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一南北，在政治上虽有“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的区分（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但在文化上却无此区隔。元代一统，使得南北分隔长达三百余年之久的文化，趋向大的融合。其中南、北文学的互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尤其是诗歌。所谓“元代诗坛的一个趋势，就是打破南北阻断，重新融合。这本是历史发展的趋势”。[30]
元代混一南、北，使得南、北士人得以观览各地，北人南往，或南人北上，蔚然成风。这不仅促发了元代诗人们的诗歌创作，而且还进一步密切了彼此间的交流。我们可以对南人北上游历所带来的诗歌创作方面的变化，以及元人对于南、北方诗风差异的评论及其趋于混融的现象，稍微作一点了解。
首先，是南人北游及其对诗歌创作所带来的影响。
元初江南士人多称道南北统一，可以说，既感欣慰又颇感辛酸。南方士人北上，大多以能“游孔林”、“历燕赵”、“谒京师”作为人生的重要经历。临川人吴澄说：“君昔为才进士……今以绍定遗老，德祐朝士，年六十七，犹能跋涉数千里，纵观宋氏百五十年欲至而不得至之邦，其可喜也夫？其悲也夫？”（《吴文正集》卷十七《送黄通判游孔林序》）又有诗云：“平生欲作孔林游，尘上因循老则休。想见弦歌当日地，至今桤树绿秋秋。”（李存：《俟庵集》卷一一《送人游孔林》）萧从周则说：“观礼乐必之鲁，观天下必升岱宗。观止矣，仆之事毕矣。”（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四《送萧从周序》）江西人吴澄，也为南方人能北谒京师而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徐]镒尝有四方志，曩一至京师，获观山河之高深，土宇之绵亘，都邑之雄大，宫殿之壮丽，与夫中朝巨公之恢廓严重。目识若为之增明，心量若为之加宽，此身似不生于江南遐僻之陬也。”（《吴文正集》卷二五《送徐则用北上序》）
元代许多文人学士常常将能一游南、北作为人生追求，并且自况司马迁，遍览名山大川，归而著书立说，藏之名山。王谦道说：“曩者足目所及，海之北，江淮之南而止耳。幸甚遭时盛明，车书万里，而身犹局局然守一隅，殆将抱恨没齿。明年将问津渡淮，由徐、兖历青、齐，放览赵、魏之郊，闯首神皋，一观上国之光。天不尼我，又将出居庸，望辽东、西，缘古塞涉安西北庭，东入阳关，下陇坂，访秦汉之故迹。或首商於，或径斜谷。首商於则沿汉沔，径斜谷则下荆门。归而把酒，骨肉族谈，亦足以乐。此我之志也。”（《雪楼集》卷一四《送王谦道远游序》）
元大德三年（1299），萧山重建大成殿时，立石碑纪念。碑文为张伯淳撰、赵孟頫书写。
南人北游，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因素在起作用。北方燕云十六州失之于辽，中原北宋故地失之于金，这些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多被视为是华夏文化故土。相比于南人大量北游而激起文人学士们内心的波动来说，北人南下则相对要少些，南北混一其实并没有在北人心中激起那么强烈的反响。这里既有政治原因，也有自然环境的因素。南人政治地位低，许多北方文人士大夫不太乐于到南方为官，其中很多到两广、海北海南道、福建等地为官的北人，多属下放外派；而且其时南方遍地瘴气，北人常视南下为畏途。元代嘉兴人张伯淳曾云：“皇元混一以来，仕者参错南北，往往而是，独不闻北方学者为南州文学掾……”（《养蒙先生文集》卷二《送云伯让赴浏阳教授诗序》）。
元代江南士人北上，蔚为一景。杨镰先生曾对北人南游这样说道：“元统一中国之后，北方的诗人们往往以到江南一游为荣。这种游历不仅是人员的互动，也是诗文家们创作激情的催化剂。”[31]其实，这话用到南人北游上来也是再贴切不过的。南人北游所吸取的北方文化，也一样是南人创作的催化剂。那么，南人北游带给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以怎样的影响呢？
