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风格迥异，饱满构图与建筑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石为土之精”的说法，赋予了石头文化的意义。于是，在中华祖先的眼里，石头是自然界赋予的一份珍宝，集聚着日月之精华，生命之灵气。从历史上看，石头对于人类早期文明的孕育具有重要意义，其作用功不可没，在开辟新旧石器时代的同时，也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石文化”。

石头本身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当创造者将人的情感意识与文化追求融注其中，石头就具有了艺术气息，成了文化的载体。关中民居中石雕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安半坡遗址就有这方面的发现。唐代以后逐渐成为民居建筑艺术的主流之一，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清时期，民居建筑石雕工艺更加纯熟，石雕器物甚至成为一些大户人家用来装点门面的必备之物，不惜工本。

关中传统民居中的石雕较多地运用为柱础、门枕石、拴马桩与上马石三大类。受礼教等级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关中不同地区的石雕艺术在形制、工艺与题材内容上都有所区别，风格迥异。总体上说，关中中北部地区民居上的石雕，工艺纯熟，构图饱满，颇有豪迈之气，与建筑相得益彰；关中南部地区则要逊色得多。下面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1.柱础

柱础，即柱子下面的基础石，起承重和防潮作用。关中传统民居多以木柱为竖向支撑，为了防止雨水与潮气对木柱的侵蚀，下端常设石质基础，同时也加强了柱基的承受力。为了使柱础与木柱紧密连接，官式的做法一般是在石础的中部打出卯孔，在木柱的中部留出榫头，安装时卯与榫相接，实现石与木的精准对接（图5-11）。民间通常的做法是在雕琢成型的石础上面凿出一个毛面，木柱的一个端口也留出毛茬，对接时毛面对毛茬，同样可以实现稳固的结合。

最初的柱础并没有什么雕刻之类的美化，随着工具的改进，人们对柱础的审美要求也日益增强，从浅雕到深雕再到透雕，手法越来越复杂，工艺越来越讲究，图案造型也越来越丰富立体，柱础的装饰性也大大超越了实用性。根据柱础的暴露程度，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埋于墙体，只露出两面或三面（图5-12）；二是自成体系，独立出现在廊檐下（图5-13）。

图5-11　木柱与柱础的衔接

图5-12　一半埋入墙体的柱础

柱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不过，当时的柱础只具有实用功能，以卵石或碎石料铺垫在木柱的底部，给柱子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与美观无缘。大概到了先秦时期，随着青铜器的普及，人们有了对大块石头进行精细加工的条件，柱础石上开始出现了浅浅的装饰纹样。西汉中期，铁器的普及使柱础的装饰效果取得了突破，雕刻的深度大大增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为包括柱础在内的各种器物加工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盛唐时期，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柱础的审美要求，雕饰技艺进一步发展。宋明时期，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关中地区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减速，进入了较为稳定的阶段。明清时期，柱础的发展整体趋缓，但是加工柱础的工艺更加纯熟和老道，一些精美的作品也出现在了普通的民居建筑中。

从柱础的材质运用上看，主要有木材、砖材和石材，关中传统民居中的柱础主要以石材为主，木与砖都因材料本身的局限性逐渐被石材取代。作为实用与艺术的结合体，关中传统民居柱础上的文化气息也很重，并通过不同样式、形体、工艺来体现。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主人的身份和信仰，都可能反映在柱础上，下面试举几例：

（1）平础石　即只有或圆或方的石头垫在木柱之下，粗细与柱子相当，上面没有雕琢任何图案，一般出现在相对简陋的小型建筑和普通民居中。

（2）鼓形柱础　鼓形柱础产生于清代早期，柱础上下部分向内收，中部凸出，具有张力，整体与圆鼓外形相似，圆润可爱，简洁而不失美感，将实用与审美进行了结合（图5-14）。

（3）复合式柱础　由多种造型复合而成，图案丰富，加工工艺也很复杂。如图5-15 就是由多种造型构成，上部为圆鼓造型，下部为方形，体现“天圆地方”的文化寓意；中间部位的兽型图案，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生命力的体现。

图5-13　独立的柱础

（4）覆莲柱础　东汉时期，佛教西来，佛教文化浓郁的寺院也开始兴建。莲花作为佛教文化的象征被广泛运用，覆盆莲花柱础因鼓镜部分雕刻莲花而得名，造型优雅美观（图5-16）。

（5）方形柱础　整体形制方正，常见有四方形、六方形、八方形等。常见的石柱各立面都没有雕饰，一般采用双层或多层叠加，中部束腰，整体凹凸有致，造型简单（图5-17），多用在小型建筑的柱子下面。

（6）兽形柱础　将石质柱础雕刻为兽形，有扶正祛邪之意，同时给人威严庄重的神圣感。兽形柱础多出现在比较有威严感的空间，如宗祠和庙宇之中（图5-18），普通民居则比较少见。

不同造型的柱础，反映了民间营造的讲究和智慧。柱础往往是建筑的承重点所在，是建筑的基础与主体相衔接的结合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传统民居中在这里大做文章，既是对建筑质量的重视，也是对建筑精神的彰显，反映了当年人们在营造家园时的一丝不苟。

