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运的决战：东北局势演进与国共斗争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政治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无独有偶，毛泽东亦在中共七大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美英方面亦认为：“国党最大危险，莫如共党全力挺进东北，借苏联暗中掩护占据东北，利用日军武器武装军队。”因此，不仅是国共两党将东北作为争夺势力地盘的重点地区，美苏两国也因各自的利害关系而参与其间，围绕着东北问题，三国四方牵扯纠缠，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大剧，使东北局势的发展演变成为战后最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

日本宣布投降后，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暨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并“就近指挥监督东北各省区内行政机关”，同时将东北行政区划改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其后，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关麟徵（后为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通知中方，苏军已开始自东北撤离，并将于11月底撤完，请中方接收人员到长春与苏军统帅接洽接收事宜。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似乎有个顺利的开端。

但实际情势的发展完全不如国民党之预期。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接收大员飞抵长春。次日，熊式辉等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见，马氏对国民党最关心的海运部队在东北登陆等问题作出了否定的答复。此前，由于国民党决定以美国舰船运送军队前往东北，使苏联疑心美国将介入其传统势力范围东北的事务，因此拒绝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登陆，而此时中共军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阻断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陆路通道，并在东北迅速发展其势力范围。国民党原本寄希望于根据中苏条约，在苏联协助下接收东北，对具体接收方案并未详加考虑。熊式辉等到东北后才发现，在中共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没有军队随同的接收事事处处受到牵制，实等于无，而苏联的态度完全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使国民党措手不及，极为被动。虽经与苏方多次交涉，苏联拒绝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的立场毫无松动。不仅如此，自10月下旬起，苏方对国民党的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25日，苏军搜查了长春国民党党部，还一度切断了行营电话，同时放任中共在东北的发展。11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告诉熊式辉，苏方对国民党军登陆事“不能负责”，苏军“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熊式辉深感事态严重，因此报告蒋介石，建议由外交部或蒋介石本人与苏方直接交涉，“请苏方对于东北措施，重行考虑，加以改善”。

由于苏联对国民党东北接收的不合作态度以及中共已在东北有相当发展的现实，国民党无法如预期顺利接收东北，其党内对如何接收东北也有种种不同意见。张嘉璈等主张继续外交交涉，作“忍耐为有限度之妥协”，以求得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谅解与协助。但主持外交政策的宋子文与王世杰担心过度妥协将背上骂名，而且也无法预知妥协至何程度才能得到苏联的协助，因此否决了这一方案。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主张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首先集中兵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对苏决裂不仅使接收东北将更加遥遥无期，而且苏联放手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的前景也使国民党担忧不已，因此从中央的宋子文、王世杰，到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都反对此案，认为不可轻易放弃东北。杜聿明等军事将领主张立即循陆路打进东北，乘中共军队立足未稳，先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此时可用于进攻东北的兵力有限，增援需时，在苏军尚未撤退之时，打进东北亦须承担相当的外交风险，此案因此未被采纳。

上述方案既不可行，蒋介石只能重新考虑东北接收计划。11月7日，蒋决定“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13日和14日，蒋介石召集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张群、熊式辉等讨论东北局势，通过暂时搁置东北问题、撤退行营的决定。14日，蒋介石函告在长春的蒋经国：“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15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兹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致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故中国政府决定，东北行营全体迁移至山海关，派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为军事代表，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总司令部所在地，随同进止，以资联系。至此，国民党接收东北计划遭受重大挫折。

与国民党接收东北之受挫相比，中共对东北的经营则相当成功。抗战刚刚胜利，中共冀热辽军区即派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4000多人，于1945年8月底从山海关以北绕道进入了东北，并在30日占领山海关，卡住了由陆路出关之必经咽喉要道，占据了进入东北的天时与地利。此时，因为苏军尚未完全控制东北，东北情况还不明朗，中共对能否大举派军队进入东北一时尚不能断定，因此中共的态度较为谨慎。但先期进入东北的中共人员传回的情报，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前景均持乐观态度。中共判断苏联虽因中苏条约有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之义务，但对中共的活动“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而且国民党在东北向无基础，调派军队困难多多，中共“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因此，中共对进军东北的态度趋向积极，增加派往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数量，并要求迅速出发，以非正式方式进入东三省。

