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成因揭秘

西部民族地区的暴力恐怖活动由来已久，它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历史与现实、境内与境外、网上与网下等多种因素互相纠结、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而且目前正呈现着“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络有市场”的新常态。导致西部民族地区暴恐活动屡禁不绝、反复发作的原因复杂而多样，从已经发生的暴力恐怖看，主要有：

（一） 恐怖根源根深蒂固

从历史起源看，“东突厥斯坦”这面旗帜就是当年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打出来的。崇尚暴力恐怖活动的“东突势力”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清朝末期进入新疆后，就以实现民族分裂和所谓“新疆独立”为目的，疯狂采取极端手段，大肆制造暴力事件。从现实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弱化”和“颠覆、渗透、演变”的战略且从来没有改变，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以新疆、西藏为突破口的战略重点也没有改变，利用“三股势力”并将其培植为分化中国的“政治别动队”的战术策略也从来没有改变。在包括反恐在内的许多国际问题上，这些反华势力始终坚持双重标准，坚持以自我利益为标准、以意识形态为边界，排队划线，推行单边主义，不断加大对“世维会”等境外民族分裂组织的支持力度，不遗余力地将热比娅打造成“东突”组织的领军扛旗人物，推动和支持“世维会”等分裂势力不断由幕后走向台前，同时加紧在周边地区构建对我国的“包围圈”和“封锁线”。这些因素一方面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刺激、鼓舞了“三股势力”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信心和决心，助长了其存在发展的嚣张气焰。

（二） 周边国家政局动荡，恐怖诱因明显增多

新疆是我国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我国反恐的核心战场。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周边与8 个国家接壤，是东亚和中亚的交汇点。多年来，新疆周边部分国家政局长期动荡，不确定因素增加。出于霸权主义的本性和对本国实际、长期利益的战略考量，美国等西方国际一直企图把新疆作为中国“颜色革命”的试验场，同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插手中亚事务。尤其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颜色革命”后，中亚各国政权掌控能力降低，这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沃土”。我国周边国际恐怖活动随之激烈反弹。2013 年，美国反恐白皮书公布恐怖活动多发的6 个国家中有5 个环绕在新疆周边，对新疆地区形成了暴恐弧形包围带。距离我边境300 公里的费尔干纳谷地，现已成为国际恐怖分子和中亚“三股势力”的聚集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恐怖活动的抬头之势已然可见。此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政局还在进一步发展变化，其世俗政权与宗教极端势力的矛盾不仅难以调和，而且时刻有不断加剧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由于我国西部的“三股势力”已经与中亚地区的国际恐怖组织形成了一定的联系，未来我国西部的暴力恐怖活动仍然难以完全消除，有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活跃态势，反恐形势将日趋严峻、复杂。

（三） 政治宗教因素互动，煽动作用较强

宗教极端组织利用新疆穆斯林群众多、宗教影响大的特点，打着“人权”“圣战”的旗号，以宗教活动为掩护，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大肆灌输极端宗教思想，掀起宗教极端狂热，煽动裹挟不明真相的群众支持甚至参与恐怖事件。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等境外分裂势力不断调整策略，加紧反动宣传、煽动活动，网上渗透加剧。同时，他们加大“文斗”力度，与我展开新的政治较量，企图炒热所谓的“东突”问题，促使“东突”问题国际化，最终实现“新疆独立”。

（四） 社会因素复杂纷呈，相互交织影响

新疆、西藏自治区内部各地区贫富有差距，尤其是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偏低，易受恐怖势力蛊惑煽动。一些被司法机关打击人员的亲属和部分未就业的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对政府心怀不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危人群。一些刑释解教的危安犯不思悔改，继续从事分裂恐怖活动。加上当前社会转型期内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不断碰撞叠加，不确定因素陡然增多，易被恐怖组织利用的可乘之机也随之增多。(www.xing528.com)

（五） 极端宗教因素

西部地区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东西方社会、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的主要途径，伴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进行，一些外来宗教也率先以这里为基地或中转向我国内地进行辐射性传播，由此导致这里形成了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十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于阗佛教王国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于十一世纪初灭亡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和阗地区。十四世纪中叶起，在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等信仰的主要宗教。十六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14] 伊斯兰教主要有四大教派（逊尼派、什叶派、穆尔吉埃派、哈瓦利吉派），其中逊尼派人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总数的80%，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也属于该派。哈瓦利吉派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政治派别，主要由穆斯林军人组成，他们将“吉哈德”（意为为正义的战争去奋斗） 奉为宗教义务，后被歪曲为向“异教徒”进行“圣战”。18 世纪中叶，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近代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的先驱） 创立瓦哈比派，该派大力倡导“吉哈德”和“伊吉拉特”（意为迁徙）。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也被称为“圣战主义”） 于20 世纪70 年代兴起后，以歪曲的伊斯兰宗教世界观、价值观来观察、对待和处理问题，提出要振兴伊斯兰教，强调宗教认同感，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建立世界伊斯兰教联盟并号召“圣战”。由于特殊的地缘、宗教及文化渊源，新疆一直深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为此，维吾尔族的宗教极端分子为了走向“通向与真主安拉同在美丽天堂的光明大道”，制造出了一起起打上民族宗教烙印的暴恐事件。

（六） 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对称，导致民族矛盾出现和加剧

新疆山地面积（包括丘陵和高原） 约占自治区面积的1/2，气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降水量为150 毫米左右，土地荒漠化比较严重，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但新疆又是我国的能源和矿产大省，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预测资源量分别占全国陆地预测资源量的30%、34%和40%，此外，光、热、风等资源也在全国占有较大份额。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抢占先机，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新疆从开放的桥头堡变成抵御分裂的前沿阵地，影响了建设和发展。二十多年来，在国家“援疆”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新疆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与民生事业发展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与内地的差距仍然较大。同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自身区域范围内，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甚至加剧的问题。加之一些人对国家的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在认识上存在偏见，认为自己守着资源在受穷、捧着金碗在要饭，资源被发达地区掠夺了，因而将自身的贫困根源归结于国家、社会甚至汉人，进而将不满情绪指向政府、社会和其他民族，出现了民族矛盾逐渐加剧的状况，为暴恐活动的宣传、煽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七） 新疆和西藏已成为敌对势力与我国进行较量的主要战场

当前，反恐怖已经成为大国之间交流的重要话题和实质内容。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地区已成为大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角力场。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对中国境内发生的暴恐活动往往或者是“降格、低调处理”，或者是进行歪曲报道、抹黑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总体上或明或暗地支持“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其实质是想搞乱新疆、分裂中国，将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政治化”，将恐怖活动作为搅乱中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宗教、文化相近，“双泛主义”对新疆的影响一直存在。尤其是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全盘接受“双泛主义”理论，否定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客观现实，夸大歪曲民族历史，煽动民族仇恨，宣扬狭隘民族主义，与国际恐怖势力相互勾连、遥相呼应甚至融为一体，成了严重危害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毒瘤。

综上所述，恐怖活动表象上是暴力恐怖活动，实际上是地缘、民族、宗教、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互相叠加共振的结果。其实质不是简单的民族、宗教、地缘问题，而是现代国际环境孕育、“双泛主义盛行”“三股势力”共同作用形成的反社会、反人类、反人性的严重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