好处者）、祭司和祭品。
在谣言中，献祭者是未来即将被动员的人，并且通过他，而包括所有法国被动员的人。祭司则始终是无名氏，他说话，随即便消失了。他就是命运之神。命运之神使他偶尔遇到那个受伤者，并将他置于死地。祭品则是献祭者的影子：就像亚伯拉罕的亲生儿子一样，或者在谣言中即是一个同样被动员的人。这样，我们奉献了某些代替我们自己的祭品，以便从燔祭中买回自身。至于汽车，则是祭台或者焚尸的柴堆的现代替代物，它将祭品从生带到死。
谣言拒绝盲目相信：事物并非不可抗拒的。既然各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国家未来的控制，卷进了即将到来的那场战争的大漩涡之中，那么只有神灵才能解救我们。谣言是一个禁欲者所说的，这一点意味深长：它越过教堂里的大蜡烛、越过还愿物品、越过为和平而作的弥撒和对上帝的祈祷。这里，人们祈求众神，重新回过头去祈求巴尔神(2)、祈求宙斯，以及出现在上帝之前的其他原始神灵。谣言不仅尖锐地反映了1939年的普遍思想状态，而且它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法：一个原始祭品。
第二个谣言从表面上来看与前一个截然不同，然而在深层结构里两者却是一脉相承的：两则谣言所隐含的真理如出一辙。与前者一样，这个谣言也同样在两条战线里一起流传〔参考书目19〕。
从1939年年底和1940年年初，到德国发动进攻的前夕，在好几个法国军团里，士兵们抱怨有人乘他们不知时，在他们的酒里（或者在他们的咖啡里）放进了溴化物（或者放进了钾）。在他们得到假期时，士兵们发现那玩意儿使他们的性欲和做爱能力大大下降。虽然谣言并不否认在等待这场奇怪的战争时所产生的疲劳和焦虑，可能是做爱失败的根本因素，它的主题和所用之替罪羊（神奇的药粉）仍然是意味深长的。
在所有的原始宗教礼仪中，禁欲被看作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战士们相信，如果在出发参加战斗前有性生活的话，他们就要打败仗。这个礼仪在体育运动中，直至20世纪末依然存在。
人们一般总是理性地去解释说，禁欲有一种强壮功效。不过，这难道不是人的生理现实或祭神仪式的合理化表现吗？鉴于精液的象征性含义（它是力量的特征），保存它，就是保存力量。此外，除了禁欲，在打仗之前，原始宗教礼仪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其生理效果实际上恰恰是削弱了战士的战斗力，即使他在心理上自我感觉是不可战胜的。
在战斗打响之前，有关溴化物的谣言使古老的禁欲的戒律重新复苏。这个戒律被认为是有助于打胜仗。这里再一次证明，这是一种原始的赎罪牺牲，一种神圣的仪式，以从众神那里赎回宽恕。为了取得战胜敌人的权力，人们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献了出来：占有女人。禁欲这个仪式埋藏在多少个文明世纪和一神教的下面之后，现在的社会并不像落后部落一样喜欢或接受它：禁欲是当权者（即那些监督士兵食物的人）强加于人的。在这两个表面上并不相同而又荒诞的谣言里，出现了同一个古老的主题。这个主题经过乔装打扮，变成简单的轶闻而到处流传。人们传播它时怀着一种含含糊糊的感觉，觉得它很重要，但又不知道为什么重要。它是一种消除焦虑的祛邪仪式，一种神奇的思想。
神奇的思想是不会仅仅局限于这种特殊环境的。例如，目前它还存在于有关总统们患有癌症的主题里。对于反对派来说，这个谣言就像是一个咒语在那里流传：语言是行动的替代物。既然即将发生灾难的预言在1981年5月社会党上台后，并没有兑现，那么为了结束社会党政权，只有求助于魔法了，通过大家一起祈祷使癌症降临，以实现这一夙愿。癌症无法预测，具有突发性，而且很可怕，因而不信教者便用来作为上帝之手的打击。(www.xing528.com)
人们说安德烈·马尔罗预言下个世纪可能是宗教信仰的世纪，或者是完全失去宗教信仰的世纪。现代世界的超科技和超理性必然造成宗教信仰的复兴。这是它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一些宗教共和国的建立，以及霍梅尼现象，都好像是这个预言的先兆。
自从1978年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有关魔鬼的谣言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在一些宗教气氛最浓的州，这类谣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越战失败以后，美国经历了世界地理政治的深刻变化：他们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有秩序之后，无秩序的混乱似乎随处可见。在这个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内部，唯灵论又抬头了。崇拜印度哲人的浪潮过去以后，年轻一代加入了一些新的教派，其中最知名、最富有的是月亮教派。
