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及与作者关系的探讨

文本并不是一个当代西方学者新创的术语，而是一个一直被使用且有较为固定含义的“旧”词。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文本是指任何书写或印刷的文件；在文献学中，文本是指原文。文献学关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不同版本（抄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文本成为其中的承载者，也成为最直接的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直到20世纪后半期，文本才彻底走出文献学而获得全新的意义。

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在1973年为《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理论”（Theory of the Text）词条中对文本的旧词新用的语境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传统语言观念的危机是文本浮出水面的直接动因。传统的语言观念认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起源式的、单一的和确定的。这一主张避免了意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但一直受到批评和质疑。直到20世纪中叶，传统语言观念本身终于爆发危机。首先，卡尔纳普、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把逻辑作为一种语言，用可靠性代替真理，从所指回到能指，使能指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性。其次，布拉格学派尤其是雅各布森等人在诗学名义下使文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文学史传统的束缚，文本结构凸显为问题的核心。再次，21世纪初索绪尔建立的语言学在60年代被更加系统而深入地运用于文论研究，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成为一时之主潮。这一切最终导致文本成为作品概念的替代品并被委以重任。

巴特所提供的背景分析十分复杂，其中既涉及人文科学在20世纪出现的整合现象，又涉及语言论转向、结构主义兴起等。仅就文论而言，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西方文论一直在谋求变革，而这一变革的基本方向是强调形式（语言）本身的自主性。尽管在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那里，作品仍然是主要的批评对象，但对作品形式和语言功能的强调使得形式因素格外凸现出来。韦勒克（Rene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77）这部新批评的总结性著作中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和“内部”，前者包括传统的批评内容，如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后者实际上是指传统作品中的形式部分，如文体、叙述模式、语言特征等，并肯定了新批评把“内部的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的做法。当然，新批评所推崇的这种“内部的研究”还只是形式性的，也就是说，它还属于作品概念之内的形式研究，而没有完全脱离作品的束缚，但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对作者在作品中的作用进行了消解，对作品内容与外在现实的联系进行了阻隔，也使得内容和形式之间产生了张力，所有这一切为文本的出场准备了条件。

语言论转向，结构主义迅速崛起，文论最终突破传统规范，使得以语言为基本内核的文本批评成为可能。索绪尔语言学承担了语言论转向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诉求。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共时性的强调，这一点迎合了结构主义的理论追求，即把结构作为观察一切事物的基点，结构系统本身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存在于各种形式的叙事、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之中，从而结构主义具有了广泛的包容性，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文学批评等诸语域，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它所研究的对象，这就使得学科之间的交汇日益频繁而深入，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成为主流。结构主义改变了文论的研究方向。文本成为结构主义特征的重要表现场所。

现代语言论转向和结构主义的兴起导致了文本的凸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 1971）一文中指出了文本与作品之间更替的意义。巴特认为，作品通常强调与作者的联系，作品是由作者创作出来的，作者被尊为作品的“父亲”，是作品的源头之所在。如此一来，尊重作者的手稿、弄清作者的意图，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文本与作品相反，它反对任何在起源意义上考察作品的企图，既不把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赞同从作者那里获取文本的意义。它主张文本是复数的，具有无法缩减的意义多重性。文本揭示的是文本之间拼合的无引号性、匿名性。作品意义的获取是有终极指向性的，作品中的所指始终左右着对作品的解读；而由于对一元论和终极指向的消解，文本的阐释进入多种可能状态，文本彻底脱离了对一元论幽灵的依附。从这一意义上说，所指的隐退使意义最终停留在能指上，而能指本身的连续滑动必然导致意义的无法达沽，意义遂成为一种意义游戏。巴特强调，作品阅读的快乐充其量只是一种消费的快乐，因为阅读作品时无法对其进行重写，无法直接参与作品的再生产；而文本的快乐则是一种狂喜式的快乐，因为阅读者与能指没有距离，他的文本阅读是重构性的。(www.xing528.com)

可见，在巴特的心目中，文本与作品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作品的生产是有源头的，作者既是作品形式的制造者，更是作品意义的赋予者；而文本强调语言自身的自主性，强调意义决定于语境。巴特的这一文本思想深受另一位法国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 “互文性”理论的影响。克里斯蒂娃在研究中发现，苏联学者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揭示出词语本身具有承担多重言语的性质，这一性质在小说中表现为不同文本片段的重新分配和交换，从而生成一种互文现象。互文性不是传统考据学的一种观察，而是强调不同的能指系统在文本之间的相互介入和整合，实际上是文本之间的拼合、转移和对话。巴特意识到文本概念在文论研究中应该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当然，与克里斯蒂娃注重具体的文本分析有所不同，巴特试图通过对文本概念的建构，揭示出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新特点。

文本在文论研究中的方兴未艾之势，在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得到了持续的展现。在后结构主义时期，后期巴特的文学批评、福柯的历史考古学、后期拉康的精神分析、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等都具有明确的文本指向性，都彰显出文本对文论研究的意义。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文本思想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他提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口号成为最时髦的一句文论话语，反映出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德里达的这一文本思想实际上是对后期巴特文本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德里达认为，文本既不关涉现实，也不关涉作者的思想，文本是不及物的。德里达甚至强调世界的文本构成性，而这一点又是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分不开的。索绪尔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暗含了语言走向解构的因素，这不仅表现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上，也不仅表现在语言意义的结构性生成上，更为关键的是，语言通过能指的延宕而使意义得以生产成为一种游戏。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延宕性存在，意义的延宕始终成为文本观照现实的阻力，成为文本阐释的阻力，成为文本指向意义阻力，但文本也就是在这样的解构语境中不断地走向自身的存在。把文本作为一种外部世界的构造者，或者说使文本成为包含外部世界在内的唯一存在，这一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本哲学，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对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消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视觉转向和文化研究时代的开启，文本越出文字的阈限，开始进入图像世界。这一切为文本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全新语境中的文本的视觉化和图像化又一次令人难以忽视。值得强调的是，文化研究只有在文本中或者透过文本才可能以全新的姿态再次走进文论的外部空间，再次走进历史、社会和文化。也就是说，这一切只有在文本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因为脱离了文本，这一“走进”只能是重蹈传统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覆辙。

（戴阿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