南人北上给北方带去不少南方的文风气息，南北文风趋向融合。陈旅在《元文类序》中认为，大元一统，带给元诗文以重要的影响。他说：“三光五岳之气分则大音不全，必混一而后大振”，“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其间作为文章，庞蔚光壮，前世陋靡之习，于是乎尽革”。[32]
北方多人文胜景，而且其迥异于南方的名山大川，必定会给北游的南方文人学士提供诗歌创作上的素材，北方的气韵也必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元人王旭曾云：“夫名山大川存英灵之气，惟诗人知之而得其助，他人盖不知也。”（《兰轩集》卷一一《泰山诗会序》）吴澄亦这样写道：“北走燕、赵，南走湖、湘等处，广览山川风俗，以恢廓其心胸耳目。志气卓尔不群，诗之不凡也。”（《吴文正集》卷十《刘鹗诗序》）
元人陆文圭说：“岁在丙子，天下大定。车书同轨，自南而之燕者道济汴，自北而游宦者乐江浙。繻节往来，道路无壅。于是周公、太公之先烈，仲尼、孟轲之遗迹，名臣贤士之风猷，悉得以所见闻，而江南之士见闻日广。”（《墙东类稿》卷五《送丁仲谦归东鲁序》）见闻益广，正是诗人们创作的源泉之一。(www.xing528.com)
元代北上诗人不胜枚举，北方的闻见给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广泛的议题。元初比较著名的，有仕元文臣如汪元量、冯子正、程钜夫、赵孟頫等人，他们的诗文中多有对北方风物的描述，给北方诗坛带去了一股新风。
其次，我们可以留意元人对南北诗歌的评论。
南北诗歌地域色彩浓重，一般而言，南北诗风历来被视为有华秀与雄伟之差异。元代南北混一，交融日甚，南、北方诗人对彼此所代表的地域的诗歌多有不同的评论。
《人骑图》（元代赵孟頫绘）。人骑马上缓缓而行，身穿长袍，表现出儒雅之气。
元代河北邯郸人张之翰曾针对南北诗风差异问题这样简洁地评述道：“余尝谓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西岩集》卷一八《跋俞娱心小稿》）龚璛则在《静春堂诗集》卷首《静春堂诗集序》中评论道：“一自士去科举之业，例无不为诗。北音伤于壮，南音失之浮。诗文不同，宜极于古。”
《梦蝶图》（元代刘贯道绘）。取材于“庄周梦蝶”的典故，将此场景置于炎夏树荫下，寓意深刻。
张之翰在《西岩集》卷一八《跋草窗诗稿》里进一步称：“宋渡江后，诗学日衰，求其鸣世者，不过如杨诚斋、陆放翁及刘后村而已。固士大夫例堕科举传注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气间断，太音不全故也。余读建安刘近道《草窗诗稿》，见其风骨秀整，意韵闲婉，在近世诗人中尽不失为作家手。然中原万里，今为一家，君能为我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华，历汾晋之郊，过梁宋之墟，吸燕赵之气，涵邹鲁之风，然后归而下笔，一扫腐熟，吾不知杨、陆诸公当避几舍地。但恐后日之草窗，自不识为今日之草窗也。”
由张之翰的评述，可以看到，一方面他对宋南渡后南方的诗学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认为南北混一带给南方诗歌以巨大影响。张之翰对南方诗歌的看法是否代表北方文人的一般看法，尚需更多证据。不过，他认为南北混一促进了南方诗歌的进步或发展的观点，应是南北文人学士共有的看法，这点当无太大争议。
元代中叶偏向“雅正”的元诗风格的形成，其实更多的是指以“元四家”（一般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为代表的南方诗歌而言，这一诗风偏向“雅正”，肯定与当日南北交流日盛的影响有关。那种优游不迫、雍容闲雅的气象，只有在南人北上吸取北方雍容大气的齐鲁燕赵之风后才可形成。
在南北混一的社会背景下，南北互游为元代文人学士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使元诗的发展获得了契机。从这点上来说，元诗是有其壮阔的生活画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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