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城镇整合策略：理性与感性并行

冯纪忠先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缔造者之一。本文是对他进行访谈的内容，包括关于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专业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名作方塔园等的设计背景，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创作方法，包括意境的生成和理性感性两条线索的把握，建筑学科存在的问题，如原创性的缺乏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

冯纪忠先生1915年生于河南开封，1926年移居上海。1934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36—1941年在维也纳工科大学留学，并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1941—1945年在维也纳多个建筑师事务所任职。1946年回国后任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5年起任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近30年。1956年在同济大学创办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1985年招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首批博士生，他的学生包括王伯伟、赵冰、刘滨谊、黄一如、曾奇峰等。1987年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授予荣誉院士（Hon.FAIA）。他的设计作品包括武汉同济医院主楼（1952）、松江方塔园（1982）等。

冯纪忠先生（以下简称“冯”）是一位真正富于创造性的教育家和建筑师。在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他以其哲学思想塑造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由他设计的方塔园在台湾学术界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坐标点。2006年新年伊始，笔者（以下简称“访”）有幸在上海寓所见到了冯先生。

访：即使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方塔园也代表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何陋轩对竹构的探索，比今天业界对竹子的推广早了20多年。您能不能谈一下当时的设计背景？

冯：实际上一个原因是资金缺乏。公园本只想要个竹亭、竹廊之类，但我不想要一般的做法。从形象上说，当时从嘉兴到松江，很多民居也是这样，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在观念上稍微新一点的东西，比如方塔园，当时还只造了大门和堑道，就已经遭到无知者的批判，即所谓“精神污染”。至于竹构，那是中国的特点。何陋轩设计的时候主要就想和普通的不一样。蕴含的观念会更新一些，也可说是对那种无知污蔑的反抗吧。

访：在Fletcher《建筑史》（第二十版）中收录了您的两个作品，除了方塔园，还有同济医院。

冯：当时国内的医院设计主要还是形式主义，概念上比较新的还有华揽洪设计的儿童医院和夏昌世设计的广州医院。儿童医院在北京，难免要用民族形式，不过并不呆板。夏昌世的设计主要考虑门诊部、住院部等的联系，按功能划分，这是比较好的。同济医院基地很窄，两边都是住户，也不能做高。当时的条件现在很难想象，深桩都没法打。打桩机也没有几个，都是借用一下就还了。而且也缺少材料，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批现成钢窗，是外国人留下的，只有一个尺寸，只能微调，所以窗格就是现在这样。另外我考虑得比较长远，考虑了冷暖气。我认为早晚全部建筑要用空调，所以结构上要预先考虑，走道、竖井全都考虑了。后来空调安装起来就很容易。

访：同济医院和何陋轩相隔近三十年，风格不大相同，同济医院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而何陋轩则有更多东方情趣或者说本土观念，这是否代表您在思想上有所转变？

冯：这个看怎么说，传统并非完全要在形式上体现。传统文化体现在意境上。方塔园的宋塔收分线很美。我们认为方塔园就应该有宋朝的味道。主题是宋塔，也并不是真的把宋朝的东西都搬来，不是在形式上，而应该在味道上匹配。味道就是意境了。对于意境，《辞海》的解释不太准确，它归纳为“境”与“意”相遇就变成意境。其实应该是意象的积累或意向的组合生一个“境”出来，“境”是人的心情。就这样，每个东西，包括细节，都要考虑宋朝的味道，但它并不是宋朝的东西，而是新东西。里面所用的对比、刚柔等手法，是有意识地在每个方面都这样考虑。我们是中国人，只要主观地去想这个意境，就会和外国人不同，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从中国文化来的。所以意境并不是从形式考虑，当然最后东西的产生还是形、象。这个思想可以说我是慢慢体会到的，也可以说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方塔园最初只有塔和影壁，然后搬来了一个天后宫的殿，布置就很重要了。这三个时代的东西难以按轴线放置。塔和影壁本身就不在一条线上，加上两棵二百多年的大树，方塔园自然而然就不是对称布局了。在空间上既要有变化，又要有规律。这个规律也跟宋朝的规律一样，不呆板，是很活跃的东西。宋朝的文化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比如瓷器，宋以后的瓷器越来越薄，越来越精细，但造型上比不上宋的味道。唐朝（的瓷器）倒是有一种粗壮的感觉，但也没有宋的味道，前后都不如宋朝。

