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与东北形势：中国决战与共产党发展

国共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虽使大规模内战暂时未能公开爆发，但并不意味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停止。因为国共双方均企图在军事上占据更多的实地，得到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从而在政治上为未来的斗争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布局，这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不但无法停止，反有扩大之势。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幅不相协调的画面：一方面，抗战胜利，外战已经远去，各方面忙于对日伪财产的接收、社会经济的复员与国家的重建；另一方面，内战烽烟弥漫各地，枪炮声不绝于耳，和平似乎仍遥不可期。

因为日伪占领区多在沿海、沿江、主要交通线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地盘和资源对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即考虑到未来的国共争夺，首先以接收为名义，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命令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全国推进，占领各要点要地，构成有利态势，尤其是必须占领及完全控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徐州、济南、郑州、石家庄、太原、归绥、张家口、山海关等战略要点。1945年9月2日，负责接收的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对长江以南的接收与推进基本顺利，但在华北，因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国民党军的推进遇到相当的阻力。为此，一方面，国民党利用等待投降的日伪军保持其占据的地区，维持地方治安。何应钦命令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海、空运输支持下，国民党军运送大量军队到华北，先后接收了北平、天津、太原、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并控制了平绥路归绥至大同、津浦路济南至徐州的部分路段。但是，华北察哈尔和热河两省的几乎全部地方，河北、山西、绥远、山东等省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豫北、皖北、苏北等地区，均在中共控制之下。国民党军不少高级将领认为，应动用武力“剿共”，肃清中共武装，接收华北，进而接收东北，统一全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还布置下属拟出“防剿”共党部署，呈报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剿共”战争。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长官发去密电，进行“剿共”动员，要求“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为达成此目的，国民党军除在美国帮助下继续向华北进行空运和海运外，主要是沿进入华北的各主要交通要道——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胶济路向华北推进，从而在上述诸路及其周边地区与正着力经营华北，并确保在东北发展的中共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共将战后战略发展的重心放在华北和东北，尤其是东北（东北问题详见后述）。中共在日本投降之初，本拟在南京、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并尽可能将国民党军队隔离在平汉路以西。但因形势的变化及自身力量的限制，中共无法达成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迅即改变方针，将工作重心置于广大乡村及小城镇，尤其是北方地区，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为此，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刘少奇也认为：苏联至少不会阻拦我们进入东北，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东北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与此种看法相适应，中共部署华北的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出击同蒲路，冀鲁豫区出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出击大同、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此后，中共华北部队率先进入东北，并不断传回有关信息。9月14日，首先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负责人曾克林和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一同飞抵延安，使中共最高领导层得以了解东北的实地情况。苏军代表在转告马林诺夫斯基的口信时，并没有提及将东北根据中苏条约交给国民党，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与此同时，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中局领导均有着重向东北发展的建议。向北发展已成为中共上下之共识。

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代主席，留守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9月中旬，刘少奇连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发展，认为须立即确定中共的战略方针。15日，刘少奇向在重庆的毛泽东等通报东北现状，认为这是中共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17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19日，毛泽东等回电“完全同意”。同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我们要当做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会后，中共中央即向各地发出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至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成为中共战后总的战略方针，并成为对中共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应“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还在重庆谈判的进行过程中，国共即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发生了战后首次武装冲突。上党地区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8月11日，日本刚有投降的表示不久，阎锡山即电令其部下史泽波抢占上党，对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构成较大威胁。自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共晋冀鲁豫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围攻上党，战至10月5日，阎部增援之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战死；12日，困守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于突围后被俘。阎锡山损失兵力10个师，几近其总兵力的一半。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从此连为一体，位据华北核心位置，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南对陇海路，北对正太路，均可构成有力威胁，有利于中共在华北地位的稳固与发展。

国共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于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沿线。中共为了确保“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施，必须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因此要求各地“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的国民党军队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10月中旬，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第40、30军和新8军，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占据石家庄的第34集团军李文部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分割中共华北根据地，控制华北，继而北进东北。中共认为此役关系华北全局，要求晋冀鲁豫区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将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国民党军。刘、邓遂集中3个纵队的主力，在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预设阵地，伏击国民党军。北进之国民党3个军临时组合为兵团，在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的情况下冒进，25日到达邯郸南之马头镇时，被中共部队包围。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已有秘密联系，于30日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部苦战多日而不支，只能冒险突围，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被俘。此役中共“获得完满胜利”，而国民党“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

平绥路的冲突主要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和中共晋察冀部队之间展开。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对借此时机自其根据地绥远向华北扩张势力较为积极，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在傅作义的命令下，傅部迅速出动，沿平绥路两侧向东推进，进展甚快。9月初，傅部已占据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进至距中共刚刚夺得之察哈尔省府、晋察冀区之中心城市张家口不过百里之遥，如此势必影响中共在华北北部的战略布局，进而分割华北与东北中共之联系。因此，中共认为平绥路作战“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要求晋察冀聂荣臻和晋绥贺龙两部通力合作，解决平绥路之傅作义部。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遂集中了5万多人的部队，10月中旬起向平绥路出击，先后占集宁、卓资山等地，迫使傅部放弃平绥路沿线各点，向归绥收缩。由于傅部多系主动撤退，实力并未受太大损失，而中共对傅部力量估计较低，对己方实力则估计过高，遂要求前线部队歼灭傅部主力，夺占归绥、包头、五原、大同诸点。但这些城市多系深沟高垒，中共部队长途奔袭，且攻击力有限，多次攻击未果，形成僵局，不得不于12月上旬结束平绥战役，未达成原定战役目标。

