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理，即田亩检核。“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846]从宋以来，田籍就十分混乱。王安石行方田均税法，南宋李椿年行经界法，金朝行通检推排，都是在企图解决田籍，以达到所谓均赋税的愿望。元朝在北方不重地税，也没有作过全面清理田籍的打算。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月，忽必烈曾诏籍京畿隐漏田，履亩收税。这应是真金和礼霍孙继续推行汉法的一项努力，实际上则恐并没有来得及实行。至元二十六年三月，颁旨：“富豪兼并之家，多有田土，不行尽实报官，或以熟作荒，诈冒供报，许限内出首改正。”限外不首者，许人告发。[847]这同样也只是一纸具文。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平章章闾请行经理，“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仁宗于是遣章闾等往江浙，你咱马丁等往江西，陈士英等往河南，进行田亩检查。“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848]
这次经理田籍以“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而致“人不聊生，盗贼并起”。翌年，政府即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至文宗天历初，尽革所谓虚增之数。元朝迄无田制的状况无疑有利于大地主；对土地兼并之风更同于火上浇油。大地主们，“私田跨县邑皆无算”，“析其户役为数十，其等在最下，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莫敢何问。”[849]而一般人户则被迫承受苛重的差役，多致破产，最终也影响到官府的差役失去着落。为了进行挽救，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元廷“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850]“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851]元朝中、后期，江南的一些地方官也曾在所辖范围内核验田亩，以均差役。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江浙的余姚州曾核田实税，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又重行核田。顺帝至正十一年衢州、上虞也开始举行。他们的做法是检核所属土田，编绘成鱼鳞册（或称鱼鳞方次之图），计其税粮多寡以定赋役，谓之流水簿。然后将各户按等第编排，谓之鼠尾册，作为差役的根据。[852]赵琏在浙右，“献议以属县坊正为雇役，里正用田赋以均之”。以上办法都收到一定的效果。(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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