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王学渊源及评价简析

嘉靖二十六年（1547）会试，张居正成为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遇到了热衷讲学、笃信王学的徐阶教习，张居正受到徐阶的赏识。由此可以推测张居正与王学的渊源首先来自乃师的影响。这时的张居正对王学颇有好感，作于入选翰林院不久的《宜都县重修儒学记》充分显示出这一点：

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信其说。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方诋其弊。然议论乃日以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姗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敝也矣。故宫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后可观也；学术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后可久也。［28］

张居正从儒学演变的角度，论述了王学产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孔子而后，圣学失之支离糟粕，程朱理学的兴起正是为改新学术，却又陷于“假诸于外”的弊端，学术应当本之于心，王学的兴起又使得学术为之一新。张居正对王学的评价显然很高。在这篇文章中，张居正还强调了“道民之术”在于学术教化，而非法令政刑：

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为治者也。言道德礼义，则见以为希阔而难用。然要其本，则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为用易见，而礼之为教难知。故古之王者，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皆所以整齐人道，敦礼义而风元元者也。今议者不深唯其本始，骛为一切之制，以愉快于一时。夫教化不行，礼义不立，至于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将无所措其手足。当此之时，虽有严令繁刑，只益乱耳。乌能救斯败乎?由此观之，道民之术在彼不在此也。［29］

张居正不仅认为学术教化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之术，而且斥责了当时出现的“为政恶用学”的错误看法：

善宦者流，尝轻诋理学之士，以为不适于用。且曰：“为政恶用学为哉!夫守经据义，士所先也；聪明强干，吏所先也。欲为政而从事于学，泥矣!”张子曰：“不然。吾闻古之君子，终始典于学……试使理学之士商功利，课殿最，诚不如广汉、延寿。然明道正谊，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所能为也。夫欲舍学以从政，譬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济矣。”［30］

这段材料来自张居正写给毕仕和的一篇送行文章，当时毕仕和要去朝邑县任知县，根据《续朝邑县志》所记，毕仕和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出任朝邑县知县。［31］因此，张居正此文应是作于此时。此时张居正倾心王学，面对诋毁理学的说法，借机进行辩诬，对于学术与政教的关系深以为然，认为“政亦学也。世言政、学二者，妄也”。

从张居正书牍中可以发现，张居正与王学学者书信往来密切，其所交往的王学学者除了徐阶，还有聂豹、罗洪先、胡直、罗汝芳和宋仪望等。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张居正何时何地与他们相结识，但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是通过徐阶认识这些人的，并且至迟不晚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

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亦是徐阶的受业恩师。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阶入阁，王学学者聂豹和欧阳德被起用担任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王学经过明世宗一度的政治压制之后再度活跃起来，［32］王守仁身前的多种著述得到刊刻，各地的王门学者纷纷创立书院并在书院内祭祀王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徐阶、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在京主持“灵济宫大会”，云集至千人，其盛况为数百年所未有，罗汝芳也参加了这次盛会。［33］作为徐阶门生的张居正应该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和三十二年（1553）先后结识了聂豹和罗汝芳。张居正所写的《启聂司马双江》正是聂豹担任兵部尚书之时：

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此先天无极之旨也。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心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惮于屡照，其体寂也。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空也。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敝也矣。［34］

