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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百日政权与滑铁卢战役

时间:2023-08-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路易十八的政府连续犯错,而它的下属机构的作为更加深了人们对它的警惕与怀疑。与路易十八一同归来的移民贵族幸存者的态度和行为引起了普遍的反感。1815年3月9日,他抵达格勒诺布尔;1815年3月10日,他占领了里昂。反法同盟宣布拿破仑即位为非法行为,同时出动军队入侵法兰西,企图镇压这位“篡位者”。拿破仑帝国卫队的骑兵拿破仑帝国卫队的步兵1815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拿破仑开始了这场破釜沉舟之战。

法国大革命:百日政权与滑铁卢战役

巴黎投降后,整个法兰西王国受反法同盟摆布。不过,由于英国介入,这个被征服了的国家重获和平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尽管这个国家所有革命战争的成果都被剥夺了,但原有的疆土仍完好无损。尽管大国吞并小国的普遍趋势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但它至少仍旧是路易十六时的法兰西。继巴黎和平后,1814年秋,维也纳会议召开了,其任务是重建欧洲大陆。在这次伟大的会议上,北方列强表现出了不逊于拿破仑本人的政治野心。俄国扬言要吞并整个波兰。普鲁士对与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盟国合作时所获得的利益仍不满足,希望获得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各国代表的借口让人无法忍受,一场新的全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在此期间,法兰西王国新国王路易十八竭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却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很快,波旁君主制被视为国家灾难和耻辱的象征。法兰西人迫切地渴望和平,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战败的事实。于是,在法兰西人眼中,自己遭受屈辱和失败的罪魁祸首是统治阶层。路易十八的政府连续犯错,而它的下属机构的作为更加深了人们对它的警惕与怀疑。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军队被拆散了,威名远扬的三色旗也被取缔了。新革命的许多成果不是被公开攻击,就是被暗中威胁。令人反感的阶层划分再次出现,令1789年赢得的民权平等得而复失。过去几年里基于大量充公没收的财物而形成的贵族阶层的根基动摇了。与路易十八一同归来的移民贵族幸存者的态度和行为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对于这些令人憎恨的旧时代的代表,法兰西人认为“既不能忘却,也无法理解”。移民贵族极力呼吁恢复封建陋习,并计划适时地采取行动。这些地位尊崇的男人周围蜂环蝶绕,给整个凡尔赛蒙上了一层萎靡之风。

路易十八

于是,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才几个月,法兰西人民就对他产生了敌意。在愠怒与不满的情绪中,人民开始希望发生某些变化。尽管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受封的贵族和元帅们顺从或假装顺从复辟的波旁王朝,但愤怒的情绪很快在仍忠于拿破仑的军队中变得越来越激烈,就连年轻军官们也不例外。拿破仑一直在地中海的小岛上密切关注着法兰西王国的动态,并设计了一个出逃计划,企图逃离这个皇室囚禁地。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按照连自己也认为无比大胆的计划出发了。他要在全欧洲都反对他的情况下重建法兰西第一帝国。他率领着一支由几百名帝国卫队士兵组成的舰队。有人认为拿破仑的目的不只是对抗暗中迫害自己的路易十八,更是要挑战欧洲。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公正的。1815年3月1日,这支小型远征队踏上了普罗旺斯的海岸,几年前,年轻的拿破仑从埃及归来时就是在这里登陆的。人们欣喜万分,热烈欢迎这支幽灵般突如其来的队伍,因为人们并没有忘记马伦戈战役是如何将自己从外国入侵中解救出来的。于是,这位被放逐者在几个小时内就穿越了多芬。他一路向前,并在途中不断呼吁爱国主义者加入。很快,拿破仑的军队散发出了强大的、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在曾经爱戴且不能忘怀的伟大领袖面前,奉命前来阻止拿破仑的一批又一批军团无不丢盔弃甲。在极短的时间内,拿破仑原本微不足道的小队伍已经聚集成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并且每经过一个地方人数都成倍增加。1815年3月9日,他抵达格勒诺布尔;1815年3月10日,他占领了里昂。随着拿破仑的不断推进,敌对势力似乎在他面前消失了。一时间,整个法兰西王国军队大范围造反。曾任拿破仑得力副将的奈伊也在战争洪流中倒戈,重新投靠拿破仑。波旁王朝的形势急转直下,路易十八逃出了边境。1815年3月20日,精力充沛的被放逐者再次回到杜伊勒里宫。两个星期内,王室发动的一场无力的反抗被悄然镇压。拿破仑曾生动地描述道:“帝国之鹰带着三色旗,飞过重重塔尖,最终到达圣母院的塔楼。”重新将拿破仑送上皇帝宝座的主要功劳属于军队。尽管对眼前的景象深深着迷的法兰西人非常欢迎主人归来,但比起相信甚至希望法兰西第一帝国永垂不朽,真正让他们欣喜的是波旁王朝的远去。

