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君臣对汉中的发现-《汉水文化研究论文集》成果

汉中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名地，在夏商周三代已名闻遐迩，夏商时期巴国、褒国的建立与发展，西周时期褒国与周王室的和战关系，西周末年郑人南奔设立南郑，这一切都发生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但“汉中”作为地名或者行政区划的名称，又源自“汉水”。

汉水在先秦时期就是一条著名的文化大河，其本名“汉”，孟子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先秦典籍中最早记载汉水的是《诗经》，《周南·汉广》《小雅·沔水》《大雅·江汉》《大雅·常武》等篇，或直接或间接地写到汉水，在《诗经》中汉水是一条美丽浩大的河流。由于其西北到东南的流向，与天上银河系的方位相同，银河因汉水而得名“银汉”“天汉”“云汉”等美称，在天人合一背景下，汉水也得到了“天汉”“地汉”“河汉”等美称。实际上，“天汉”之意源于《诗经》。《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这里的“云汉”即“天汉”之意，指天上的银河。《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诗中的“维天有汉”即是指“天汉”。天汉、云汉的本意与汉水有关，具有吉祥、美好等多种含义：一曰吉祥。《左传》说：“汉，水祥也”。《汉书·五行志》说：“星孛及汉。汉，水祥也。”二曰美好。萧何说：“语曰‘天汉’，其称甚美”。三曰精华。《史记·天官书》曰：“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史记索引》曰：“水生于金，散气即水气。《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为天汉’也。”这说明“天汉”之名来源于地上的汉水。杨泉《物理论》说：“汉，水之精也”。四曰盛大。在《诗经·大雅·江汉》中，常将“汉”与“江”并称，“江汉浮浮”“江汉汤汤”，使汉具有盛大之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这一切都证明萧何的“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是先秦至秦汉之际人们对“汉”文化符号的普遍认识。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在汉水中游的丹阳设汉中郡。秦楚丹阳大战后，秦国夺取楚汉中郡六百里之地，在汉中盆地的南郑（今陕西汉中）设汉中郡，南郑作为汉中郡的治所一直持续到西汉宣帝时期，宣帝之后郡治迁到安康盆地的西城（今陕西安康），到东汉建立之后，郡治再次迁回南郑。杨宽先生指出：秦国汉中郡“原为巴蜀地，秦灭巴蜀后，公元前312年又加上部分新得楚汉中郡地，建为汉中郡。郡治南郑。”“辖境较楚汉中郡为大。在今陕西秦岭以南，湖北郧县、保康以西，大巴山以北地区。”说明楚国最先设置汉中郡，因位于汉水中游而得名汉中郡，秦夺取楚汉中郡之后，将上游的南郑、西城与中游楚汉中地合并设置汉中郡，汉中与南郑合一从此开始。宋人郭允蹈说：“南郑自南郑，汉中自汉中。南郑乃古褒国，秦未得蜀以前取之。汉中乃今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汉中，乃分南郑以隶之而置郡焉。南郑与汉中为一，自此始。”林剑鸣先生参照谭其骧先生的《秦郡新考》指出：秦汉中郡（陕西西南、湖北西北），郡治南郑（陕西汉中）“原为楚地，怀王时置，前312年秦战胜楚于丹阳，取汉中地，重建郡。”据后晓荣考证，“秦汉中郡辖12县，分别是南郑、西成、成固、房陵、锡县、郧阳、上庸、沮县、旬阳、安阳、长利、武陵。其中沮县在《汉志》中属武都郡，郧阳在《汉志》中无，应为汉代所废。《汉志》汉中郡所记载的十二县，除沔阳、褒中二县不见外，皆见于此。”由此可见，秦汉之际的汉中，在行政区划上是指汉中郡，在首府治所上是指汉中（南郑县）、汉中盆地。刘邦君臣发现汉中战略地位的优越性并取得汉中建立汉国，这是其一生事业的奠基石与转折点。