这段话体现出张居正对于王学所契较深，尤其对聂豹的归寂说感兴趣。第一，张居正提出学当凭借心来沉思解悟，因为心有万物，为天下之本。以“心”为“理”为天地万物的根本，正是王学最核心的命题。张居正对“心”十分讲究，一方面表现在其一生之中常讲“虚心鉴物”，即使在实行一些对学界的禁毁政策之后，他仍自称“吾平生学在师心”［35］。另一方面，《四书集注阐微直解》中也流露出张居正本人的心学思想，如他讲：“盖天下义理虽散见于事物之中，而实统具于吾心。吾惟涵养此心，使虚灵之体不为物欲所蔽，则事至而明觉，物来而顺应，自然触处洞然，无所疑惑。”［36］就格外强调天下事物无穷无尽，以孔子之好学，也有难尽之虞，因此，“学圣人者，宜究心焉”。此外，张居正也讲“致良知”，他说：“盖人之心虽为物欲所蔽，然良心未曾泯灭，必有一端发见的去处，这叫作‘曲’；若能就此扩充之，到那极致的去处，叫作‘致曲’”［37］；他认为“人心之良随处发见，而最真切者莫过于亲丧之时，能识其端而推广之，则礼意无一念之不真，伦理无一件之不厚，而仁不可胜用矣。”［38］第二，王门后学分化为不同学派，张居正倾向于王学之中的归寂派，对于如何达到“心”的本然状态，他采用了聂豹的“归寂”方法，即“涵养于不睹不闻”，使心虚寂。第三，张居正对于朱学弊病有很清醒的认识，认为朱学“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敝也矣”，并因此而对聂豹致虚之说颇为赞同。王学在王阳明去世之后，由于后学对于如何致良知持有不同见地，分化为众多学派，针对王畿与泰州学派力倡现成良知造成完全摒弃工夫与知识的弊端，聂豹提出“归寂以致知”的归寂说。罗洪先所见与此深相契合，二人成为归寂派的代表。［39］所谓以归寂作为致良知的途径，具体形式是“静中存养”，整个过程表现为“内观反听而忘智”［40］，其“脱略事为”的静坐法被当时一些学者认为类似于“禅悟”。可能正是由于虚寂类似禅悟的静中存养，才使得早年深受佛学禅宗影响的张居正更容易与归寂派相契合。嘉靖三十四年（1555），聂豹致仕，之后也不见张居正与聂豹讨论心学。但张居正与归寂派的其他学者还保持着密切联系。

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早年曾师事王阳明弟子黄弘纲、何廷仁，与王畿、钱德洪论学，主张“收摄保聚”，与聂豹归寂说相契合，同为归寂派代表人物。罗洪先因为触怒嘉靖帝，在嘉靖二十年归田致仕，此后再未为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京师灵济宫大会也并未记载其曾参加。所以，张居正究竟是何时何地结识罗洪先已不可考。张居正有三首写给罗洪先的诗，可证明二人有交往：(www.xing528.com)

《方广寺宴坐次念庵先生韵并致仰怀》

幽隐何所托，长与薜萝期。听法过祇苑，皈心礼大悲。

壑晴云起处，松暝鹤归时。此意人先觉，吾来已较迟。［41］

《访大方禅僧次念庵先生韵》

烟雨晓微微，山堂未启扉。花坛分石髓，苔壁挂云衣。

挥麈频问难，停辀已忘归。曹溪一宿后，真觉夙心非。［42］

《观音岩次罗念庵韵》

上方重阁晚依依，飞锡何年此息机？行尽碧霄平有路，坐看红树不知归。

法身清净山长在，灵境虚无尘自稀。欲借一枝栖野鹤，深公应笑买山非。［43］

前两首诗是张居正致仕后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游南岳衡山时所作，第三首诗具体写作年代不可考，但可以确定也是张居正告休期间游历所作。这三首诗表达了对罗洪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由于闲居在家，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因而也表达出张居正有意忘却尘世、归隐山林的心境。所以，可以推测，张居正至少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之前就已经和罗洪先相识，并对其十分敬仰。而与罗洪先的相识可能缘于张居正的另一位心学友人胡直。

胡直，字正甫，号庐山，早年从学于欧阳德，嘉靖二十六年（1547）拜师罗洪先，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同样属于“江右王门”。早年张居正与胡直交好，胡直拿出家传《遗训》给张居正看，张居正也引他为同道：“吉，胡正甫氏出其高、曾祖《遗训》。余观之，称慕古昔……正甫行修，而文恬于世好最为卓越矣……余与正甫论学最契，谓其出于罗念庵先生，余素所倾向者。”［44］张居正自认为与胡直的学术最契合，因为胡直学术出于罗洪先，而念庵先生是他最倾慕的。张居正与罗洪先相识可能通过胡直，也未可知。却表明张居正与王门后学，特别是江右王门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实，不止胡直，耿定向、罗汝芳也一度被张居正视为知己。［45］在这篇文章中，张居正还借机赞扬了王阳明的学说之于学士大夫，犹如“膏雨之洽润”，“受则丰茸犹华实，弗受则芘乘之财日就槁矣”。对阳明学术评价之高，再次证明早年的张居正是一名王学服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