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程颢、程颐兄弟：中国封建理论的崛起与赵宋王朝军队改革

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潜心理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要旨。自此而后，中国的封建理论正式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到稍后的朱熹时，封建理论更上升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朱熹便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后来的程朱理学。程颢以进士而任晋城令，他在任上教化百姓孝、悌、忠、信。当地老百姓爱戴他如父母。后来被调进京任著作郎的官，不久经吕公著推荐为御史。赵顼素闻程颢之名，屡次召见，“君臣进对，相答甚得”。至王安石的新法兴起，程颢曾对赵顼“屡言不便”，请罢去青苗钱利息，及撤销“提举”这个职位。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使王安石心怀不满，但因程颢的威望太高，王安石不便发作。而程颢呢，却对王安石的一系列做法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便对赵顼上疏，疏略如下：“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之而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岂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在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制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预大计，用贱凌贵，以邪防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矣！”

此疏送入朝廷。赵顼却叫程颢自去宰相的办公处——中书省宣读此疏。程颢到了中书省，正巧王安石在座，见程颢进来，竟怒目而视。程颢见他这般模样，毫不在意，从容说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心听受，言可便行，不可便否，何必盛气凌人。”王安石被程颢的凛然之气所慑服，自己也觉着有些不对。这才欠身请程颢入座。想那程颢乃一代理学大师，只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便无意在朝为官，于是就向皇帝打了辞职报告。不几天皇帝下了诏书叫程颢任江西提刑，程颢却固辞不就；于是又任镇守军节度使判官。右正言李常因驳斥王安石的均输、青苗等法，把王安石比作篡汉的王莽，气得王安石把他贬出汴京去滑州为通判。此时朝中大臣，曾公亮已年老不能理事，唐介已经去世，富弼歇病在家。王安石便成了“独相”总揽大权。不久，又把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依次罢去，朝中所留下的多为王安石一党。所以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免役法次第施行，并改了诸路守军的更戍法，又更定了科举法。

所谓更戍法，原是赵匡胤时实行的制度。赵匡胤为避免唐末藩镇割据的局势重演，把全国军队分立为四个军种：保卫京师的称禁军，驻扎在州镇的称厢军，在乡下的称为乡军，在边疆的称藩军。禁军轮流驻守边防，厢军亦经常调动，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因此叫做更戍。当时就有议论说，兵将不相识，缓急无所恃，平时得不到系统的训练，这样的兵怎么能强得起来，这也是有宋一代在对外作战中常吃败仗的原因之一。王安石以为此议所说的很对，但他却没有彻底变革这个弊病，只是把全国的军队分作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手下增训练官数十人，仍与旧的诸路将官共同管理军队。这样便设官重复。人浮于事，必然无事可做，于是这些带兵的官们就整天饮酒、嬉游，养成了他们骄情习气，所以此项变法弄巧成拙。

王安石定的科举法。北宋建立初始，科举考试仍沿用唐时制度，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即诗赋杂文、帖经墨义等。仁宗时采取范仲淹的建议（范仲淹的建议，大多切实可行，利国利民。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虽遭失败，毕竟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教训。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实脱胎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发展农桑”；“均输法”则是范仲淹“庆历新法”中的“减轻徭役”。范纯仁却一概反对，而且不遗余力。在政治立场上，范纯仁直接站在了乃父对立面，这也是他一生无什么建树的主要原因），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不再试帖经墨义，但没有实行通。现在王安石又把这个主张重新提出来，那就是废除科举制度，广兴学校。提出废除科举，广兴学校，正是因为王安石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封建卫道士批评王安石此举是“欺师灭祖”。那是由其反动立场所决定的。中国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王安石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一变革的主意由赵顼“饬令会议”。此时在翰林院任学士的苏轼说：“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赵顼很赞同苏轼的观点，王安石却认为“科法未善，定欲更张，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要国子监的太学生注重经学。王安石亲自作《三经新义》，注释了《诗》《书》《周礼》颁行学宫，无论你是学校或是科举，只能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为必修教材。所有的前朝先儒们的传或注释的《诗》《书》《周礼》等著作一律废止不用。一时，满朝大臣竟然无法制止王安石这样做。苏轼见王安石这么专断，心中非常不平，但又与王的职位不能抗衡，只好在一次他做主试官考试进士时拟了个考试题目“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惠专任子之而败。事同为啥出现两样结果”。苏轼这明明是借题发挥讥讽王安石。王安石当然知道，遂以“挟嫌生衅”奏请赵顼把苏轼调为开封府推官。