方塔园这样做还因为东西少，其他东西都是新加的。新建的建筑不应该违背主题，而要突出主题。主题出现的时候要烘托主题，别的东西都稍微压低一点，那么四个角处理上也和塔院稍微隔开一些。

访：您担任同济建筑系主任多年，建筑教育的主要方向如何把握？

冯：怎么认识建筑学？建筑学应该比较全面，包括整个外部环境和建筑内部。特别是外部的环境，包括城市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当时的建筑学专业还纯粹只是建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处都在发展，才有了城市规划。那么城市规划是不是建筑学再加一点知识就行了？我认为不行。如果只是建筑学的话，对城市来说不够、不全。不能只是简单地放大。城市有供应，有交通，有其他方面，建筑学加点课，还是没有办法摆脱本行的思维方式，所以当时就想成立规划专业。而真正的园林则应该有建筑的基础、规划的知识。这种建筑学、规划、园林三位一体的思想当时就有。不过一开始设立这么多专业不行，但始终有绿化这门课。

我们先争取到了规划专业，1956年正式批准成立。其实此前规划专业就开始了，在院系调整以后就开始招生，很及时。后来大发展，到处都需要规划人才。可惜规划一直得不到重视，都以为建筑师就可以做规划了。发展这个规划专业还比较困难。要是比画透视图，搞城市规划的人会差一点，因为这不是训练重点，学规划的人要学习其他知识。所以规划专业学生的图纸没有其他专业画得好。现在大家终于认识到了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可惜其他学校的城市规划专业很晚才成立，有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成立。

访：中国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需要大量规划专业人才。同济规划专业人才的长期培养和积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冯：是的，不过当时学生出去工作很困难，开始是因为大家都不重视；后来比较重视一些，但是规划专业学生数量不多，所以规划还是得不到足够重视。

访：您在同济大学创办规划专业时，指导思想是不是一开始就和CIAM（Congre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dern，国际现代派建筑师）有区别？

冯：在CIAM那个时候还是纸上谈兵，比较空，所以柯布西耶这样出名的人，规划做得不好，没有脱离老套，也就不可能创新。后来尼迈耶的巴西利亚也是空荡荡的。他们身上老的东西没有化开，所以其规划研究只能算是半成熟。欧洲在大战之前，规划新思想是有的，但是没有发展的必要，因为城市都已经基本成型，人口基本上都是稳定的。当时的法国、瑞士、奥地利人口都不增加了，城市规划的要求不像中国那么多。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发展也主要是在住宅方面，而不是城市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不同了，有的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了，很自然地发展起了城市规划。当时最先进的城市规划是1954年左右的伦敦规划，然后是华沙规划，这两个是大城市规划，真正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始。我们因为经历了大战，也认识到规划的重要性，当然也受到了CIAM的影响。

现代城市规划本身当然也有很多不足，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它不适合中国：那些国家的规模和原来的基础都和我国不同，欧洲的战后恢复也比我国快。当时发展规划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也因为没有什么建筑项目，像比较有名的陈植、赵深、杨廷宝也没有多少项目。当时我刚回国，和金经昌同船，他一回来就搞上海城市规划，我当时是在做南京规划，后来就一起在同济大学创办了规划专业。

访：好在有城市规划专业多年的发展，不然今天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会困难得多。

冯：现在又不同，现在我已经跟不上形势了。（笑）现在规划的问题更加细致，规模也不同。现在看来规划的范围至少是城市群和区域规划。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差不多，只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深入、更细致，规模更大。但是，现在规划还是没有跟上，有些地方遭到破坏，增加的东西不恰当，也更乱，因为发展太快，思想跟不上。主观的原因也有，建筑师还是抱着形式主义不放。建筑的问题在形式主义，规划的问题也在形式主义。另外，最主要的客观原因是以利润为目标，把这些问题都归罪于建筑师太不公平。建筑师当然应该有敬业精神，他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他认为是错的应该大胆指出。