津浦路为联络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京沪地区和华北平津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沿途又经过中共华中、华北根据地，为国共双方所必争之路。中共确定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后，原以苏北为中心根据地的新四军北移山东，由陈毅任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另以江南北撤部队组建华中野战军，由粟裕任司令员，中心任务是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以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为中心，旁及陇海路徐州至海州段和胶济路。中共部队先后攻占津浦路之邹县、滕县、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兖州、泰安等地，并封锁了三条铁路的交通，致使国民党军不仅无法经此北上，而且在山东一度只能保有济南、青岛等孤立据点，并有“鲁省恐将不保”之担忧。

国共两党一方面在战场上力争己方之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两者互为影响，互相补充。战场相争是为加强谈判桌上之地位，而谈判之讨价还价，除须战场之支持外，亦必须争取社会舆论及人心，此为战场所不能替代。“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双方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就各项未决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首先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有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及相关问题，还就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与各方达成妥协。以“党治”立国、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本拒绝政协这样有各党参加的协商机构，而企图以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其统治确立合法性基础。但战后形势造成国内民主呼声高涨，加上美国的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以召开政协为缓冲，以暂时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以政协促成国民大会及早召开，仍以国民党为主导实行制宪。11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最高小组举行会议，检讨局势，认为应“一面与中共继续商谈，一面就政治及宣传方面作若干措施，以击破中共假借民主企图割据之阴谋”。他们提出发动宣传攻势，催促中共速派代表召开政协，以此争取社会舆论，得到蒋介石之首肯。(www.xing528.com)

中共深知国民党促开政协会议的用意，为了不使国民党以此获取政治利益，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中共现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周恩来随即在谈判中提出将未决之军事和解放区地位问题商得眉目后再开政协会议，实际是以此作为召开政协会议的先决条件。但国共在这些实质问题上的分歧远非如召开政协会议那样的程序问题容易解决。中共提出，在军事上国共军队各守原防，政治上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并特别要求国民党停止向华北进兵；国民党则提出迅速恢复交通，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等问题，不同意承认解放区政权。双方连续举行多次会谈，提出各自的方案。中共着重于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以利自己在东北和华北的战略部署；国民党则提出其军队通过中共控制地区时，不应受到阻碍，目的是迅速运兵至各战略要地，控制全国局势，遏制中共的发展。中共在谈判中警告国民党：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军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还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北平、天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国民党则强调中共部队应撤至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双方立场始终没能有所接近，谈判因此而停顿。

为了迫使中共让步，国民党利用社会各界对于复员、建设之期待，对中共发动宣传战，指责中共破坏交通与复员，声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的断绝”。而中共亦发起宣传反击。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应“采取强硬态度”，“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随后，中共在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为此，在国共于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情况下，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几乎处于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之中，战后的国内政局一时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共武装冲突激烈，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使得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之艰辛、亟待休养生息的各界民众颇为担忧。社会各界一致反对内战，要求以政治与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在谈话中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民主同盟是战后活跃一时的中间势力的主要代表，他们的言论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内战之忧虑与反对。中共则成功地动员了社会舆论，将反战矛头指向国民党。12月1日，国民党人员在破坏昆明西南联大的反战活动时与学生发生冲突，致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锋芒直指国民党，因为“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这就使在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时有所得的国民党此时又有所失而处于被动地位。

战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是不可分离的。美国一向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使双方关系有所强化；苏联则在维持与国民党政府官方往来的同时，与中共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美苏两强于雅尔塔会议事实上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妥协而形成了界定双方关系的雅尔塔体系；在中国，雅尔塔体系暂时着重于维持现状，而且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强也不愿意战后中国马上发生内战，从而使他们面临因支持各自的盟友而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他们希望在雅尔塔体系之下，以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为前提，容纳各党派的政治参与，保持中国的稳定发展，并维持远东国际关系的平衡。而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出现了偏离这一方向的严重可能，从而引起了美苏两国的公开反应。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杜鲁门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扩大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当中国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12月26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发表公报，重申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并表示三国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

对战后中国的内部局势，美国更为关注。这不仅因为美国在中国有着较英苏两国更为广泛的切身利益，而且因为美国为稳定远东局势，并着眼于与苏联的长远争夺，在战后需要将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战略伙伴，而国民党政府的现实处境，距离美国的考虑相差甚远。为此，美国不能不更多地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既支持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同时又尽力避免中国内战而引发美苏两国的对抗。战后，美国通过承认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合法性，为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大规模运兵，并提供军事援助，使国民党获得了不少实际利益。为了进一步达成美国的战略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冲突。

12月17日，马歇尔来华。由于美国此时的政策着重于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化改革，因此为国民党所不满，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所欢迎。但由于美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力，国共两党对马歇尔的使命都有所期待，都期待其立场于己有利。蒋介石告诫马歇尔：“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周恩来则对马歇尔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

由于国内外强烈的反战呼吁，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使战后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要变化；而国共双方在战场的较量互有得失，使双方也都有缓和的需要，以重整部署，准备未来的角力。国民党内主张对共缓和的人士，对于国共紧张局势本有不同意见。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上书中认为：“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王世杰和张群也认为：“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借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他们的意见自不能不为蒋介石所考虑。马歇尔来华恰为国共双方的缓和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停战的条件趋于成熟。经过国民党高层的讨论，蒋介石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而中共的目的亦为促和，因为“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国共谈判由此再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