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阿合马的权力争夺与官僚集团的斗争

当时，色目人中受到忽必烈特别信任，一再超迁，跻身宰执，大行揽权征利的，是费纳干（Fanākatī，位锡尔河右岸，近阿杭格兰河口）人阿合马。《史集》记载：“还在察必可敦生活于自己父亲的家中时，异密阿合马就同他们亲近，因此，当她作了合罕的妻子之后，经常在他的帐殿中，取得了势力，成了一个大异密，并且把国家行政抓到了手中。”[621]忽必烈在有一次提到阿合马的儿子忽辛时，说：“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乎！”很可能阿合马本人便是费纳干地方的胡商，受俘或投靠而成为蒙古弘吉剌部贵族按陈那颜的家人，当察必出嫁忽必烈时，阿合马作为陪嫁的媵人（蒙古语称引者思）而入侍忽必烈，因而得以出入内廷，受到忽必烈的亲近。

中统初元，阿合马任开平同知兼太仓使。中统二年（1261年）五月，忽必烈派遣他清点燕京万亿库诸色物货。他提议在开平建立和籴所，以增益仓储。中书省根据这一建议，以曹州人李亨领和籴事，改名为规措所。“亨修人事，极经画，已而粒米狼戾。”[622]可知阿合马一开始便是忽必烈的财政管家，理财积谷，颇具成绩。中统三年十月，始置中书左右部，以阿合马为领部，并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至元元年（1264年）十一月，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阿合马改任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年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总司财赋。至元七年，朝廷分立尚书省，阿合马以平章尚书省事成为这一新设机构的最高行政首脑，浸及于攫揽朝权。

在阿合马主持这些工作的各段时期，主要有如下一些措施：

1.设置诸路转运司，负责征收财货。诸路转运司之设，始在中统三年十二月，以燕京路监榷官曹泽等为之使。翌年正月，改诸路监榷课税所为转运司，在中央则设都转运司总领。四月，改沧、清、深盐提领所为转运司。当时转运司所领，大概主要是盐、酒、醋、竹诸课。至元五年七月，省诸路打捕鹰坊工匠洞冶总管府，令转运司兼领之。至元六年二月，罢宣德府税课所，以上都转运司兼领；改河南、怀孟、顺德三路税课所为转运司。至元七年六月，罢各路洞冶总管府，以转运司兼领。转运司的职权不断在扩大，包括了酒醋、盐税、金银、铁冶、仓库院务、工匠造作、鹰坊打捕、丹粉锡碌茶场窑冶、竹课等的征收。[623]到至元八年二月，这时阿合马已执掌尚书省，诸路行中书省皆改为行尚书省，故罢诸路转运司入总管府，然山东、河间、陕西三路仍置都转运盐使司，总理盐政。据《元朝名臣事略·王磐》引《墓碑》谓：“至元七年春，复征拜翰林学士，入谒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转运司为甚，至有税人白骨，使民间槁殡不得改葬者，盍速罢去，以苏民乎！已而运司果罢。”同书《张文谦》亦谓其“怙势作威，害民干政”。元初的诸课，并不能认为太重。王磐所攻击的，也只是转运司官吏害民为虐，并不足以否定制度本身。

2.大兴铁冶。中统四年正月，领部阿合马请兴河南等处铁冶。四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户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五月，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州、光化互市，及领己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四万石输官。河南随处城邑市铁之家，令仍旧鼓铸。发展铁冶，多铸农器，本身是无可非议的。王恽在《论革罢拨户兴煽炉冶事》一疏中以綦阳、乞石烈、杨都事、高撒合所管四处铁冶为例：冶户总为九千五百五十户，若以民每户纳包银钞四两计，可得钞七百六十四锭。然作为冶铁户，所得青、黄铁二百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三斤半，值钞四百六十八锭二十三两六钱半。他请求罢去当差，任民自治窑冶兴炼。[624]看来官办冶铁，效益颇低。且所铸农器质量也很粗劣，却厚其直以配民。胡紫遹《农器叹呈左丞公》：“年来货卖构入官，苦窳偷浮价增倍。”[625]可证效果是并不理想的。

3.增解州盐课银五千两，均赋于诸色僧道军匠等户。民间买食价廉之太原小盐者从便。(www.xing528.com)