图5-14　鼓形柱础

图5-15　复合式柱础

图5-16　覆莲柱础

图5-17　方形柱础

图5-18　兽形柱础

2.门枕石

门枕石俗称门墩、门座、门台、镇门石、抱鼓石等，是中国传统民居中用于支撑门框、固定门轴的重要石质构件，因其雕制成枕头形或箱子形而得名。门枕石又叫“门当”，门框上方突出的一对木头门簪叫“户对”，它们一对在下，一对在上，形成“门当户对”的格局。

门枕石一般放于大门两侧，起固定作用，通常由整石雕刻而成。枕石的高处一般放在大门外，低处放在大门内，中间部分有固定门框的凹槽。上部中间的横槽用于支撑门框，紧挨着的圆洞是放大门轴的地方，靠大门内侧相对部分有一凹槽，是插放门槛的地方（图5-19）。

据考证，早在汉代，门枕石就开始被使用，最初主要是配合大门的安装而产生的，后来由于位置突出，是主人门户的象征，因此讲究也慢慢多起来。尤其是雕刻题材与造型体量，也随着主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从功能角度讲，门枕石的主要作用是增强门框的稳定性，给门框和门轴一个着力点。同时，宅门由枕石垫高后，也能有效防潮。从装饰角度来看，门枕石属于宅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门簪、门槛、门框、门扇一起形成和谐的统一体。关中的传统民居中，门枕石雕刻技艺精湛纯熟，造型或古朴大气，或灵动活泼，可粗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狮子形门枕石（图5-20）。通常，雄狮居左，右足踏绣球，狮口张开；雌狮居右，左足踏幼狮，称为“太师少师”，寓意子嗣昌盛，世代高官，以象征门第富贵，有吉祥避邪之意，多见于行伍出身的府第门前。

图5-19　门枕石

图5-20　狮子形门枕石

第二类是抱鼓石，通常下部为须弥座，中间为鼓形，雕饰花纹，上部为浮雕狮子，鼓面刻有各种图案，如“麒麟卧松”“犀牛望月”“二龙戏珠”等，文化内涵丰富，多出现在文官宅院的门前，整体造型古朴自然却又不失生机（图5-21）。

第三类是箱型门枕石，造型简洁而朴素，石材四周多以浅雕的形式雕出纹路或花草果木，雕饰简单，整体风格粗犷又不失端庄，在关中传统民居中较多地用在普通百姓的大门前（图5-22）。(www.xing528.com)

图5-21　抱鼓石

图5-22　箱型门枕石

3.拴马桩与上马石

拴马桩可谓是农耕文明的一大遗存，生成于民间，源于实用，是关中民俗艺术的典型代表。最初，拴马桩是地方乡绅大户等殷实富裕之家拴系骡马的直立条石，犹如木桩子。因其位于民居宅门侧旁，于是也成了民居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人们对居住条件的愈加重视，拴马桩的装饰性日益凸显，通过桩体上的雕刻造型，可以反映出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美学修养。拴马桩所用石材多是灰青石、黑青石，少数用细砂石。一般通高约300 厘米，中型的约260 厘米，小型的约230 厘米。

图5-23　胡人骑狮拴马桩

从分布来看，关中北部地区是拴马桩使用的密集区，澄城、大荔、蒲城、白水一带的拴马桩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不少人物卷发直鼻，大有胡人气概，反映出这一地区胡汉杂居的历史痕迹（图5-23）。三原、泾阳、西安等关中中部地区的拴马桩在工艺和造型上则比较秀气，多以动植物为主，也会出现一些神话故事中的情节，具有一定的正统文化的味道。关中南部拴马桩的造型比较简单，多以狮子、狗、猴子等动物为主，实用性显然大于装饰性。

拴马桩的桩体主要分三个部分：

（1）桩柱　这一部分深埋于黄土之中。为了增加与黄土的结合，这一部分往往打造得比较粗糙，既可以省工，也有利于桩子与黄土的结合，以提高稳定性。

（2）桩颈　桩颈是方正的桩柱与造型多样的桩首的连接部分，多以须弥座形式为主，多以浮雕莲瓣、云、水等图案进行点缀，体现了主人的文化追求和喜好。

（3）桩首　桩首是整个桩体的重要装饰部位，多采用圆雕和透雕手法来处理，雕刻技艺纯熟，造型古朴又不失细腻，是拴马桩上最为精彩的部分。桩首的雕刻题材丰富，兽类偏多，常见的有狮、猴、鹰、象、牛、马等（图5-24、5-25）。其次是人物类，有寿星、仙翁、和合二仙等，或是二者的巧妙结合。在一些地方我们还见到了“人驭狮”的造型（图5-26），形态逼真，造型活泼有趣。

拴马桩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出不同地区营造工艺上所达到的水平。从简单地用作拴马，到加入造型，拴马桩从实用到审美的过程十分明显，成为关中传统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传统民居增加了一个文化看点。

图5-24　狮子拴马桩

图5-25　背背（辈辈）猴拴马桩

图5-26　胡人驭狮拴马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