访：在同济大学的讲座《门外谈》中，您讲诗，讲意境。意境是不是更多反映在园林中？

冯：当然是。但实际上讲园林，不光是讲园林建筑，普通的建筑也在自然里，只是它的邻居都是建筑，就是环境了。建筑跟自然接触，那么就和自然有很强的关系。当我跟自然摆在一起，是应该表达我不同于自然，更多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呢，还是应该比较谦虚地和自然配合，甚至突出自然？在这点上中国人和外国人确实不同。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自然比较尊重，回归自然，和自然配合，甚至强调自然。

为什么我们会从最初的惧怕自然到认识自然、亲近自然？中国人认识自然比较早，我所说的认识不是科学上的认识，而是美学上的认识。欧洲国家如瑞士，山都有四五千米高；中国西安以东、大漠以南的大片国土，绝大多数山海拔都在1000多米，泰山才1500多米，但已经是“登泰山而小天下”了。中国人和自然没有那么对立也和这个有关系。自然本身比较亲和。一是不怕，二是可达：所有这些景观，都可以上到顶，像黄山、泰山、峨眉山。欧洲的山在过去没有那么容易上到顶。到得了，而且不怕了，才能有美感。而中国的山确实也很有意思，形态多样。概括来讲就是这样。

访：意境是很东方的概念，也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评价。您在风景园林的一些研究中提出了旷奥度、计算机分析等，是想把意境变成可以理性分析的东西吗？

冯：主要是利用遥感开发风景的问题。开发风景要考虑很多方面，在审美上主要是旷奥度。中国人口众多，景区开放后游客数量剧增，也需要新的风景。要找新的风景，光靠踏勘很多地方都到不了。而利用遥感可以画出各种图，再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选择线：首先是选形，形最根本的就是旷奥的问题。旷奥不是我　讲的，是柳宗元讲的：“游之适，大　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www.xing528.com)

访：这样就把很难表述的东西，比如风景的美，变得可以衡量。

冯：对。当然还有其他东西配合。首先是植被，还有土质，都可以依靠遥感，当然还要踏勘。但是已经有大体的概念，很多踏勘工作就可以省掉。国外有遥感，但没有用到风景上面，没有把旷奥度作为研究对象。把遥感用于风景开发，我们是最先做的。1986年左右，刘滨谊在三清山这样做过一次。

最近开过一个Landscape（风景园林）的国际会议，讨论Landscape的课程安排，大家主张不同，最后把风景园林说成是不完整的。园林这个专业现在确定是叫景观了，不过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景观专业的基础确实是园林，但是发展之后就不再局限于园林，所有环境都是其研究对象。Urbanscape（城市景观）也是有道理的，景观就是用来观赏的，是眼睛可以看到、身体可以感觉的环境，所以城市才有绿带、公园，这些都属于园林。另外，开发风景，如刚刚讲的利用遥感开发风景，也并不光属于测量系，这需要测量的知识，也要有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基础。园林学的范围很广，要懂得园林怎么设计，也要懂得怎么欣赏自然美，怎么寻找，怎么开发，用什么标准发掘。园林学包括了这么多方面的内容，这要追溯园林的历史。这次开会说过去的园林内涵不如景观，我们认为过去（园林）的范围就是这么大。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专业，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有。当时我就有意识这样安排，也许每个点的深度还需要代代积累，但各个点都安排到了。像吴伟、黄一如，题目都不一样，就是先播“种子”。到现在这几个“种子”其他学校都还没有。

访：这也受到教育部取消风景园林专业的影响。

冯：当时搞了个旅游专业代替。这有点开玩笑。好在我们旅游专业的教师和课程体系还是风景园林专业的。单纯以旅游来推动景观开发太糟糕了，所以很多地方搞得不像样，现在又要拆。开发旅游是可以的，但是要有景再去旅游，而不是为了旅游拼命造景。结果造出来的都是假古董。谁先谁后，就像是马拉车还是车拉马？