4.在阿合马主持制国用使司任内，颁行了《制国用使司条画》，惟内容已不可考。至元四年十月，制国用使司以“国家费用浩繁，今岁车驾至都，已支钞四千锭，恐来岁度支不足，宜量节经用”。从之。至元七年立尚书省，奏言：“诸路课程，岁银五万锭，恐疲民力，宜减十分之一。运司官吏俸禄，宜与民官同。其院务官量给工食，仍禁所司多取于民，岁终较其增损而加黜陟。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管民官迁转，以三十月为一考，数于变易，人心苟且，自今请以六十月迁转。诸王遣使取索诸物及铺马等事，自今并以文移，毋得口传教令。”并从之。至元八年二月，尚书省奏定条画颁天下。三月，命尚书省阅实天下户口，颁条画谕天下。此条画全文仍保留在《元典章·户部》中。通观这些立法与措施，也并无特殊虐民的性质。

还应该指出：当阿合马主持领中书左右部时，同为领部兼诸路都转运使的是回回人阿里，忽必烈曾誉其“年少”“精敏”[626]。我们对于他虽无具体的了解，但其为阿合马一党，自可无疑。[627]此外还有同知制国用使司事张易，制国用副使张惠，佥制国用使司事李尧咨、麦术丁。尚书省成立后，张易充同平章尚书省事，张惠、李尧咨、麦术丁并参知尚书省事。张易是刘秉忠、张文谦的紫金山学友，后来王著刺杀阿合马事件，他很可能便是幕后的导演。张惠《元史》卷176有传，谓其“所至有能声，及老，颇以沉浮取讥。”李尧咨这以后不见于记载。麦术丁虽是回回人，至元十四年七月出任江西行省左丞，当系受阿合马的排挤，故阿合马被杀后得复入中书为右丞。由此可见，出任至元前期的制国用使司及尚书省等机构的首要官员，多半不能认为是阿合马的私党。这些机构的设置与其措施，固然是以理材增货为专任，然考之于前代，有北宋三司之例可寻；论其所行，亦多不能视为苛政。且自其成效而言，在元初疮痍初复之时，以北半部中国而兼支准备灭亡南宋与修建大都工程两大支出，其费用之浩大自可想见。而阿合马诸人极力应付，使无匮乏，显然也不是易事。由于有忽必烈的特殊信任，阿合马愈来愈擅权自恣。初立尚书省时，有旨：“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阿合马却既不由部拟，也不咨中书，径自擢用私人。中书右丞相安童以此控于忽必烈，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公然回答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俱从之。

阿合马的擅权征利行为因尚书省的成立而受到以许衡、姚枢等理学儒臣的猛烈反对。早在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彻底改组中书省，木华黎曾孙安童由怯薛长出任为中书右丞相，来自伊利汗的蒙古巴阿邻部使者伯颜被忽必烈留下来，任中书左丞相。安童当时才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忽必烈召许衡至京，命议事中书省，以辅助安童。至元四年，由安童提议，以姚枢任中书左丞。在至元二年到至元六年年间，汉人儒臣们主要集中力量辅助安童行政，并且制朝仪，定官制，推动忽必烈在改行汉法的政治路线上深入发展。这时，阿合马“欲擅利权，病其束手中书，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务立尚书省”[628]。从而达到了分揽中书省大部分权力的目的。接着，又利用撤尚书省，并入中书的机会，他又“讽大臣奏言，尚书省当并入中书，拜右丞相安童为三公，盖名示尊崇，实夺之相权”。[629]许衡每次与之议论，“必正言不少让”。阿合马的儿子被任命为佥枢密院事，许衡立即表示反对，说：“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位尚书省典民与财，而子又典兵，太重。”忽必烈大不满意地反问道：“卿虑其反邪？”许衡尖锐指出：“此反侧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如此者。”阿合马因此而火冒三丈，当面诘问许衡为什么要说他谋反，并且反诬说许衡不嗜利禄，是“欲得人心，非反而何”[630]。至元八年，许衡力辞左丞，忽必烈改任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授蒙古子弟。汉人儒士们鄙视阿合马是商胡，道学家们在义、利问题上和阿合马更是尖锐对立，因此他们一致对阿合马的揽权、征利表示十分不满。

至元十年，阿合马“累毁汉法”，迫使许衡去职。所谓“累毁汉法”，指的是什么，已难考证。其中之一当是克扣国子学的经费，造成“诸生廪饩（膳食）不继，稍稍引去”。使身为祭酒的许衡无法支撑，告病还乡。其二是把累朝赐给孔庙的洒扫户一百全部括为民户。单就是这两点，已使汉人儒士们无法容忍。在汉人官僚的汹汹反对声中，至元十一年十一月，由安童上奏“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凡官属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帝命穷治之”。结果，阿合马仍然保住了职位，但暂时受到了一次打击，气焰稍有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