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整理《论十大关系》（第3版）

1975年夏天,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面整顿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9年间,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大好形势”。

但是,当时的宣传舆论阵地还掌握在“四人帮”的舆论总管姚文元手里,整个宣传、理论、思想工作也被“四人帮”操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时负责主管宣传、理论、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首当其冲,被打成“阎王殿”彻底砸烂。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落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即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规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单位的工作。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康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即称病不出,李德生以后因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前往东北,中共中央组织宣传方面的大权遂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掌握。他们凭借窃取的这一部分权力,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搞乱了理论、搞乱了思想,把意识形态领域折腾得不像个样子。

随着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被“四人帮”篡夺的宣传理论工作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使之真正掌握在代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手里。

1975年6、7月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酝酿成立这一机构时,仅仅名称是叫政治研究室还是政策研究室,邓小平就反复考虑了很久,再三斟酌。如果叫政策研究室,顾名思义是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那就很可能会被“四人帮”找个借口置于他们控制的中央组织宣传组之下。所以,邓小平最后决定叫政治研究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由国务院来领导。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高度重视。

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在调查研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草中央文件,整理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组织起草重要理论文章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1975年1月,邓小平就曾约胡乔木谈过一次话,要胡乔木找一些像他那样的老人马,出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写作班子那样,写一些重要理论文章,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和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等。

邓小平强调说: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地解答的问题。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邓小平要求胡乔木:要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6月份,邓小平第二次同胡乔木谈话时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名单由你提议……

1975年7月,经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时,正是全党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主持下进行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尖锐斗争的关键时刻。政治研究室成立后,在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立即参加了这场斗争。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后,由胡乔木等7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日常工作。

这确实正如邓小平要求的那样,是一批像胡乔木一样长期从事中共宣传、思想、理论、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老人马”。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1930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团委书记,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在上海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同年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党团书记。后又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陕西青训班副主任、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办事处宣传部部长。1941年,开始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48年后,任新华社社长,中国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先后起草或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中共重要文献和理论文章,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的编辑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批斗和迫害,后长期“靠边站”。直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才得以复出,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

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起草、主持起草或参与起草过许多著名的中共文献和重要理论文章,有“党内一支笔”的美誉,是中共有名的“笔杆子”和理论家,熟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具有领导这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他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以后,和领导小组其他同志一道,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带领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全面整顿的要求,调查研究,起草文件,撰写理论文章,很快成为全面整顿的“智囊团”。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时,包括行政、图书资料和业务工作人员总共只有30余人,内设机构有国内组、国际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北京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楼房的二层楼上,会议室设在邻近的武成殿。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十分重视,在政治研究室建立初期,他经常找政治研究室的几位负责人谈全面整顿的形势和工作,政治研究室的几位负责人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政治研究室的同志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一上班先到中南海武成殿,听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传达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以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在1975年7、8、9、10这四个月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齐心协力,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收集和上报有关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的一些材料,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转呈一些信件,写了两篇政治理论性的文章,代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杂志,等等。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日子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意识形态领域冲锋陷阵,并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一起,或者起草,或者修改,最后形成了三篇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棵大毒草”而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称之为“三株大香花”的重要文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针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指示肆意歪曲,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进行“解释”的行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其他毛泽东文稿(如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的整理、编纂工作。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教训和缺点已经暴露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富经验,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论十大关系》是预定选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一篇重要文章。邓小平对整理这篇文章极为重视。当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与《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整理、编辑工作以后,邓小平指定由胡乔木亲自整理这篇重要文章,以便早日公开发表,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为全面整顿提供重要的理论武器。

1975年7月上旬,正是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在全国各个领域全面进行的关键时刻。《论十大关系》最后由胡乔木主持整理成文稿。邓小平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

“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www.xing528.com)

毛泽东当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尽管如此,《论十大关系》的文稿还是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也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协助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修改《科学院工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其他文件中,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发展科技和发展工业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邪说,批判了“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以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管。同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实际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主办一个理论刊物《思想战线》阐发全面整顿的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因此1975年10月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呈送并请转中央政治局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当天,胡乔木就报送邓小平,请他审阅批示。邓小平于10月5日签署意见:“拟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主席圈阅后,邓小平10月6日批示:“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

这个报告确定,《思想战线》的性质是一个理论性、批判性、讨论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思想战线》的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这个报告强调:《思想战线》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必须坚决斗争,严肃批判,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这个报告同时提出,《思想战线》要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注意同工农兵结合,实行开门办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等等。

《思想战线》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思想战线》在组织机构方面确定,《思想战线》杂志社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直属单位。设主编一人,副主编若干人。以后,成立了杂志社临时领导小组。

1975年10月6日和11月24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召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和《思想战线》负责人到政治研究室开会。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办刊思想,在会上讲话,对《思想战线》的性质、方针、任务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绳、于光远也对《思想战线》的选题和作者队伍提出重要意见。

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政治研究室要尽力给《思想战线》以支持和帮助,除了共同研究明确《思想战线》方针任务之外,还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一、《思想战线》每期的选题内容,政治研究室与学部一起讨论确定,就主要的文章、主要的观点交换意见。

二、《思想战线》发表的重要文章,我们可以帮助定稿。

三、派两个联络员常来常往,便于相互了解情况,随时解决问题。

在筹备《思想战线》出版期间,胡乔木、胡绳、于光远等不断地给《思想战线》杂志出题目,并且告诉编辑部,某篇文章可以约某位同志写;他们还为《思想战线》约了一些同志写文章。政治研究室联络员郑惠常常打电话给《思想战线》编辑部,传达胡乔木、胡绳、于光远给杂志出的选题,并对送审的某些文章提出修改意见。郑惠有时直接到《思想战线》编辑部了解情况。胡绳也亲自到《思想战线》编辑部看望大家,并听取汇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高度重视《思想战线》这个刊物,来源于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分工中,《思想战线》由胡绳具体负责,这也是他联系学部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思想战线》创办后,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同“四人帮”那时的笔杆子上自张春桥、姚文元,下至梁效、罗思鼎、洪广思、唐晓文、宫效文、钟佐文的文章将会大异其道,事实上是唱“对台戏”的。

《思想战线》在筹备创刊过程中,“四人帮”不断进行造谣中伤、恶毒攻击,矛头直指邓小平。

1976年2月25日,姚文元在一个电话中对《红旗》杂志负责人说:“他们有一篇讲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讲法比刘少奇凶得多。我刚拿到手,可以看到问题的尖锐性。他们准备放在《思想战线》作为第一篇。”1976年3月1日,姚文元又在电话中说:“批《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要联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乔木关于《思想战线》的讲话,也可以批判。”在1976年4月26日下午,姚文元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时,诬蔑邓小平派人去学部是搞复辟,办《思想战线》是和党中央唱对台戏。《红旗》杂志1976年第五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诬蔑邓小平指示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是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的干部迟群和“梁效”写作班子,在各种场合诬蔑《思想战线》。他们扬言,“《思想战线》出一期,我们就批一期”。“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党羽在1976年2月也对上海文教组讲:“他们想搞一个修正主义舆论工具,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四人帮”竭力攻击《思想战线》,说明了其对《思想战线》的恐惧。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力指导下,《思想战线》编辑部终于编出了试刊第一期。打出清样后,经学部领导同志审阅,然后送交胡绳。胡绳看过后,转胡乔木审定。胡乔木同意后,就付印出版。就在这时,全国掀起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于是,《思想战线》杂志未能公开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