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写疑古废话之计划

1926年6月出版的《何典》重印本中，附有北新书局掌柜李小峰的一则启事，向读者道歉说此书“预定由疑古玄同先生担任一篇序文，曾经登有广告在案，自无疑义。不料疑古先生未及着笔，疑古夫人就重病了”，之前允诺的序文短期内无法交卷，容后补上。就与校点者刘半农的关系及对吴氏文风的痴迷程度而言，钱玄同确是为《何典》重印本作序的最佳人选。刘半农忆及他和钱玄同的交往，谓二人缔交十余年“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32]。

查1926年2月24日钱玄同日记：“至孔德，知半农新购一书，名《何典》，书共五回[33]，首有词一首，中有‘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叟之所本。半农正标点付印，我想作一序。”[34]钱玄同主动为《何典》作序，不尽出于私谊，更缘于《何典》卷首之“放屁”一语为“吴叟之所本”。

《何典》“再出土”的前一年，钱玄同曾计划在《语丝》上写一组文章，总题为“废话”。关于“废话”的“废话”中，钱氏宣称古今文章家中最佩服吴稚晖，随即抄录《乱谈几句》中那段自述作为取法对象[35]。因地域关系，吴稚晖常被誉为阳湖派的异军[36]，但在发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的钱玄同看来，如果说桐城派是三寸金莲，阳湖派也不过三寸半或四寸而已[37]，吴稚晖则不但是天足，“简直是五指揸开，阔而且长，可以穿在草鞋里健步如飞的村姑底脚”[38]。

钱玄同表彰吴老丈的“天足”，以为从来自由活泼的好文章莫不如此，如禅宗语录和元杂剧，吴稚晖将这路文章高度风格化，表现得格外淋漓尽致。钱玄同所以对吴氏文风情有独钟，除了“顽皮”的性格作祟，还源于他对文章体式的敏感。这种文体的警觉性，不单是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反动，亦是为驱除自家笔下的“体式鬼”：“可恨我太没有文才，笔一提起，‘体式鬼’便奔赴腕下，所以虽欲力求振拔，苦难如愿以偿。”[39]钱玄同笔下的“体式鬼”，或与他思想复古时期一度服膺桐城义法，时而想学《文选》有关。吴稚晖标举“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正是挣脱文士的镣铐，驱除“体式鬼”的利器[40]。

以“放屁”精神作“疑古废话”，如何写法？钱玄同擅长语词的混搭：

古语跟今语，官话跟土话，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词艳曲，中国字跟外国字，汉字跟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袭旧的跟杜撰的，欧化的跟民众化的……信笔拈来，信笔写去。[41]

这种古今、中外、雅俗杂糅的写法与《何典》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服膺吴氏文风的曹聚仁称《何典》的笔法，乃是“揉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的创格”。例如第四回写六事鬼劝雌鬼再嫁，上一句是“肉面贴着肉面”，下一句是“风光摇曳，与众不同”。吴稚晖所谓的“放屁”精神，在曹聚仁看来，就是敢用“下体鸡脚之辞，比诸黄绢幼妇之妙”[42]，替白话文学另辟门径[43]。

钱玄同以“放屁”精神颠覆固有的语言秩序，借助秽亵字样的爆破力自创一种“不伦”的国语。1925年6月25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中称：(www.xing528.com)

我们尽可做“曰若稽古臭瘪三”[44]，“奉天承运放狗屁”，“圣有谦训吹牛屄（非写此字不可，作‘皮’者非）”，“维初太始那话儿”[45]，“於戏！烟士披里纯乎”这种文章。盖不问古今雅俗中外的文字语言，要用就用，这便是我的国语。所以博士胡讥“猜拳赌谜，载笑载言”两语为不伦，我以为就是不伦得好也。

“曰若稽古臭瘪三”云云，大都属于将“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词艳曲”拼在一起的野蛮造句法。“猜拳赌谜，载笑载言”二语[46]，出自任鸿隽的四言诗《泛湖即事》，胡适追述文学革命的前史时，曾举此例以为“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47]。钱玄同偏要将“三千年前之死句”与“二十世纪之活字”尤其是秽亵字样——特别注明“吹牛皮”的“皮”，非用“屄”字不可——焊接起来，造成“不文”甚至“不伦”的效果。

钱玄同主张“不伦”的国语，正合乎《语丝》的文体[48]。周作人对《语丝》的定位是“不伦不类”：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园地发表“不伦不类”的思想与文章[49]。这种“不伦不类”的文体，难免招致外界的质疑，有读者来信说《语丝》太多滑稽分子，有变成《晶报》之虑。周作人回复说《晶报》是“为滑稽的滑稽”，而《语丝》大抵是“为严正的滑稽”[50]。周作人为《语丝》拟的广告词带有自我辩护的色彩：“我们的意见是反道学家的，但我们的滑稽放诞里有道学家所没有的端庄；我们的态度是非学者非绅士的，但我们的嬉笑怒骂里有那些学者绅士们所没有的诚实。”[51]在“滑稽放诞”的面具下，是与“正人君子”论战中的“反道学家”的新道德家。

吴稚晖题赠钱玄同照片。照片背面有吴稚晖题字：“独立泰山之顶，亦未见天下之小也”；“俯首于孔仲尼之朽骨甚恭，胡所取义耶”
图片来源：《疑古玄同——钱玄同文物图录》

《语丝》第54期刊出疑古“废话”的第一章，开宗明义以“原经”为题，驳斥章士钊的小学读经论[52]。对于正经研读过《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的太炎弟子来说，谈“经”正是钱玄同的拿手戏。但“原经”篇的主旨，不单是为了还原经书的历史面目，进而要打倒“经”字招牌。所谓“十三经”，在钱氏看来，不过是“不伦不类、杂七杂八的十三部古书而已”。[53]钱玄同作“原经”篇的学术动机，与胡适倡导“整理国故”的宗旨近似，就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整理国故的目的，用胡适的话说，是为了“捉妖”“打鬼”，让其显出原形；或者说“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54]。

1925年底受《吴稚晖学术论著》的刺激[55]，钱玄同对周作人发誓说：从谈经、谈小学、谈诸子至于说废话、嚼白蛆，“持同样之顽皮态度，做同样之吊诡文章”，假如能在整理国故上取得成绩，这成绩的报告“尤其非做吊诡文章不可”[56]。所谓“顽皮态度”，即“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的怪脾气；而将整理国故的成绩做成“吊诡文章”，“敢于公然在道林纸精装本的著作中发见‘卵’字、‘屄’字、‘肏’字之类”，把“王八蛋”“妈拉巴子”“放狗屁”与“纲常名教”“奉天承运”“寅绍丕基”“乃圣乃神”贯串在一起[57]。

有人责难192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白话文[58]。胡适回应说，社会上流行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三种来源：一是做惯古文的人，半路出家改做白话，尚未脱胎换骨，遂成不古不今之体，如梁启超的白话文；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带有滑稽意味，如吴稚晖、鲁迅、钱玄同的文章；三是不求上进的时髦少年，借吴老先生作幌子随笔乱写。晚清、“五四”这两代人从古文里“滚”出来，早年下的死功夫终归要留下点鬼影。即如胡适自己，须全神贯注于修词造句，方可做纯粹的白话文；当讨论学术问题时，偶一松懈，便成了“非驴非马”之文[59]。而钱玄同的“疑古废话”，在文白之间并不设防，乃刻意要做“非驴非马”的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