9月中旬，中共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此使进军并经营东北成为中共战后战略布局中最重要的一着棋。为了经营东北，中共决定组成由彭真任书记的东北局，并先后派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张闻天、李富春等，包括4位政治局委员、20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近1/3的高级干部前往东北。9月18日，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构——东北局负责人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当时正值苏联对国民党企图依靠美国海运部队接收东北不满，并对国民党的接收行动有所阻挠。彭真等在与苏方交涉后报告中共中央：苏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他们建议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主力赶进，用尽一切办法控制此间；认为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使之化为游击区，即使暂时丧失都值得。中共因此进一步坚定了向东北发展的决心，调派大批部队日夜兼程赶赴东北，而此时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最高领导机构——东北行营尚在组建之中，东北尚无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总数已近11万人，其中以山东军区6万余部队为出关主力，其他还有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以及部分陕北、冀中、晋绥的部队，还有2万干部，加上到东北后扩充的部队，中共在东北已有13个军区3个纵队5个师17个旅，共27万余人。1946年1月14日，中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在苏联的支持与默许下，中共先后成立了滨江、奉天、安东、辽北、黑龙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连、哈尔滨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一半的县份，初步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相当完整的党政军领导体系。中共进军东北之迅捷效能与国民党接收东北之迟缓拖沓恰成对比，双方战后经营东北之成败得失亦于此可知。

国民党在接收东北情势不利，被迫撤退行营之后，一方面在外交上继续与苏联交涉，并取得些微进展，接收了若干省市的行政权；另一方面尝试以武力打入辽西走廊，为未来的武力进军预作部署。10月间，国民党第13军、52军在美军运输和掩护下，于秦皇岛登陆，迫近山海关。蒋介石命令杜聿明首先占领山海关，以控制出关交通线。中共认为，如能将山海关控制在手，在苏联不许国民党军于东北各港登陆的情况下，即可将国民党军拒于东北之外，而由中共独占东北。因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东北局，改变过去分散发展的方针，守住东北门户，争取时间，“竭尽全力霸占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国共在东北的武装冲突因此而不可避免。

国民党第13军、52军共7万余人，均为美械装备，而中共防守山海关的部队只有6个团1万余人，无论人数与武器装备均远不如国民党军。杜聿明令2个师对山海关进行正面攻击，2个师迂回攻击山海关侧背，2个师为预备兵团，自11月15日上午起，首先向山海关侧翼九门口和义院口攻击并占领之；次日，又向山海关正面发起攻击。中共部队经过一天的抵抗，无力支持，当晚撤离阵地。杜聿明随即下令国民党军沿铁路和公路快速向前推进，19日占领绥中，22日占领兴城、锦西与葫芦岛，26日占领锦州。受命指挥东北部队的林彪认为，部队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不宜与国民党军硬拼，因此并未部署坚守，而是率主力退往辽西。此时正值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出于外交战略之考虑，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有所限制，中共“霸占东北”的战略无法实现，中共中央同意林彪的部署，并在28日电告东北局：“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

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对继续前进跃跃欲试，他向蒋介石请调10个军，夸口可在3个月解决东北问题，然后再回师华北，肃清察绥。蒋介石因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惟恐出关部队“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因此对杜部的进止“特别慎重”。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白崇禧、徐永昌等亦认为“欲保东北，必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先定热察”，“东北军事因运输困难，增援补给均属不易，加以关内绥包之围未解，奸匪主力尚未击破”，因此，杜部“后援不继，侧背暴露，似不可过于深入”。他们建议“此刻只能巩固锦州”，同时“应速增兵沿平绥路，先占南口、万全，速解绥包之围”，“竭力打通徐州以北之津浦段，以便运输及肃清冀鲁之匪”。美国顾虑与苏联的关系，对国民党军此时进入东北亦不表示支持，魏德迈建议蒋介石应该首先控制华北。美国军事顾问认为，全面接收东北之前提为：华北已告稳定，苏联态度友好，国共冲突保持现状。具体实施须先控制华北要点及交通要线，使用兵力至少需15个师，并有详尽之运输补给计划方可进行。蒋介石因此不得不暂停对东北的进攻，严令杜聿明：“我军进驻锦州后，应先占领义县及其以西地区，建立周围强固工事，严防朝阳方面之来袭击也。待占义县后，切实整顿后方交通线路，非有命令，不得向大凌河以东地区进占。”国民党军暂时停止于锦州附近，东北问题转入外交与政治斗争。