首先，刘邦本人率先发现了汉中的战略地位。刘邦在攻下南阳之后挺进关中，同时派郦商将军沿汉水干流西进攻夺汉中。《汉书·郦商传》：“从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西定汉中。沛公为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旬关”，颜师古注曰：“汉中旬水上之关也，在今旬阳县。”“先言攻旬关，定汉中，然后云沛公为汉王，是则沛公从武关、蓝田而来，商时别从西道平定汉中。”也就是说，夺取关中与攻夺汉中是同时进行的，说明刘邦极为重视汉中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关中与蜀中之间的战略要冲。

其次，刘邦臣僚对汉中的发现是从萧何开始的。《汉书·萧何传》说：秦王子婴投降之后，刘邦进入咸阳宫，大家都在抢夺金银珍宝之时，唯独萧何抢先接管了大秦帝国最机密的国家档案。“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萧何虽然起自“主吏掾”，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政治眼光，非一般“刀笔小吏”所能比拟。拥有秦朝国家档案之后，他对天下山川形势和汉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也非寻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当项羽封刘邦到较为闭塞的汉中盆地时，刘邦气愤地不愿就封，而是萧何一语定乾坤。“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由刘邦与萧何的对话可以看出，虽然经历了焚书的秦火之劫，但萧何仍然熟悉先秦典籍。其中的“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是萧何说服刘邦的关键，因为楚地人既信天命，又熟悉汉水。颜师古在注解“天汉”时说，“孟康曰：‘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曰：‘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天汉，河汉也。’”萧何的话坚定了刘邦称汉王夺取天下的信心。(www.xing528.com)

再次，刘邦君臣对汉中的发现是由张良谋划的。张良世代为韩国姬姓贵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秦灭韩之后，张良改始易名，成为坚定的反秦斗士，熟悉天下山河形势，因而也了解秦、蜀、楚之间的山川险要，帮助刘邦获得了巴蜀咽喉之地汉中。《史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实际上，项羽与范增设计策略，是将刘邦安置在被塞的巴蜀，像秦朝对待流放的罪人那样，“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然后层层设防，“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将刘邦困死在蜀地，以解除东返彭城（今江苏徐州）后的最大隐患。如淳曰：“本但与巴蜀，故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得到汉中就等于打开了刘邦集团冲破围堵的通道和门户。刘邦领兵到汉中时，张良又护送刘邦到汉中，“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因此，张良对刘邦集团取得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四，刘邦君臣对汉中的发现是由韩信等人促成的。刘邦进出汉中，除了张良、萧何等老臣之外，以韩信为代表的青年将领起到了促进作用。《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在项羽帐下时，“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证明韩信是在刘邦离开关中前往汉中时“亡楚归汉”的，到汉中不被重用又离开，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这说明青年韩信既了解汉中，又清楚刘邦“上不欲就天下乎？”故而才随刘邦到汉中的，而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之时，他的《汉中对》（也叫《登坛对》）则进一步坚定了刘邦冲出汉中、夺取天下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是为大批年轻的士卒树立了一个榜样。因此，韩信为刘邦集团利用汉中贡献了智慧。

综上所述，秦汉之际的汉中，是长江与黄河之间、巴蜀与三秦之间的战略要地，“汉中乃秦、楚、巴、蜀必争之地，秦得之而全据上流，以谋楚矣”。萧何对汉中的发现，为刘邦找到了一块可靠的根据地和龙兴之地，为汉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之云，不亦宜乎！”张良利用与项伯的关系，为说服项羽取得汉中及此后冲出汉中的大战略进行了顶层设计。韩信起初虽人微言轻，但他的“亡楚归汉”代表了一批头脑清醒、志向远大的年轻人对刘邦的信心、对汉中的信心；他的离汉东归与“成也萧何”，又使他在利用汉中、“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的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坚定了刘邦的信心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