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社会身份的建构，反映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变迁不断建构着传承人身份的认同，而传承人主体在积极建构自己身份的同时，也不断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生产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文化策略。这使得传承人社会身份在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异化与强化这种群体身份带来的利益，从而促使传承人社会身份由群体身份认同到个体身份的再建构与再区分。例如：杨家埠村的非年画传承人村民，看到了传承人身份带来的某种利益后，他们通过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获得这种身份。但获得这种身份的传承人又进入另一种身份建构的“场域”中，他们通过现有的传承人身份获得某些社会资源，从而使得非遗传承人再次具备多重身份——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
这种多元身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它不再是农业社会的民间艺人，而是跨越了工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并适应该社会特征的民间艺人身份。这反映了中国社会非遗语境中的民间艺人的身份建构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它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市场规律、艺术生产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艺人身份建构的可能性。传递了国家权力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不同于通过“文化暴力”手段来管制民间艺人，而是通过优惠、教育、话语等文化体系去“招徕”个人或集体。二是民间艺人身份建构的功能性。“民间艺人”本身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是基于社会结构性的，与其出身有关，是被定义的，而传承人身份的再建构，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功利性，它体现了民间艺人为了获取他者的“身份”认同，需要具备一套特定的知识经验与各种资本。如美国克拉克洪大学的让·M.博加蒂通过对非洲肖像的研究而总结的：“世界上大多数区域都强调社会身份，一种更为泛化的美学……社会角色可以作为辨识的策略”[23]，是社会身份在现代民间艺术发展中所具有的功能性。三是民间艺术传承人身份建构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建构使得民间艺术生产机制由单一形式的产销模式转变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产销模式，这使得民间艺术在当今社会中的固有“边界”发生变化，“雅”与“俗”合流共同适应大众文化的审美需求。随着社会情景的变迁，传统手工艺受到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的作用与影响，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24]，建构了民间艺人身份的多元类型，从而实现了艺人身份的再建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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