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带着远大的计划从厄尔巴岛出发

法兰西人民欢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

重获皇位后,拿破仑向欧洲列强做出了和平保证。不久之后,他又提出制定一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的宪法以及双重议会和自由保障制度。拿破仑的行为是否真诚,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上,没有人相信他是真诚的。拿破仑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地表达和平意愿,都无人相信。得知他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消息后,反法同盟暂时停止了分歧。反法同盟宣布拿破仑即位为非法行为,同时出动军队入侵法兰西,企图镇压这位“篡位者”。于是,拿破仑面临着与整个欧洲的武装力量对抗的局面。他决定勇敢面对这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不管批评者们如何评判,他都做出了伟大的、名副其实的努力。他既没有向民众求助,也没有企图复苏1793年的记忆。面对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拿破仑虽然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激情,但仍然不遗余力。虽然他最终失败了,但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性质与国民公会时期获胜的那场战争的性质毫无共同之处。幸运的是,在上一次反法战争中被俘的成千上万的法军士兵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拿破仑利用这些老兵优化了法军资源,将势单力薄的法军变成了一支不少于六十万人的强大力量,而且其中二十万人已经准备好随时参加战斗。现在,拿破仑面前有两个计划:要么等待反法同盟军进攻巴黎,因为他早已加强防御;要么发动突袭,分散反法同盟军的兵力,并逐一击破。最终,他决定坚持一贯的战略思路,采取第二个计划。也许这个计划在当时看来并不明智,但它还是非常出色的。反法同盟军入侵的最前线是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和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率领的两支军队,他们在从斯凯尔特河到默兹河的比利时境内安营。当他们沿法兰西边境分散开时,法军就有机会向他们发起猛烈突袭。而此时,这两支反法同盟军的援军仍远在易北河和奥得河。因此,攻击和分裂敌对阵营的这支先头部队并逐个摧毁它们,这个目标是极有可能实现的。如果在这个决定性战役中取得胜利,谁又能保证接下来的历史会如何呢?尽管拿破仑的军队处于劣势,但许多著名的战役已经证明拿破仑有能力在危急情况下扭转运势。

