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汉中教育的精神特质:《汉水文化研究》成果

抗战时期汉中教育的精神特质^[1]

袁栋洋

抗战时期，为应抗战救国和培养人才的亟须，沦陷区的学校纷纷迁往偏远的西南、西北等地坚持办学，这不仅使我国的教育得以维持发展，也对内迁所在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当时，汉中就由一个偏远地区一跃成为我国内地文化、人口、经济、政治中心。这里不仅聚集了众多的人口、信息，也聚集了教育在这个特殊时期所形成的精神特质。强烈的爱国精神、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诚笃朴实的合作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汉中教育凭借这种精神特质，培养出具有优秀品质的人才，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精神基础。

一、强烈的爱国精神

在灾难面前，全国同胞没有退缩，反而变得更加坚强，有毅力。这源于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应有的爱国精神，它维系着社会、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心。抗日战争，尽管许多人家没了，妻离子散，但是他们光复新中国的梦没有灭，尤其是中国承担着教育后代及国家未来栋梁的莘莘学子，他们颠沛流离，千里迢迢，来到后方，积蓄力量，为祖国的需要随时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到来，为大后方汉中的教育带来活力，同时，教育作为他们发挥智慧的载体激发了强有力的爱国热情播洒在汉中人民的心中，并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抗战高潮。

戏剧是“民众用自身的故事，参入自己的情感，自己扮演而又自己鉴赏的”一种表演方式，在抗战时期它又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方式。抗日时期的文化重镇汉中文风鼎盛，教育界各大中小学师生组建剧团，纷纷演出，宣传抗日，鼓舞民众杀敌救国的斗志。当地的中小学也曾掀起演街头剧的热潮，汉中城内曹自先等人组织“孩子剧团”，在街头闹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往哪儿逃》等剧，配合演出齐唱爱国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流亡三部曲，并穿插活报剧在街头演出。汉中民众教育馆组织“民众剧团”，演出《国魂》《魔窟》和《黑地狱》等剧。1938年西北联大的青年大学生联合中学爱好话剧的学生，组织“陕南学生剧团”，他们忍饥挨饿，克服困难，排演了《这不过是春天》《春风秋雨》《古城的怒吼》等爱国话剧。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中央军校汉中一分校、西北大学等纷纷成立剧团，演出各种话剧。1942年至1943年，西北公路局社教工作团来汉中演出《野玫瑰》等剧，向各中学声乐基础好的同学教唱抗战歌曲。这些话剧多在教师的编导之下演出，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以演员们声情并茂的动作加上激情洋溢的爱国热情，深受大众的喜爱，受到广泛的好评。有的教师召集上百名学生，分赴各县进行宣传，包括讲演、唱歌、街头剧表演和下乡宣传，编印传单，书写标语到处张贴，每到一处，深受群众欢迎。戏剧的传播，对全国抗战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意义，有些青年当场要求参军，上前线打日寇。

同时，许多学校爱国青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通过“民先队”和其他群众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举行抗日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会，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激发爱国热情，反对“亡国论”等妥协、投降倾向。黄埔军校汉中一分校直接在大门上刻一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额书为“亲爱精诚”。这种抗日爱国激情也激励小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城固升仙村考小的一些小学生以《我们怎样过新年》为题发表宣言:“我们国家到了生死关头，敌人到处占我土地，杀我同胞，希望有爱国之心的中华儿郎拿起刀枪，和敌人死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汉中中学学生集体提出反日外交后援会民众书。汉中旅外同学会也发表告汉中同胞书，希望汉中各县同桑梓的同胞们携起手来，集人力、物力、财力，替国家、民族，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做强有力的后援，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道迈步前进。汉中教育界当时开展的这些教育活动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很大反响，极大地激发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二、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在迁移中，师生编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若干个区队和分队，按设营组、侦察班、全体中队、医务组、运输组、收容组的行军行列，开始翻越秦岭。他们从宝鸡进入秦岭，经过黄牛铺、草凉驿、古凤洲、双石舖、南星镇、庙台子、留坝、马道、褒城，行军半个月，途中住的是仰见星斗的破庙，三面敞开的戏楼，还有囤仓脚前，古墓河滩，风餐露宿，时遭劫匪抢劫。艰苦的环境没有吓倒师生，反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在这样的条件下师生们相互鼓励，克服困难，翻越秦岭。他们每到一处，各队就把几台陈旧收音机里听到的前方战况及时用大字报书写出来，供大家阅读。他们相信，翻山越岭之后，迎来的将是学习民族文化遗产和科学知识的“世外桃源”，只要心中有理想，再苦也是甜。尽管许多学校内迁，找到相对安静的落脚点，但是由于战争破坏原因和长途跋涉，使本来相对舒适的环境变得苦不堪言，更不用说西北地区经济相对东部落后，迁入汉中及成立的学校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在艰苦条件下，教授仍在讲，学生仍在仔细地听、认真地写、严格地考试，一切照常规进行。这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正如柳无忌教授在《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写道:在敌人侵略下，各大学也被破坏，学生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豪和自满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这种艰苦朴素、苦中作乐的乐观向上的精神特质的形成，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为一种品格成为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性格，正如李元郁在《难忘的西教院生活》中回忆:“建国后我去四川农业部工作，有一段时间担任荒地勘测设计队队长，成天翻山越岭，或去茫茫无际的草原上踏勘。每天忍饥耐渴，又不免遭风受雨，虫叮蚊咬，但是我和队友们一次又一次完成任务。我虽属女性但由于吃苦的精神在西教院已养成，完全能和男同志一样去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三、诚笃朴实的合作精神(www.xing528.com)

