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皇室利益下的改革之殇

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太清宫去朝拜。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都（今河南商丘），人们争先恐后地出门看皇帝，唯独一个学子闭门不出，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窗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子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书。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范仲淹。范仲淹考中进士做官后，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但他以天下为己任，数次上书朝廷，大胆直言，抨击时弊，几度遭贬。

范仲淹在他的词中说：“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长期的贬谪生活和政治上的不得志，使范仲淹惆怅难眠只能借酒浇愁。但历史很快就给范仲淹带来了机会。

在宋沉浸于国家的繁荣和表面的稳定中时，与宋朝相邻的另一个民族却在悄悄崛起，这就是西夏。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冬天，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征召全国15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第二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

西夏的进攻给宋朝带来极大的惊慌。北宋长期抑制武将、重用文人的政策牺牲了国防，又加上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因此导致西夏兵势如破竹，北宋危在旦夕。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宋仁宗命范仲淹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他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心情十分沉重，提笔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虽然环境险恶，但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在范仲淹的主持之下，边防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宋仁宗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在军事上持进攻的态度。庆历元年（1041）正月，陕西主帅夏竦轻敌贪功，结果被元昊看准地势，围困在定川砦，断水放火，宋军全军覆没。定川砦战后，元昊大军便无所阻拦地直抵渭州，焚掠后还军。

军事上的失利使宋朝被迫在军事上对西夏采取守势。外患未除，宋朝的内部矛盾又日益尖锐。

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决心决定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由此开始了。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

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赞同，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逐步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由此得以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已呈现出崭新的面目：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内容的程序，某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性内容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时弊，但其内容却与宋朝立国的方针相冲突，这就注定了庆历新政必然会失败。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的中心思想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系统，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90%以上的人都得丢官。

在北宋行将覆灭之时，人们不禁喟然长叹：“中国（指北宋）无一男子。”“无一”二字虽然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出了士大夫的堕落。而自宋朝建立之初，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重任。杨时在宣和年间就指出：“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

形势已经逐渐明朗，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宋仁宗选择了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www.xing528.com)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政治上的理想，人生的抱负，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与范仲淹的军人出身有关。宋朝对军人的防范必然使宋仁宗对范仲淹心怀忌惮，这不仅导致了范仲淹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宋朝的悲剧。

宋仁宗的个性也注定了新政不会成功。想改革时急不可耐，但遇见困难就撒手不管，宋朝皇帝的荒唐在历代王朝中无出其右者。后来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时，竟把皇位扔给儿子，自己一走了之。宋朝皇帝中除了宋太祖、宋太宗算是比较圣明的皇帝，其他的都是一开始想振作朝纲，但干着干着便走样了。

宋仁宗还算是诸皇帝中比较得人心的一位，但是，也做过不少有失国体的事。庆历二年（1042）七月，富弼第二次使辽，带着国书与口谕前往。行至乐春（今河北献县），他忽然觉得心中不踏实，对副使张茂实说：“为出使却没见到国书内容，万一与口传不一致，那此行就糟了。”他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与口授不同，便立即快马返京，当庭怒奏：“政府这样做，是要置我于死地，我死不足惜，误了国家大事该怎么办！”宋仁宗竟然装糊涂，不顾诚信和国体，拒不承认自己下了这一诏书，还把拟旨的责任推给宰相吕夷简和富弼的岳父——时任枢密使的大词人晏殊。

有这样的皇帝，庆历新政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废除庆历新政，实际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庆历新政为以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开创了先例，但也预先宣告了熙宁变法的失败。因为，宋朝一开始就把基础建立在一个堕落士大夫的基础之上，而正是他们造成了国家的内困，也是他们造成了国家军事上的弱势，同样也是他们坚决地维持着宋朝的这种状态，簇拥着宋朝走向灭亡。

李存山先生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一文中曾经借用南宋吕中的话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

“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若干年后，南宋兵败灭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实施。宋朝错失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而庆历新政失败时，宋朝已经注定了将在难堪中灭亡。

庆历新政的失败同时宣布了北宋“党争”的开始。之前景祐三年（1036），宰相吕夷简就以“荐引朋党”为名，将知开封府事的范仲淹贬至饶州，并牵连余靖、尹洙、欧阳修等被贬，由此掀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此即苏轼出生之年。等到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再一次以“朋党”之名而被罢参政，那年苏轼10岁，正在读《范滂传》，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多年以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政治旋涡已经从那时起，开始迅猛地旋转。

宋朝的统治者早已把这上升为理论，即“异论相搅”。天禧年间，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宋真宗又把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寇凖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将个中奥妙说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所谓“异论相搅”，就是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牵制。

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还是很乐观的，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他在文中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闻名于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精彩阐述。从读书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人民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不把获罪贬职放在眼里。他策划的庆历新政，触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在反对派的抵抗下步履维艰，最后归于失败，但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成为历代改革的先锋。

范仲淹是乐观的，当时的大宋朝也是值得乐观看待的，但范仲淹还是过于乐观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确实为北宋忧愁了一把，但北宋已在政治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了，宋朝之后的历史再也没有给范仲淹一个乐观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