拿破仑帝国卫队的骑兵

拿破仑帝国卫队的步兵

1815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拿破仑开始了这场破釜沉舟之战。法军各支队以精湛的战术实施佯动,从而隐藏了真实目的。法军各支队迅速从里尔赶到梅茨会合的同时,帝国卫队也从巴黎向前推进。拿破仑的目的就是将部队秘密集合起来,然后向比利时军队发动突袭。1815年6月12日,拿破仑率军离开首都。到1815年6月14日傍晚,整个法军在紧挨着桑布尔河岸的法兰西边境集合。法军大约由十三万人组成。虽然旺代的突然起义使拿破仑失去了两万多将士,而且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军队人数达二十二万人之众,但拿破仑的成功经验令他相信自己有希望获得精彩的胜利。1815年6月15日上午,法军开始行动。法军的行动虽然被普鲁士军队的巧妙计策拖延了,但前进的速度仍旧很惊人。经过桑布尔和占领沙勒罗伊后,法军直奔反法同盟军中线,也就是从那慕尔到布鲁塞尔的大道。正如拿破仑预料的那样,此处的防守确实很薄弱。天亮之前,法军已经到达哥斯利,尽管没有达到拿破仑所期望的那么远,但也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并能轻易到达敌人的前哨所在地——那里的敌军力量还不够集中,相当薄弱。1815年6月16日,法军再次前进。以勇猛著称的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急于战斗,尽管自身军队松散且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叮嘱他不要采取冒险行动,但他还是向在利尼附近的拿破仑宣战。这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交战,战斗双方都士气激昂。最终,拿破仑智胜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主力部队受到沉重打击的普鲁士军队损失惨重,被逐出了战场。同时,奈伊在夸特布拉斯以西几英里的地方袭击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尽管这位英军将领无法为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提供援助,但他却成功地牵制住了奈伊,并且保护了普鲁士军队的侧翼免受法军攻击,否则利尼可能会变成第二个耶拿。不过,一个意外事件破坏了这个圆满的结果。奈伊在后方留下了一部分力量。身在利尼的拿破仑得知奈伊所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于是命令奈伊所留下的这一部分力量出击,协助奈伊完成任务,这才促成了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的失败。被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压制住的奈伊在这个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将这支部队收为己用。这一事件对战役的结果可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法军和普鲁士军队在利尼交战

这些行动使法军战胜了普鲁士军队,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法军占领了反法同盟军的核心地带,阻止了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和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会合计划。然而,普鲁士军队并没有像拿破仑所希望的那样一蹶不振。反法同盟军的将军们也许已经发现,他们若团结一致、合作行动,就可能一举消灭拿破仑。然而,利尼战役之后,拿破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被击败的普鲁士军队,并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如果是在以前的军事行动中,这个结论可能毫无悬念。但接下来的事件却显示了反法同盟军将领的能力和普鲁士军队的激情的力量。普鲁士军队虽然在利尼战败,但毫无退缩的迹象。能力不凡的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很快就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在离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仅有几英里的地方,为下一步行动做好了准备。这位英军指挥官计划采取行动向友军靠拢。因此,反法同盟军虽然被迫离开第一阵线,但其将领并没有真正分散,而是开始在第二阵线向彼此靠近。同时,因持续行军和战斗而疲惫不堪的法军奉命停止行军,不再监视普鲁士军队的撤退路线。1815年6月17日中午,拿破仑出兵袭击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拿破仑完全不知道普鲁士军队就在不远处并正向英军靠近。拿破仑率七万二千名士兵离开夸特布拉斯时,指派格鲁希率领三万四千名士兵“牵制并击败普鲁士军队”。而此时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已经撤退并于傍晚时分占据了滑铁卢村外的一个位置,决意在此与拿破仑一决胜负。此时,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的部队位于十二英里外的瓦夫尔。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曾向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承诺将赶来支援英军。同时,格鲁希从利尼出发后只前进了很短的一段距离,因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普鲁士军队的踪迹,甚至找不到普鲁士军队的行军路线。和拿破仑一样,格鲁希认为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不会冒险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会合。不知该如何排兵布阵的格鲁希在让布卢附近停了下来,与拿破仑和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相距甚远。