是什么使汉中教育在抗战艰苦时期能顺利地发展下去呢?是汉中各校师生在艰苦岁月中形成的诚笃朴素的合作精神。外地大中小学校迁来汉中以后，给偏僻而宁静的小城，带来无比的热闹与繁荣，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员们，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个人文汇集之地，顿时气象万千，活跃非常。为了战胜艰苦的环境，广大师生团结互助，共同克服困难。他们一起吃住，除上课之外，日常起居、打扫、洗涤、缝纫、烹调全部由同学们共同管理，合作完成，甚至有的男生自己做鞋穿。曾经各个学校交流相对较少，比如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院不在同一城市，联系较少，但在汉中居住时学校相对集中，便于学生互相交流，共同学习。西北联大的青年大学生联合了大学、中学爱好话剧的同学，共同演出话剧，宣传抗日，引起反响。西北儿童教养院的经济困难，1941年，西北工学院的李老师义演《塞上风云》，将全部收入捐赠该院，为一群孤儿送去了关怀和温暖。在进步人士的启迪帮助下，群众性的社团活动组织较多，如“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学习社”等，当时文、理、工、师范等院校也有不少进步学生参加交流。当然，各个学校的学生能合作交流，必然有共同的目标追求和精神特质，那就是身处抗战艰难时期，各大中小学校师生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形成的诚笃朴素的合作精神。当时，北师大的校训就是“诚笃朴实”，每一个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学生，大都会染上这种精神，真诚、纯朴，脚踏实地，眼睛向下，平实朴素。这是一种整体的教育精神，这种精神是八年间颠沛流离、不惧困难迎难而上、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生命历程的概括和升华。也正是这种精神，教育事业才能忍受着西北的恶劣环境，筚路蓝缕，改变着西北的精神寂寞，以献身的精神，普及中华大地，迎来中华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奉献，如同清晨初出的太阳，奔腾不息的大海，它搭成一座通往和平年代的桥，成为后人惦记的永恒精神。抗战时期，汉中教育在灾难深重的时期形成的一种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时期汉中虽远离前方，日寇兵没有来到汉中，但也常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八年期间，敌机窜扰汉中数百次，死伤惨重。其时，西北医学院作为汉中的战时医院，师生们承担起汉中伤员救治的责任，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战火硝烟中，他们未被日寇吓倒，同仇敌忾，冒着生命危险穿行于战火之中，忘我地工作，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西北儿童教养院负责人的智澄，北伐战争中腹部受枪伤，被送下战场，途中被与北伐军作战的红枪会拦截交战。他右臂及头部被砍十八刀，血肉模糊，生死不辨，装殓入棺后，一位排长听到他微弱的呻吟，坚持开棺抢救，抢救三天才苏醒。他忍受了极其痛苦的折磨，始获痊愈。但右臂残废，不能握管。后来智澄从北伐军退役，在陕西、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接到创办西北儿童教养院的任务，只身来到汉中，于1938年成立西北儿童教养院。他无私无畏，带着残疾的身体，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西教院。在艰苦岁月中，智澄爱护儿童如子女，他以校为家，平时住在学校，随时关心儿童们吃饭、学习、活动、休息，尤其注意孩子们的健康。一次一个入院时才三岁的孤儿，到五岁时出麻疹，医治无效而死亡，智院长抱着小孩伤心痛哭，泣不成声，观者为之泪下。他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中不为现实的困难所屈服，不怕吃苦，经常深入到各个院部检查工作，冬季到学生宿舍翻看学生的被褥是否长了虱子，夏季检查蚊帐是否有破烂不防蚊虫的现象。智院长把孤儿们爱若子女，孩子们不叫院长，唤他“妈妈”。智澄的无私奉献为战争年代的孤儿找到了温暖的家，也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此之外，汉中人民出钱、出粮、出劳力，在有关官员组织调遣下，兴修水利设施，修铁路、建飞机场，无私无畏的贡献出自己的子弟来补充抗战兵源。永垂史册的抗日英雄人物王范堂、衡怀冰等就是汉中人士，他们的英雄胆略、气概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汉中作为战争后方的重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八年抗战，汉中的教育达到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时所形成的教育精神也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注释】

[1]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