苏轼在开封府推官的任上，史称决断精敏，声闻益著。有骨气的人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要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苏轼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推官任上又上疏指斥新法，奏章大意是：

“作为一国之主，所依恃的是人心向背。自古及今，未有和民众平和而招致不安的；而处事偏狭，刚愎自用而不受危害的。就大宋而言，治理财赋只三司这个机构就办得很好。而今却又设立什么三司条例司，安排了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制定条例，又派出四十余人分行业督办，而富强国家的功业，好比张着罗网捉捕刮着的风，至今一事无成，却听说国库竟因此支付出了数百财帛。这个办法不可行，是尽人皆知的了。再如肥沃的汴水，不叫老百姓用来种稻，而偏要弄成一个个池塘，弄成池塘后一年一次沉淤，三年便淤满了，近水便无处流泄，若堤防一开，水失故道，到那时就是把提出这样做的人杀了，吃他的肉，又怎么能补上百姓受的损失！再就是为了督促老百姓耕播，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放钱给老百姓的事，从来就不宜通行。而今陛下却为此立了法，要求长久地执行下去。虽说是不能强迫百姓贷钱，但数世之后的贪官污吏，陛下能管得住吗？在汉武帝时，因他对外连年战争，致使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积攒下的国库财帛几尽告罄。而用桑弘羊之法，政府搞起了贱买贵卖的勾当，弄得商贾无法做买卖了，盗贼乘机乱了起来，几至于酿成大祸。如今陛下要赢得人心，是绝对不能用这个办法的。(www.xing528.com)

至于国家的兴盛存亡，在于人们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国家运数的长短，在民风淳厚，不在于富不富，贫不贫。所以我乞愿陛下务必崇尚道德，淳厚风俗，不愿陛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是我说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要严肃纲纪，不可轻易废除，要保持国家纲纪的正常，就要多听一些逆耳的话，尤其要正确对待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官们。他们未必个个都是贤人，提的意见都正确。但不论正确与否，对他们都要妥加保护，经使他们养成敢说真话的勇气，从而委以重任，以提防奸邪之人，奸邪主张得逞。而今朝野上下，物议沸腾，怨渎之意纷纷，民心所向已十分明确。我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是怕自此以后，习惯成风，所执掌权力的人皆为了私利，长此以往，便会使陛下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

苏轼这一奏疏，赵顼看了倒无多大反感，却使王安石愈加愤怒，便命御史们给苏轼罗列罪状。但罗织来罗织去，终无实事，只好作罢。苏轼见此，便请求外调。赵顼还算眷念着他的正直，便叫他去杭州任通判。

这苏轼就是苏东坡，我国文坛史上一颗最灿烂的巨星。他那豪放的充满激情和正能量的词作，自他而后，望其项背者寥若晨星。文坛巨星、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政治上可能一塌糊涂，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累计治国经验。苏轼失败的人生，就在于他治国方略的短视，使自己也没有主见，忽左忽右，因而新党、旧党都不信任他。宋朝积弱积贫，除了改革，已无它路可走。北宋灭亡，就在于不允许改革出现失误——不分原因地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全推到王安石身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带来的恶果就是以后再也无人敢尝试改革，宋王朝也就只有灭亡一途。他与李白、杜甫一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中国人永久的骄傲。他是四川峨嵋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同以文学著名于中国文坛，世人尊称“三苏”。而中国文学史上还有类似他们父子的便是汉末时期的曹操及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他们留下的三曹文选光耀史册。

苏轼到杭州后，效仿中唐诗人白居易对抗州西湖浚湖除葑，并在湖中筑成堤坝，植桃与柳点缀景色。后人为怀念这两个有文采又为百姓兴利除害的人，便把他们所筑的堤分别称为“白公堤”和“苏公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