（停顿片刻）

建筑学、景观也好，甚至城市规划也好，一是要有理性的分析，一是要有审美的激发，两条线要并行。依靠什么并行？依靠的是普通的、大家都理解的东西——具体的形、象，来组成意境的结果。我搞空间组合，是针对当时不以空间而是用实体、外表来考虑问题的形式主义。欧洲在现代主义之前是这样的，我们那时也是这样。当时我没有谈美观的问题，因为没法谈。可他们倒是一天到晚谈均衡、对称，这不是美是什么？这是形式主义，怎么能算是原理呢？当时的方针政策也有问题，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美观怎么会有不可能的条件呢？就是草棚子也可以美观，这就是我做何陋轩的主张。

理性分析的一条线是这样的：从自然环境到建筑的关系，一直到建筑内部空间的组织，这些组织如何构建起来，是结构；之后搭头的地方怎么细致设计，是构造；还有材料的性能和材料的表面、形式，最后成功组织建筑，是适用而且经济的。

感性的一条线怎么来？感性，来源于我们积累的许多印象，可能是书本的、实地的、踏勘的，人有了经验，就有表象。为什么叫表象？同一个东西，我所注意的是颜色，他看到的可能是形状，这就不是象，是表象，包含个人的选择。表象积累起来，摆在那里随时可以拿，它当然越多越好，最好各方面都有。到设计起步时，我就会选择这些表象，经过选择的表象就成为意象。随着设计深入，意象越来越多，也包括理性的，因为要考虑环境、内部结构来构造这条理性的线。这两条线没有前后，是平行的，平衡发展。最后发展到我很“得意”，内部很实用，也很美，就有一个意境出来了。意境不是境与意摆在一起，而是这样生出来的；不是在最后才冒出来，而是酝酿出来的。开始可能很模糊，但是有好恶，因为表象的选择已经包含了好恶；理性这条线也要选择，也有好恶。从表象里选择意象，一步步都是这样过来的，最后意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不是境意的结合，而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

理性的这条线我们现在渐渐通了，但是感性的这条线还没有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多设计并不考虑环境，唯我独尊，老的全拆光，没有前头一段，只有后头一段。个人的东西没有经过其他具体的东西变成表象，更不用讲意象了。这样就先有了形象。另外一种是把房子照理性做好以后，总觉得不舒服，加点装饰，把不对称弄成对称，轻重不对再加点分量，形式是后来的。这两种形式主义，后者是以前的毛病，先有形式的是现在的毛病，怎么能把它们当作原创呢？中国这么多建筑，少就少在原创。外国人在中国的设计也少有原创，有些人的设计在自己国家都不被接受，到了中国却被接受了。（笑）

访：是啊，现在的中国是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

冯：老实讲，有些东西不值得看。不是说全都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太守旧。我们有些东西比如结构，还是老观念，认为规律越强越容易做，但现在有了计算机，所有的曲线都一样能做出来。有些房子曲线很多，也不能就说它是形式主义。如果形状好，结构也做得到，但功能不够，理性不够，那就不能原谅，那是个人表达欲太强，太想出风头。个人风格完全没有当然也不好，但还应与旧事物有某种联结。

原创需要由理性的基础和感性的审美生成。两条线不是分开的，而是混合的，混合要根据具体的任务而来。任务不同，两条线的关系就不同；而且两条线不是呆板的，可以变化、跳跃、省掉一点。这两条线无所不在，也并不局限于建筑，还比如在桥梁设计上。现在谈抄袭和原创，好像中国建筑师都不能原创，其实是没有原创的机会啊。

除了原创，还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保护问题。遗留的东西要保存，一提到保存，有的地方就乱来。本来应该保持的反而画蛇添足。

访：现在的建筑教育体系主要来自西方，中国古代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是否可能与其结合呢？

冯：师父带徒弟，西方过去也有。我在维也纳念书，以前也是师父带徒弟，因为教学范围小，后来便不再用了。本科建筑教育还是集体的方式好，各专业可以更专。我看新学校需要集中教学，如果学校比较稳定，也可以分散教学，可以根据老师调整。当然，研究生阶段还是师父带徒弟为好。