法军攻击霍高蒙特

反法同盟军计划在滑铁卢会合,与法军进行一场持久战。如果身在让布卢的格鲁希能够赶来阻止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的行动,反法同盟军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拿破仑坚信普鲁士军队离战场很远,并且格鲁希能设法牵制住普鲁士军队。拿破仑一心想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引入陷阱。由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只有六万九千名士兵,且其中一部分还是二等军队[1],其马匹和枪支也都很逊色,拿破仑自然感到胜券在握。拿破仑本想在1815年6月18日黎明发动袭击,但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大雨瓢泼。为了等地面干燥变硬以便更有效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拿破仑将行动推迟了几个小时。这更说明他对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已经在他的侧翼集结之事全然不知。拿破仑对英军右侧的前哨基地霍高蒙特发起攻击,打响了这次战役,但这只是一次佯攻。实际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军队的左翼和左侧中心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这次攻击行动恢宏而果断。这时,拿破仑得到一条情报。情报声称约三万人组成的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军队已经从瓦夫尔出兵,而且近在咫尺。因此,拿破仑尽管坚持认为这是一支迷了路的小分队而且击败它易如反掌,但还是在中午时分派出了部分军队去抵抗这支意料之外的敌军。拿破仑的作战计划虽然因此受到很大的干扰,但仍然继续猛击英军主力。经过一连串的猛烈袭击,法军成功占领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前方的拉哈耶桑特村。法军不顾一切地向英军所在地发起攻击,一次比一次激烈。整个圣让山因此陷入枪林弹雨之中。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英军步兵的防守,他们阵形森严,“似乎扎根在土里”。在一连串徒劳的攻击后,法军骑兵被残酷地打散,被迫撤退。在此期间,普鲁士君队的支队一直不停地猛攻拿破仑军队的右翼,这让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得到了珍贵的喘息机会。后世作家对此事的意义强调得还远远不够。大约七次攻击后,法军的进攻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拿破仑抓住机会对英军的中心力量进行最后一击。帝国卫队中大部分身经百战的将士坚决地加入了这场新战斗,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巧妙地强化了自己的阵线。短暂而惨烈的战斗后,帝国卫队被击退并缓慢地向后撤退。现在,轮到英军出动了。就在这时,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的大军出现在了战场上,撕裂了法军右翼,将其彻底击溃。除了坚持抗战到最后的帝国卫队之外,拿破仑的军队混乱不堪,四处逃散,被普鲁士军队穷追不舍。战败的拿破仑只有一个支队尚存几许战斗力。拿破仑向格鲁希下达支援滑铁卢的命令,但格鲁希抗命并很晚才从让布卢出发。当格鲁希率军到达瓦尔夫时,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早已拔军而去,他仅仅在拿破仑战败后俘虏了一万五千名普鲁士士兵。(www.xing528.com)

法军不顾一切地向英军所在地发起攻击,且越来越激烈,整个圣让山因此陷入枪林弹雨之中

英军顽强抵抗法军的进攻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巧妙地强化了他的战线

众多史书都清楚地记载了这场令人难忘的战斗。拿破仑的一系列行动是军事艺术的杰作。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和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军队尽管具有极大的优势,但仍在1815年6月16日陷入了危机。若不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利尼战役对拿破仑而言原本将会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拿破仑1815年6月16日之后的行动遭到了崇拜成功之人的谴责。拿破仑确实犯了一些细节上的错误,但作为一个统帅却不应该被指责。他做出的错误判断虽然在这次事件中是致命的,但这是正常现象。法军在1815年6月17日的延误应该归咎于部队的疲惫。如果说法军没有对普鲁士军队进行足够的侦察,这个失误的责任应该由法军士兵来承担。至于拿破仑关于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不可能很快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会合的推测,在拿破仑早期战争中的类似事件中曾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被击败的普鲁士军队在1815年6月18日出兵滑铁卢并进行关键一战,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这一行动之所以得以实施,很大程度上是由道德因素引起的——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军队的斗志被激起了。拿破仑派格鲁希前去牵制普鲁士军队,这就说明拿破仑并没有忽视普鲁士军队。尽管我们也认为让格鲁希用三万四千人去抵抗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所率领的九万人有些勉强,但这位中尉的表现比想象中更糟糕。1815年的拿破仑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如果他在滑铁卢被消灭,那不是因为他的力量减弱了,而是因为他的对手们特别是行为准则被低估了的普鲁士军队比以往更团结了,当然还因为拿破仑在以往和现在的行动中所表现出的一如既往的过度自信。此外,不明推理和经验主义在真正的战争中是极不可取的,甚至是致命的。基于这个观点,拿破仑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那些能激发人的力量的强烈情感的蔑视。拿破仑作为政治家经常犯的错误影响了他作为军事领袖的才能。而反法同盟军指挥官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暴露在了危险之中。正如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不应在利尼作战,这充分表明了分裂对反法同盟军而言常常是灾难性的。好在这一切都得到了巧妙的弥补。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在滑铁卢战场上的坚持以及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在克服失败方面的英勇,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军事素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尽管在滑铁卢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其名誉并不完全依赖1815年的这场战争。他真正的名誉来自他在分析拿破仑战略中的薄弱环节时所表现出的令人钦佩的睿智。并且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令人难忘,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赞誉。