国民党在东北接收不利，遂企图寻求美国的帮助。11月17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窃意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驻美大使魏道明也对杜鲁门表示：“东北问题不能视为中国问题，乃系整个世界问题之一面……望美国尽量与吾人可能之协助。”但美国虽不满意苏联在东北的作为，也对国民党给予了如运兵等有限的支持，但美国深知东北于苏联之切身利害关系，不希望自己过多卷入，以避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因此，杜鲁门只能表示对“苏联此种态度，甚为失望”，对国民党的求援“频表同情”，然并未再有进一步的行动。但无论如何，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的举动还是给了苏联一定的压力，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苏联也要顾忌条约义务和与美国的关系，从而对国民党作出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表示苏军“对于中国政府将予应有之协助”，对于中共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与此同时，据中共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中共中央为此指示东北局：苏联“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要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作长久打算。11月23日，东北局撤离沈阳，进驻本溪。但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之间以及东北局内部，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各有不同。东北局在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中，仍提出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及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并在中共中央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后，保持了城市与农村工作并重的局面。当年底，刘少奇电告彭真：“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毛泽东则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些指示的精神被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中共擅长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东北行营撤退后，国民党对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也无明确定论。国民党能否顺利接收东北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态度，如蒋经国给他父亲的信中所言：“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东北是苏联的“现实利益”所在，自然不会轻易交由具有美国背景并与苏联有交恶历史的国民党接收。如何才能消除苏联对国民党的疑虑，蒋经国认为：“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但蒋介石沿用其传统思维，寄希望于苏联撤军后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此一来，国民党对东北问题表现消极，只有张嘉璈和蒋经国还在做着对苏外交的努力。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他代表蒋介石表示，希望双方彼此谅解，加强关系，并请斯大林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则反复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政府，但在东北问题上，斯大林没有作出任何使国民党满意的承诺。蒋经国此行可谓一无所获。

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后，于11月底与苏联达成协议，决定苏军延期1个月至12月底撤离；至12月底，又将苏军撤离时间再延至次年2月1日，从而缓解了苏军立即撤离而国民党军未至、东北将由中共接管的尴尬局面。苏联还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的行政权力，国民党因此先后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四平、齐齐哈尔市和辽北、松江、嫩江省，但因为没有武装随行，国民党接收人员大多坐困于这些所谓接收省市，无法真正开展工作。

在接收东北期间，国民党还和苏联就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艰苦的交涉。此事本为中苏国家关系问题，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但因在战后东北美、苏、国、共矛盾的交织，此次交涉不可避免地与中美、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有着较为复杂的内涵。苏军进入东北后，将东北日本产业视为“战利品”，提出与中方合办，以控制东北的经济。因为东北接收头绪众多，国民党起初对此并未重视，只是令外交部研究交涉步骤。中方撤出东北行营后，苏联一方面表示缓和，表面上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另一方面，正式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企图以此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不使美国介入东北事务，并牵制国民党的对美关系。国民党认为苏联的要求没有法理依据，本不愿谈这个问题，但主持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认为，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具有关键的作用，拒绝苏联的要求对接收不利，主张与苏联谈判，尽可能满足其要求，以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11月20日，苏方正式提出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原日本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电力株式会社的产业，中苏双方各占一半股份，并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态度。主持国民政府外交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坚决反对苏方要求，认为其已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之外，而且将引起人民反感，只有等东北接收完成后，才能考虑这一问题。他们的意见得到国民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中方对苏方的要求反应冷淡，采取拖延态度。苏方对此很不满意。12月9日，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亲自出面，向张嘉璈和蒋经国要求迅速解决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在苏联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先进行非正式交涉，但坚持在苏军从东北撤退前，不进行正式交涉并签约，东北经济合作交涉因此久无进展。就在中苏经济合作交涉停顿之际，美国出于其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见到苏联独占东北的局面，反对中国对苏让步。2月11日，美国大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表示中苏如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地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之人民，并可能对于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的不利地位”。3月1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声明，并于5日致函苏联政府，“不承认‘战利品’之解释为包括工业或其组织要素，如东北之日本工业与设备等在内”；重申日本资产应由各战胜国共同处理，中苏如成立协定，美国不能承认。美国的表态使得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借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使谈判益增困难”。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尚未正式开始即告中断。