我倒是赞成教法要“广”，学生习惯了“广”，出了学校也就会“广”，选择也会“广”。建筑师在学校里是不会成熟的，需要在外面做事才能真正成熟。现在的问题是学生花很多时间在外面设计，这不利于他们的教育，学生就应该在大部分时间专心学习。

访：中国古代村子的形成，可能是因为血缘关系、风水等影响慢慢形成。现代新城的建设则依赖规划体系。这两种方式能否结合？或者说本土方式和现代规划如何结合？

冯：不能这样比。所谓风水，其实是通过理性地分析环境得出的环境意象。靠山，面水，大门、正厅朝向等都是理性的分析，只不过是用感性的方式表达，把内部的规律表现在外部的“形”上。所谓风水，其实是结合了自然的设计。而风水先生要人家接受，就要用文学、哲学的东西来修饰，显得更深奥，或者把看到的东西提醒一下，其实大家都看得到。我对风水就是这样的看法。（笑）十三陵有个轴线，两边有青龙白虎，轴线之所以弯，是为了顺应自然。现在的规划反而总是一条直直的轴线。浦东也是这样，当然浦东还好，并没有地形，但是要不要轴线就是浦东的问题。沪西并没有轴线，它是自然发展的，在政治上发展的，不是在形上发展的。两个租界并行往外推，推出了两个主线而不是轴线——南京路和淮海路。南京就不是这样。它是整个大范围有山有水，比较短的部分用直线那样比较好办，容易分配基地。

访：您是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对于学科未来的发展，您觉得应该注重什么？

冯：我一直比较注重文学的修养。现在有人提“汉学”，把《论语》《孟子》《三字经》都加入课程，光这样不行。能背《论语》就掌握中国文化了吗？我们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中国有很多东西很美的。只要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基本概念，都可以学，不一定非要抱着几本老书。中国文化并不只是孔教。我还是赞成有选择地教学，在文学里选，广泛地选。不一定非诗不可，或者非文不可。

设计有思考的过程，这时常会让我无意中想到一个文章的“气”。“气” 是要背的，所以有些文章还要背。举例来说，《醉翁亭记》的二十一个“也”字用得多好，“环滁皆山也”，大范围的。然后一步一步，“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已经变成局部。“山行六七里”已经进入里面了，然后再看到亭子。这样“气”就顺了。如此设计我们就能得到从大到小的一条线，这是一种“气”。有的“气”很壮，如《封建论》。有些文章雄辩，如梁启超的文章，转来转去，把主题从正面讲、侧面讲、反面讲，最后把主题讲得非常清楚。声调也有很大作用，许多文章光看不行，照着念一遍，文气就出来了。所以不在乎古文还是现代文，只要选真正有中国文化、真正有中国味道的文章都可以。只盯着几本书没有必要，那是研究生研究某个人的课题做的事。

有了“气”，就有了“势”，“势”有推动力，这条线就起　作　用了，就能出　现“形”。中文的字也有“气”，有一种气是凝练的，如楷体，而草体简直是飞动的，设计时就可以考虑。要提倡对中国文化的汲取，而不必要也不用把学生训练成孔教徒。（笑）

访：嗯，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提倡。

后记：冯先生虽90岁高龄，仍然神采奕奕，思路敏捷清晰。与他谈话，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屡屡赞誉他人，对自己的设计轻描淡写，对错误直言不讳；其次是他的视野，谈任何事情都是上下纵横，融会东西；再次是他的学臻化境，至深的道理却总能用至浅的语言来解释。谈到本土，冯先生多以原创代替，他家学深厚，那该是自然而然的，或许多谈本土倒容易招致狭隘和形式化；谈到学科的未来，他则直接谈文学修养，谈文章，文字的气、势、形，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浸润对未来的中国建筑师来说也应是自然而然的，不必多说，却必不可少。而作为后辈，笔者的偏颇和狭隘之处，经冯先生一席话，顷刻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