拿破仑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

拿破仑三世虽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却缺乏军事才能

滑铁卢溃败后,拿破仑退位。早已心生敌意的议会在这个灾难时刻站出来反对他。不久之后,拿破仑被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这成为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幕。1815年,被反法同盟国踩在脚下的法兰西像一年前一样,再次接受了波旁王朝。尽管路易十八是个睿智的统治者,但这个王朝不可能持久,因为长期沉寂的革命力量并未消逝。一股革命力量突然崛起,剥夺了查理十世的王冠,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并推举1793年间的雅各宾贵族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的儿子路易·菲利普上位。这个波旁-奥尔良王朝政府的主要特征是腐败和软弱的议会制度,与它的前身命运一致[2]。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它在1848激怒了欧洲列强,于1851年不幸灭亡。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灭亡之前,拿破仑这个伟大的名字在法兰西重新获得了神奇的力量。拿破仑已经离世,这位征服者的后代,即拿破仑第一任皇后约瑟芬的一个孙子被推上皇位成为法兰西皇帝,称为拿破仑三世。这个没有军事天才作为首领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只不过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再现,而且更为虚弱。1870年,普鲁士统治着统一了的德意志,不仅洗却了耶拿战役的耻辱,而且夺回了1814年和1815年被法兰西王国夺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至此,伟大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了,同时,被认为不能长久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了。在历史上,法兰西第二帝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国防与1793的一样坚固无敌。但由于它的灭亡和1871年席卷了欧洲的雅各宾骚乱,它并不受瞩目。这种安定注定是暂时的,因为法兰西革命掌握在一个士兵[3]而不是高级将领的手中,虽然他的确英勇,但革命摧残下的法兰西仍四分五裂。反观1789年至1815年间发生的事件,法兰西的统治根基从未稳固,甚至国家公共利益的一些基本要素也受到了损害。上个世纪的大动荡虽然不是导致这场灾难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封建主义制度没落后,法兰西虽然在物质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在精神道德方面并没有相应的进步。在后人的记忆中,法兰西尽管统治着从塔古斯河到波罗的海的欧洲地区,但其军事运势从封建主义制度结束时起就已经变得很糟糕。而曾经飘扬在马德里和莫斯科的三色旗也已在梅茨和斯特拉斯堡被推倒。除了法兰西外,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成效都很显著。他们倾向于建设文明社会和推动国家进步。不过,在欧洲,可怕战争和普遍骚乱也不曾间断过。我们看到,欧洲近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漠视弱者、恭维强者。我们结束一个时代,同时开启另一个时代。我们深信,法兰西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远不及它所带来的好处多。1789年之前,英国的伟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4]曾指出,战争时代似乎即将结束,欧洲将永远摆脱那些推翻了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的野蛮行为。如果爱德华·吉本能活着看到博罗季诺战役、莱比锡战役、滑铁卢战役、塞丹战役和恐怖统治时期的暴行以及1871年的巴黎革命政府,不知道他会作何评论!

【注释】

[1]这里指装备差、士兵的素质差、总体战斗能力较弱的军队。——译者注

[2]即第一次复辟时的波旁王朝。——译者注

[3]这里是指拿破仑。——译者注

[4]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议会成员。他的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等具有历史批判意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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