1946年春，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处于僵持局面，其党内强硬派为了反对政协和民主化进程，利用民众对苏联迟迟不自东北撤军（2月1日本来为苏军自东北撤退完毕之期），并在东北以占领军自居而犯下种种劣行之不满与反感，于2月下旬挑起全国范围的反苏游行，并在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猛烈批评对苏外交之软弱，使得中苏关系因此而急剧恶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更持不合作态度，并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希望中共“放手大打”。3月中旬，苏军在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突然自沈阳开始向北撤退，其后于4月14日自长春撤退，25日自哈尔滨撤退。5月23日，苏联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苏军已于5月3日自东北撤退完毕。

随着苏军的撤离，国民党军步步跟进，先后进驻沈阳、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并准备沿长春铁路向北进军。中共亦采取相应举动，3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长春铁路往北的交通为中共所控制，国共武装冲突成为可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其战后政策走向有重大改变，主战的强硬派势力占据上风，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加上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新1军、新6军、第71军等部由美国军舰陆续运抵东北，其在东北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动武只是早晚的问题。东北问题的中心从国民党与苏联的矛盾向国共矛盾转化，在全国局势的相对平静中，东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协结束后，中共一度对和平前景估计较为乐观，希望与国民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争取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共认为此时“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提出“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周恩来过后甚至谈到：如果对方肯以东北交换，当时党内一定会赞成作更大的撤退，甚至可以完全撤出苏北。但国民党坚持东北接收事关国家主权，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企图独占东北。由于国民党的坚持，停战协议未将东北包括在内，当马歇尔意识到东北将是停战能否持久的关键，提议派出军调小组前往东北时，却遭到了国民党的强硬拒绝。蒋介石特别指示军调部国方委员郑介民：“如有人提议派执行组到营口等处，我方应绝对反对，万勿同意。”经过美方的调停，3月9日蒋介石对马歇尔表示，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的条件是：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小组随政府军行动，小组有权去双方冲突的一切地点，政府军有权接收中长路及两侧30公里内的全部地区，中共军撤出矿区和铁路。这实际是要求将东北交给国民党，因此理所当然地为中共所拒绝。周恩来曾向马歇尔表示：中共要求在东北先停战，再谈其他；外交与内政应分开，内政要协商；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军事上国民党在东北只保留5个军，同时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中共希望美国能够压国民党作出让步，但美国在东北问题上另有考虑，他们希望由国民党接收东北，以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并遏制苏联在东北亚可能的势力扩张，因此马歇尔对东北停战等问题并未坚持，而于3月11日离华回美，汇报调处工作。(www.xing528.com)

