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修太平广记的老英雄法及其影响

宋太宗时，编纂成《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三书，后宋真宗时又编纂成《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是与《太平御览》同时开始编纂的，据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 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条云：

《实录》：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八年十一月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因知好学者，读万卷书非虚语耳。”十二月庚子，书成。凡五十四门(《书目》云：杂采经史、传记、小说，自天地事物迄皇帝王霸，分类编次)。诏曰：“史馆新纂《太平总类》一千卷，包括群书，指掌千古，颇资乙夜之览，何止名山之藏，用锡嘉称，以传来裔，可改名《太平御览》。”戊申，上于禁中读书(一云清心殿)，自巳时至申时始罢，有苍鹳(一作鹤)自上始开卷，飞止殿鸱尾，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语近臣，宰相宋琪对曰：“此上好学之感也。昔杨震方讲间，有鹳雀衔三鳣鱼堕于庭，亦同其应。”《会要》：先是，帝阅类书，门目纷杂，遂诏修此书。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成书。)六年诏令镂版(《广记》镂本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二书所命官皆同，唯克勤、用宾、思道改他官，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董淳、直史馆赵邻幾预焉。^[2]

又据嘉靖间谈恺刻本所录李昉《太平广记表》上表时间“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十三日”，及所载“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版”等时间，可知《太平广记》的编纂，当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完成上表进呈，同年八月送交史馆，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雕版颁行。又据谈恺刻书序，“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

宋太宗为何诏命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等书? 自《太平广记》等问世以来，说法颇多，李昉等在《太平广记表》中自呈初衷，谓是“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然“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编此书，其云：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谀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腼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3]

而后世许多学者，则颇不以为然，或以为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等书，实另有目的，即以此为借口将海内名士羁縻于文字之间。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即有此论：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朱希真先生云)^[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八《经籍考七十五·集》总集类“《文苑英华》一千卷”条引用王氏之言，似亦持相似观点：(www.xing528.com)

陈氏曰：太平兴国七年，命学士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阅前代文学，撮其精要，以类分之，续又命苏易简、王佑等至雍熙三年书成。王氏曰：太平中诸降王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

谈恺刻《太平广记》，其所撰《刻太平广记序》亦重复王明清之言，“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书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5]。明陆深亦以为宋太宗本意如此，他说：“宋太宗平列国，所得祼将之士颇多，无地处之，于是设馆修三大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书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别修《广记》五百卷，亦皆优为供给。盖将以驰驱一时之人才，使之乐而忘老，其本意初不为书籍也，明君贤相真自有度。”^[6]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八《殷崇义传》亦云：“是时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宣怨言。太宗俱录之馆中，俾修《太平御览》等书，丰其廪饩，诸臣多卒老于中，崇义其一也。”^[7]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言及《太平广记》，亦云：“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8]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亦言：“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9]邓嗣禹在《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序》中亦承王氏之说。

王明清首言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实是以修书为由羁縻名士，是一种高明的“老英雄法”，王明清以降如马端临、谈恺、鲁迅等，皆附和其说，影响颇大。不过，质疑亦历代不绝。宋李心传在《旧闻证误》卷一中即指出王氏所言有误：

朱希真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出王仲言《挥麈后录》)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明年《广记》成，八年，《御览》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诸儒修《文苑英华》一千卷，雍熙三年成。与修者乃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幾，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浦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江南旧臣之与选者，特汤光禄、张师黯、徐鼎臣、杜文周、吴正仪等数人。其后汤、徐并直学士院，张参知政事，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知制诰，皆一时文人。此谓“多老于文字之间”者，误也。当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尚亡恙，今谓“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误矣。《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朱说甚误。^[10]

不仅“多老于文字之间”有误，“因降王死而出怨言”有误，且“《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亦与历史实际不符，辨说甚详。而元代的刘埙，在其《隐居通议》卷一三中则又以为参与编纂的李昉等算不上英雄，故王氏之言不妥。其云：

如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或谓当时削平诸僭，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诸书，迟以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闲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以予观之，是惟无英雄尔。果有英雄，此何足以束缚之!彼以翻阅故纸、寻行数墨者谓之英雄，宁不足笑耶! 当时如江南徐铉，号为辩士之雄，然犹不能使其国之不亡，孰谓既亡之后，犹能逞异志而使亡者复存邪! 此好议者之过也。又如《文选》诸诗，乃昭明太子一时偶取入集，初非立体，而后世作诗者，乃创立一名曰“此为选体”，尤非确论。^[11]

近代以来，如聂崇岐、胡道静等，虽不同意王氏所谓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为“老英雄法”之说，但亦以为此举是有政治目的的，聂崇岐指出王氏之说虽“实有两种错误”，但“太宗之敕修群书，不过为点缀升平、欲获右文令主之名”^[12]。胡道静以为且“宋太宗赵光义确有‘惭德’的问题，他的帝王位置是从他哥哥太祖赵匡胤手中夺得的，且有杀兄的嫌疑——所谓‘烛影斧声’者是。当时他必须安定人心，首先是须安定太祖旧臣之心。用这点来窥测太宗广修类书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则李、聂所举抵牾之点皆可通;朱敦儒的说法诚有错误——不应当联系到‘诸降王死’的问题上去，而他的说法的基本精神是应该认为有所根据的”^[13]。不惟胡道静认为宋太宗敕修类书有“惭德”的原因，乾隆亦以为如此，他说：“亦由宋太宗身有惭德，因集文人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书，以弭草野之私议。”^[14]今之研究者，虽多批评王明清之说的史实谬误、不赞同其说的武断，但多不否认宋太宗这种做法的政治目的性。如日本学者竺雅章即认为：“这一大规模的编纂事业，主要是为了转移新征服的南方各国的文人学士对宋朝的不满，使他们在优越的条件下埋头编书，去掉那种失意愤恨的情绪……一般说来，中国历代王朝，完成了统一天下大业的皇帝，往往注意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如唐太宗时编纂《五经新义》、明永乐帝时编修《永乐大典》、清代康熙皇帝时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例子。这些帝王往往以此标榜自己是中国传统的文治国家的继承者，同时又可以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