于是追捕巫婆运动又重新开始了，是谣言敲响了这场运动的钟声。杰·德吕穆〔参考书目39〕曾证明17世纪开始于欧洲的追捕异端分子运动反映了基督教徒受到严重威胁的感觉。那时，消灭撒旦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是一种防御措施，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的一种反映。人们到处惩罚魔鬼的门徒：犹太人、巫婆、异端分子等等。在欧洲之外，16世纪的征服者竭力改变美洲人的宗教信仰，因为美洲人的宗教是崇拜撒旦的宗教，就像摩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一样。如今，宗教气氛始终十分浓厚的美国内地——中部的几个州似乎被一种共同的恐惧攫住了。
一些企业被挑出来作替罪羊是十分有趣的。这些企业在美国这片国土上扎了根，它们扮演替罪羊的角色很称职：替罪羊是必须清除的内患，是必须摧毁的特洛伊木马。这些企业神秘莫测，能量极大，它们可以应付引发谣言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动乱。直到今天，它们都被看成是成功的象征，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它们被当成替罪羊拎出来，表明它们的合法性出现了某种危机。事实上，一部分美国舆论认为这些企业的劳动实际上是为了反对国家，它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如谣言所说，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与魔鬼结盟，这种观点看起来已经不再令人反感了。
几年前，一则小故事在巴黎人的晚饭桌上传来传去，人们把这事完全当成真事来讲。《世界报》总编辑相信这是件真事，就把它登了出来[1]，未作更多的核实：“在首都时髦的郊区纳伊，一次上流社会的晚餐上，有一对受邀而来的夫妇把两个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十岁的男孩，他刚刚挨了几句责骂，照看着他的四岁的小妹妹。他答应谁来都不开门，九点钟就上床睡觉。要是出了什么事，请爸爸妈妈去吃晚饭的那家人家的电话号码就放在电话机旁很显眼的地方。十点钟时，电话铃响了，是小男孩打来的。他又哭又笑，十分兴奋：‘爸爸，来了一个小偷，我把他杀了。’做父亲的起初以为男孩是在编故事，便抬眼望着天，努力安抚男孩，然而男孩又道出了一大堆令人不安的细节。‘不，这是真的。就用你办公桌抽屉里的那把手枪。来的是一个大个子先生，脸上戴着面具。他就在这儿，躺在客厅的地上。’那位父亲终于担心起来：‘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偷确实躺在地毯上……警察来了。人们把尸体翻过来，看见那张脸，一声惊叫：原来是请父母吃饭的那个朋友的儿子，二十二岁。此事发生在几个星期前。没有申诉，没有诉诸法律，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记者和警察的调查，和对医生及一些医院的调查一样，没有结果〔参考书目24〕。另外，十年前一则同样的故事也在澳大利亚流传过。故事有一种反天主教的色彩，因为就是那位权势极大的墨尔本天主教大主教曼尼斯博士，运用自己的影响为那位父亲说了话，使这起丑闻得以平息。
另一则谣言影响更加深远：在阿尔伯特·加谬的小说《局外人》中，莫索尔在监狱里碰巧看到一份报，上面叙述了一桩社会新闻，事情大概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男子离开捷克的村庄去外乡挣钱。二十五年后，他发财了，带着妻子和一个男孩回到了家乡。他母亲和姐姐在家乡经营旅馆。为了使亲人大吃一惊，他把妻儿留在另一个住所，自己回到母亲家，他进门时，母亲没有认出他来。出于开个玩笑，他冒出在旅馆开间房间的念头，并且表现出他很阔。这天夜里，他母亲和姐姐为了抢他的钱，用锤子砸死了他，随后把他的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上，男子的妻子来到旅馆，她不知道丈夫已经被害，便说出了那位旅行者的身份。于是母亲上了吊，姐姐投了井。”从1613年起，一份在巴黎印刷、偶然才出版的报纸，便在第一版上登了这样的标题：“在已经过去的1613年10月，朗格多克的尼姆市传开了一个惊人的、令人不安的故事：父母亲杀害了亲生儿子还蒙在鼓里。”这份报纸还分别在1848年和1881年登过同样的故事〔参考书目134〕。这个故事很可能在某时某地是真实的，但这并不重要。必须解释的是，这个故事在口头传说中那永恒的荒谬性，以及它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的原因。