本来，中共准备在东北对国民党作出一定的让步，只是需要一些交换条件。自中共进入东北后，发展十分迅速，占据的地盘大大超过国民党，如果实行东北停战，与国民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势必让出若干地方给国民党接收，与关内现地停战、中共并不损失实际利益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因此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中共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正因为如此，中共一方面准备在东北对国民党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认为“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即国民党应承认：（1）改组东北行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2）承认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地位；（3）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已存在的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4）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须有数量限制。直到3月中旬，中共实际上仍准备将长春铁路的主要部分让给国民党。但国民党不仅没有善意的回应，而且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东北形势日渐紧张。如此一来，中共不能不相应改变自己的政策，认为“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3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随后，中共中央又强调“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据此“部置力量，指导工作”。于此表明中共东北方针的重大变化，即从准备让步、承认国民党的接收权、与国民党在东北和平合作，转为不承认国民党的接收权，争取控制东北若干大城市与铁路线，以从实力地位出发，和国民党在未来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3月27日，国、共、美三方就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达成协议，将小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而将其他紧迫的军事、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谈。但就是这个协议，也因国民党的阻挠而无法实行。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凡我军工作有妨碍之处，如执行组有前往视察之要求，亦可暂为婉谢。”即便美方代表白鲁德告诉熊式辉：军调小组的作用在于“可使国军顺利接收”，“可暴露苏、共勾结情形于世界”，但熊仍答复“不便与小组会议”，使得原定派出的执行小组无法到达战地执行任务。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声称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在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蒋此言表明东北和平已不可能，国共双方只能以实力在东北较量，以此决定东北未来的前途与归属。

自3月中旬苏军自沈阳撤退起，东北形势即日渐紧张，国共双方均在调兵遣将，为大规模战争作准备。4月上旬，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对南满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根据蒋的指示，熊式辉将东北作战部署分为南北两条战线，北线由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新1军和第71军担任，南线由熊式辉直接指挥新6军和第52军担任。因为东北未接收地区集中在北满，长春又是东北首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蒋介石指示以北线为进攻中心；但南线对沈阳后方的威胁较大，因此熊式辉对南线较为重视。结果，就兵力部署而言，国民党军实际摆出了平分兵力、齐头并进的阵势。中共方面，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作战。东北局据此调整部署，一改以往运动作战的战法，“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四平由此成为国共东北之战的中心。

3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在南线以沈阳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等城；在北线，主要沿中长路北进，先后占领铁岭、开原、昌图等城，4月中旬进至四平外围。中共则于4月14日苏军撤退当天围攻长春，18日占领长春，24日占领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控制了全部北满。国共双方部队在前线已处于直接对峙状态，大战一触即发。

国共东北战事自南满而起。4月上旬，国民党军首先发起对南满本溪的进攻，但使用兵力不过两个师，难以发挥集合战力之作用，在中共部队的阻击下，两次进攻均受挫，于4月10日被迫中止进攻。东北战事的重点在四平，因为四平扼北上铁路要冲，不拿下四平，国民党军就无法继续北上长春，因此蒋介石一直指示以四平为进攻重点。从4月17日开始，国民党由新1军的3个师分左、中、右三路担任对四平的正面主攻，另以第71军的2个师由西面向四平迂回进攻。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则先后集中了14个师（旅），由林彪直接指挥，在四平正面构成蜿蜒百里的防线，阻击国民党军。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为其精锐主力，全部为美械装备，机械化程度及重装备配备为民国年间中国军队之最，陆有坦克、大炮，空有战机轰炸，构成了立体进攻态势，而且阵地战的方式更便于他们发挥优势火力的作用。中共部队的配备虽然已好于初出关时，并经过了一定的训练，但仍然不及对手，只是以其所擅长的政治工作鼓舞士兵高昂的士气与精神，并以后方的有力支援而坚守阵地。双方部队在四平前线一攻一守，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战至4月底，国民党军的进攻始终未有大的突破，形成胶着状态。

因为国民党军的攻势顿挫，其内部对于进攻东北利弊得失的争论再起。苏联撤军虽使国民党在东北的作战不必再有投鼠忌器的顾忌，而且由于美国的海运帮助，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已达7个军，装备也远胜于中共部队。但东北地域广大，除去必要的守备等用途，国民党实际可用于前线作战的不过4个军，人数较中共并不占多少优势，而且随着占领地域的增多，这种人数优势还有继续下降的可能。面对军事进攻的胶着局面，熊式辉一反先前之主战态度，改而主张只有等援军开到，才能继续进攻。国民党统帅部方面，何应钦认为，主要兵力不宜伸出过远，以免后防空虚；军令部则一直认为不宜孤军深入。4月2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坚持其一贯主张，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军事力量只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动摇蒋介石对东北用兵的决心，一是因为此时国民党内对共强硬的政治大气候已经形成，蒋介石亦须照顾强硬派的意见，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已难有回旋余地；二是“九一八”之丢失东北，长期为国民党之耻，收复东北因此成为国民党公之于众的抗战基本目标之一，事关其政治地位与公众形象，国民党无法承担不能收复东北的政治与公众压力；三是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东北首府长春，使国民党颜面尽失，主战喧嚣压过了理智判断，认为只有拿下长春才能显示国民党的力量；四是国共关系起伏不定，蒋介石一直准备在适当时机对中共动武，正可以东北战场作为检验国共战力之实验场，并以此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后勤、训练等方面之缺失有所矫正。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并未因东北战局之胶着而改变其战略部署。21日，他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

中共内部对四平作战也有不同的看法。负责指挥东北作战的林彪一向反对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打阵地仗，而主张以运动战为主，不计较暂时之得失，作长期作战打算。他审时度势，于四平战前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根据东北形势，固守四平，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东北工作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建议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身处东北一线的中共党政军领导陈云、高岗、黄克诚等，也对当时形势有较深认识，认为在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进攻下，不宜采取固守城市的战略。但中共中央的意见与东北前线领导人的建议显然不同，他们自始就要求东北前线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表示了打大战的决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在四平作战期间改变中共一向避敌锋芒、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以运动战为主的战法，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外界和美国可能之反应估计较高，对国民党坚持拿下四平、长春的决心估计较低，认为国内舆论和第三方面均要求停战，美国也不会听任东北战火蔓延而影响全局，只要能够守住四平，便可逼国民党停战，并在停战时确保以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更便于此后与国民党讨价还价。因此，毛泽东连续致电林彪，要求“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并以“东北战争，中外瞩目”为由，要求东北方面“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筋疲力尽，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同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根据与国民党和美国谈判的情况，数次建议应“打得顽痛，以利谈判”，“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因此，中共中央强调东北应集中兵力，打大战，打硬战，“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是将四平之战作为国内和平能否实现的关键，主要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图，但中共部队当时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持久阵地抗衡的能力，反映出中共过于远大的政治目标与相对弱小的实现手段之间的不协调，这也是四平作战未达中共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国共双方对于东北作战都有各自深远的战略考虑，使得四平作战并非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战役，而反映出相当的战略意义，其战役规模越来越大，使之具有了决战的意味。国民党方面如蒋介石所言：“此次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则全局皆危，国脉将断。”中共方面如东北局所言：“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

东北战事开打之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住院，由熊式辉指挥东北作战，熊式辉并非军事长才，又多年脱离军事指挥一线，而杜聿明则属于国民党后起军事将领中较为有胆、有识、有才干者。上年冬，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初进东北，在山海关和锦州与中共部队交手占了便宜，对中共部队有所轻视。4月中旬，正值东北前线胶着之时，杜聿明病愈出院回到沈阳，从熊式辉手中接过东北军事指挥权。他对东北战事之胶着颇不以为然，认为熊式辉未能集中兵力于一点消灭中共主力，方才导致如此局面。他认为己方在四平战线动用了2个军，但在兵力数量上仍未居绝对优势，而在本溪战线的2个军只动用了一半不到，如果全部投入作战，将对本溪形成包围，在攻下本溪之后，既可确保沈阳后方安全，又可抽出兵力北上增援四平，确保己方在四平的绝对优势，尽快结束东北战事。因此，他制定了先攻本溪，再及四平的作战方案。虽然这一方案与蒋介石先拿下四平的命令相违背，也与熊式辉四平与本溪并重的意见相左，但杜聿明认为其部署更符合战场实际。果然，当杜聿明下令新6军和第52军集中兵力于4月底再度攻击本溪时，中共在本溪前线只有4个旅的兵力，攻守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中共部队在寡不敌众之形势下，于5月3日被迫撤离本溪。