这些故事道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悲剧性的误会。人们以为是在做好事，实际上做的是坏事。看起来这些谣言之所以流传不绝，是因为它们在打破禁忌的同时又马上巩固了禁忌。它们是一些说教性的寓言，一些伦理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十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杀人，因为杀死的不是自己的孩子，那么也总是杀了一个同类：杀了别人等于自杀。
这些谣言也告诉人们今后罪行将会到处发生，甚至在最体面的家庭中。它暴露出人们面对个人伸张正义和正当防卫的可怕后果的担忧。
在美国，我们说过涉及快餐系列商店的谣言已经是传统的谣言。主角一般是一个女人，比如她点的是烤鸡块，盛在菜盘子里的却是一只烤老鼠。我们已看到在这类谣言的基础上，还是存在一些事实的。尽管如此，那也改变不了这一判断：这则谣言将继续流传下去，因为它已成为一个伦理故事。事实上，这则谣言针对一个女人，也就是针对一个负责全家人饮食的家庭主妇，是含义颇深的。谣言提醒她如果她忽略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她就会使家里人遭受危险。老鼠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这则谣言更经常是针对妇女解放的：由于有了新式餐馆，妇女便不再被拴在炉灶边长时间地准备饭菜了。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所有谣言都可以有好几种解释，几种不同水平的破译。第一级水平的人认为许多谣言只不过是一种口头推论，用的是这样的方法：“可能发生某事，假如……”例如，看见一只微波炉，凡是有点想象力的人，都会本能地想到，由于粗心大意，家里的猫或者小狗都可能有一天在里面做窝。把这个假设推向极端，就可以想到“热狗”，一种著名的三明治。这样我们就离“更糟的是……”这一类的古典奇闻不远了。我们不否认更深地解释谣言的价值，但是我们得承认谣言之所以受人欢迎，原因之一，是谣言能充分利用我们周围事物的最荒诞的一面。
第二级水平是将谣言同群体的最近历史联系起来，这个群体就是谣言在它内部流传的群体。举例来说，从1970年起，美国发生一则“毯子里的蛇”的谣言。据说一个美国妇女向一家邮购公司买了一条毛毯，发觉里面藏着一条蛇而吓得半死。谣言添油加醋地说这条毯子是从远东进口的。根据不同的说法，那个妇女被咬死了或者咬伤了。这一类谣言出现的年份，可以将谣言同越战联系起来解释。事实上谣言表达了害怕远东人民通过进口货施行报复的心理特征。
在更一般的水平上，可以证实这个谣言是无处不在的。一家邮购公司的一个经理最近对我们说，有一个相同的谣言正在针对他的公司：谣言说公司某地有个妇女被一条藏在进口毛毯里的蛇咬了。他把一则穿越国界的谣言当作对他个人的攻击！谣言的这种普遍存在性，证明那些与越战关系不大的国家，也很乐意传播这类谣言，仿佛这则谣言本身携带着一个重要的集体信息。难道这是西方的所谓“黄祸”的论调，由于远东诸国经济力量有惊人的飞跃发展而加强了吗？
可是这则谣言也是传染性的谣言大家族中的一员，关于中国餐馆里有老鼠（流传于法国、英国、美国）、南斯拉夫餐馆里有老鼠（流传于德国）、希腊餐馆里有老鼠（流传于丹麦）等谣言，都是属于这个大家族的。这个十分庞大的谣言家族因恐惧外国人而可以无限扩大下去。
问题仍然存在：应该抓住哪一级水平来解释谣言呢？以我们的看法，我们宁愿要根据群体的认识和谣言出现的时间来进行解释。当然我们知道，谣言里有永恒的主题。所要解释的就是一则谣言在什么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群体里出现或者再出现。为什么是在这儿又是现在呢？
[1] 见1972年7月2至3日《世界报》“一周新闻”专栏。
(1) 亚伯拉罕（Abraham），《圣经》旧约里的人物，古代希伯来人，即现代犹太人的始祖。上帝立他为“万国之父”，但要他将独生儿子以撒献给他。就在亚伯拉罕举刀欲杀其子时，上帝制止了他。——译者注
(2) 巴尔神（Baal），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主神，太阳神。《圣经》中为“巴力”，作邪神、恶魔之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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