国民党军攻下本溪，更使杜聿明自信其作战方案正确，认为对手经此次打击之后，战力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南满可保无虞，遂大胆转用兵力于四平方面。5月10日，他下令仍以新1军为中路，另以新6军为右路，第71军为左路，取大弧形合围之势，三面同时齐向四平发起攻击，并以在右路的新6军为奇兵，重点攻击四平侧翼，威胁中共后方补给线，企图包围并歼灭中共在四平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四平正面的中共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战况空前激烈，国民党军进展甚为缓慢。但由于国民党在此次攻击中投入重兵，不仅在重装备上，而且在人数上也占据了明显优势，尤其是廖耀湘指挥的右路新6军，利用中共部队刚自本溪退出，调整与部署未周之机，发挥机械化优势，以宽正面跃进方式迅速进至四平外围，对四平形成合围之势。此时，中共在四平的部队已经多日战斗，伤亡减员甚大，战线过长，兵力分配捉襟见肘，已处于被动状态，再守下去有被优势国民党军围歼的危险。林彪审时度势，毅然决定不再坚守，于18日夜下令部队全线撤出四平。

5月19日，国民党军进入四平，杜聿明认为中共军队受到重挫，已无力再战，遂命令下属沿长春铁路分左、中、右三路，迅速向长春攻击前进。中共中央在林彪率部退出四平后，仍要求他继续督战，坚守公主岭，不成则坚守长春，以尽量保住中共在东北据有之地盘，并据此与国民党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但中共东北前线部队经多日苦战，此时已甚为疲惫，仓促退出四平后，在国民党军的快速追击下，队形散乱，来不及调整部署及防线，部队士气亦受到严重影响，实际无力达成中共中央所要求之任务。中共在东北的党政军负责人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等，此时对于东北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切之体认，认为东北部队目前亟须休整，以待再战，并经过讨论后电告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坚守长春的作战计划，下令部队于21日撤离公主岭，随后继续向松花江北撤退。由于中共部队主动大踏步后撤，国共部队实际脱离了接触，国民党新6军遂于23日占领长春，28日占领永吉；新1军于29日占领德惠，进至松花江南岸，与中共部队隔江对峙。

四平战役历时2个月，国民党出动了在东北的21个师中的10个师，中共则动员了东北主力39个团中的20个团，国共双方动员的兵力均占其在东北战场兵员总数的近半，而且精锐尽出，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实力较量。就军事意义而言，中共因在一段时间里成功地在四平阻击了国民党军北上，从而得以基本夺取北满，对中共至关重要的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在东北的部队组建时间不长，但在四平前线仍然表现了高昂的士气与战斗力，同时领略了现代作战方式，在后勤、训练、动员等方面均有进步，对于其后的发展获益匪浅。但中共部队对于阵地战尚无实际经验，在防守四平的过程中，战线过宽，防御纵深过浅，兵力部署不当，兼之装备欠缺，未能达成战前坚守四平、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的预期目的。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基本完成了其战前的预定目标，对内对外均可交代。通过四平战役，国民党军表现出在配备了美式装备并经过美式训练后，在协同作战以及阵地战和进攻战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对蒋介石企图通过战争一举解决中共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国民党军此次进攻仍以占领城市为主要目标，并采取宽正面推进战术，虽迫使中共部队后退，但未达到歼灭中共部队主力的企图；国民党军的进攻最终停止在松花江南岸，由于江北的广大地区始终掌握在中共手中，从而为中共部队的休养生息提供了基地，创造了条件，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共部队即恢复了战斗力；最关键的是，国民党军的兵力不足与东北的辽阔地域之间的矛盾，对于国民党维持其在东北的统治几乎是致命的弱点，国民党军兵力始终未达理想数量，最后占领的地区仍然局限于东北部分大中城市的点和主要铁路的线，用于守备的兵力部署也只能以团，甚至以营为单位，中共部队仍然可以利用东北的广大地域自如活动，并一步步消耗国民党军的实力，逐步使双方在东北的攻守易势成为现实。

四平战役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中共当时全力动员，在东北作战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是为了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以实力地位讨价还价，解决东北问题，完成政协之后的战略布局。但国民党以攻下长春为基本目的，此时无意谈和；美国方面在马歇尔走后无人可作决定，也在观望。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由此处于停顿之中。4月18日，马歇尔结束美国之行，回到中国。此时正值东北战火纷飞，他深知再打下去势必牵连关内，导致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局面的破裂，并意味着他个人使命的失败，而此时又正值中共军队攻占长春，无论是从美国控制东北、遏制苏联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国民党政治、军事的现实需要出发，他都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长春的要求。23日，马歇尔拿出了一个调停方案，主要内容是：国共双方在东北停战，根据整军协议确定双方军队的位置，国民党军对东北的接收，根据军调部的指令进行，政治问题暂时维持现状。由于该方案未提国民党军队的无限制进兵权，蒋介石因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予我政府以多方面之限制，且有承认共党伪地方政权之无理拟议”，坚持长春铁路两侧30公里内之地区必须由政府军接收。由于对中共占领长春不满，马歇尔此时在调处中较为偏向于国民党，在29日他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他表示已尽其所能，而且他的立场因中共的行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只能退出调停。5月13日，他在与周恩来的会见中，又指责中共过分重视武力，使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无法工作，并表示除非中共撤出长春，他无法再向蒋进言。他的态度当然引起中共的不满，认为马歇尔已失去当初的公正立场，国民党对马歇尔的态度也未必满意。从此马歇尔在调处中便很难再如当初那样得到国共双方的信任。

在马歇尔对东北战事袖手旁观的同时，第三方面因担忧东北战火将破坏国内和平而发起了对东北战争的调停，并提出了种种以长春为筹码的调停方案。毛泽东也曾有以中共让出长春，国共双方在长春均不驻兵，由中间派任长春市长，与国民党达成有条件妥协的意图。但国民党自恃其军事实力，无意停止在东北的进攻，随着国民党军攻占长春，以长春为筹码的调停终未成功。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攻占长春，使蒋介石认为中共不足惧，要价随之提高。24日，正随蒋介石在东北视察的宋美龄致函马歇尔，提出东北谈和的条件是：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不得阻碍政府修复铁路，履行停战、整军与恢复交通协议，并在国共对执行以上协议有分歧时，赋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蒋介石此举无疑是企图独占东北，使原来在东北问题上偏向国民党的马歇尔处境尴尬。他担心东北战事如扩大到华北，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态度，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在东北停战，并表示由于政府军在东北不断向前推进，使他的调停工作遭遇极大困难，他将因此而退出调停。尽管宋子文和王世杰等均认为蒋的要求过于“硬性”，并担心军事进攻引发其他问题，因此向蒋建议不妨同意马歇尔的停战要求，但蒋仍未改变其态度。面对如此局面，6月4日，马歇尔不得不使出杀手锏，向蒋介石表示：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安排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和补给到东北，以此迫使蒋接受其停战方案。

马歇尔的态度不能不使蒋介石对其东北战略再作考虑。国民党军攻占长春后，蒋介石面临着是命令国民党军继续北进还是暂停进攻的抉择。受到国民党军胜利的影响，蒋一度有意命令部队继续北进，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至于调处执行部自以不来东北对我为有利，以免共军借其掩护，获得喘息之机会。”但是，北进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将牵涉与美、苏的关系，苏联对国民党北进至北满是否仍将无动于衷，美国是否在国民党可能与苏联发生冲突时仍将予以支持，蒋介石对此并无一定的把握，因此他决定：“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一不慎，将受重大影响，故当马歇尔未谅解以前，不能不委曲以求和平解决也。”当马歇尔通知国民党，美国将在东北停战前停运其军队及补给，表明他对国民党的继续北进没有“谅解”，蒋也因而不得不决定暂时停止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进攻，以对美国人有所敷衍。6月7日，蒋介石宣布，自当日正午起，政府军以15日为期，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东北战场总算因此而暂时平静下来，但东北停战并不意味着国共双方就此罢战言和，相反，东北战事对国共关系和战后中国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北战事之后的国共关系再也无法回复至东北战事之前的相对缓和与平静，国共双方也都对和平谈判不再抱有期望，谈判已成了拖延时间的手段，国共双方都在利用短暂的停战期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大战的来临，和平已远离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