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共军易位：中国命运决战

1946年大规模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处于全面的军事攻势，中共则处于全面的军事守势。但是国民党军的攻击力量在战争中不断被消耗，攻击势头也在逐渐减弱。到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军除了在山东战场还能保持攻势外，在其他战场的攻势已全部停止，战争即将进入转折点。

据中共公布的数字，第一年作战歼灭国民党军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部队共112万人，自己损失36万人；至1947年中，中共部队共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另据国民党公布的数字，1946年，国民党军伤亡21万人，被俘2.3万人，中共军队伤亡52万人，被俘5.4万人；1947年，国民党军伤亡41万人，被俘12万人，中共军队伤亡160余万人，被俘11.6万人；至1947年中，国民党军共有465万人（中共统计为370万人），其中陆军349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4万人，联勤部队57万人，机关及警备部队25万人，二线兵团14万人。虽然战争中的对峙双方都难免夸大对方的损失，但是国民党公布的共方损失数字，实在是太过夸张，因为1947年中共军队的总数也不过200多万人，如果照国民党的说法，则中共军队已经损失了4/5以上，那何以还能在战场上节节进取？总体而言，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相对于中共仍占有明显优势，但是由于需要分兵把守城镇，机动兵力的运用难免受到影响，整体优势并不如数字差距表现得那样明显。

在国共双方军事较量的诸战场中，东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国民党而言，最关键的不利因素是东北地域辽阔和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在东北有7个军约20万人，加上特种部队和地方部队，总共不过40万人，但经战争之消耗以及分兵守卫已占地区，机动兵力减少，不仅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而且多数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极易被各个击破。东北与关内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增兵受限于诸多不利条件，况且由于国民党军在关内作战不利，一时亦无力向东北大举增兵，国民党军只能依赖东北现代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较为发达的优势，将部队集结在交通要点，随时机动增援，以弥补兵力不足之窘境。中共则在主力部队退到北满后，有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部队战力迅速恢复并有较快增长。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为4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20万人，总数已经超过国民党军。东北较为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便捷的交通，使中共部队可以得到充分的后勤补给，保障程度位居中共各战区前列。由于战后缴获日械、苏联支持和后方兵工厂的赶制，中共的部队装备有较大改善，而且既可自北满主动出击，又可在作战疲惫时退回北满休整补充，并在南满保有一块根据地，用以牵制和分散国民党军力量，在战略上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加以中共的着力经营以及军事指挥战略战术之运用得当，其战争能力在东北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使东北成为中共最早转守为攻的战场。

负责指挥东北国民党军作战的杜聿明，对其处境有深切认识。1947年5月上旬，杜聿明派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要求增兵，但蒋表示，现在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没有多余兵力派往东北，指示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据此，杜聿明将作战方针由攻改守，将新1军、第60军、71军、52军、207师和93军部署于长春、永吉（吉林）、四平、本溪、抚顺和锦州，确保固守这些战略要点及其周围地域；另以新6军作为机动兵团，部署在沈阳附近，准备随时利用铁路运输之便捷，支援各点。

在国民党军对中共南满根据地的最后一次进攻被击退后，林彪审时度势，认为在东北发起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部署主动出击，“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以根本改变东北战局”。他将主攻方向定在南满，首先集中北满的14个师，于5月8日渡松花江南下，目标直指长春、吉林周边地区；与此相配合，在南满和西满动用9个师，分别出击沈吉路和四平周边地区，攻击兵力之众与攻击地域之广大大出乎对手的意料。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若干由小规模建制部队分散驻守的城镇，向铁路沿线中心城市收缩。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此时因旧病复发，处于半休息状态，无法全身心投入军事指挥，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本非军事长才，面对中共的大规模攻势顿失方寸，不知如何应付。5月20日，熊式辉匆匆飞往南京求援。此时正值国民党军在山东孟良崮失利，而山东又是蒋介石最重视的战场，蒋无法派出更多兵力增援，但同意增调第53军出关，并指示“各据点必须固守外，其他至不得已时，皆可放弃”。30日，蒋介石亲临沈阳视察，手书“淬励所部，沉着固守”，为部下打气。

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占领长春路沿线的公主岭、开原和昌图，沈吉路梅河口，南满重镇通化与安东，西满重镇通辽与郑家屯，打通了东、南、西、北满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其后，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锋芒指向孤城四平。四平位于沈阳与长春之间，为多条铁路交会之咽喉要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向为四战之地。如果攻下四平，犹如在东北中心打入一个楔子，北进可包围并孤立长春、吉林，南进可威胁沈阳、锦州。东北民主联军以3个纵队共7个师的兵力担任主攻，另以8个师部署于四平东南之西丰，3个师部署于四平以南之昌图，1个独立师部署于昌图以南之开原，准备阻击由沈阳北上的援军；以5个独立师部署于四平以北，准备阻击由长春南下的援军。

担任四平防守的是陈明仁指挥的第71军和第13军54师及保安团队共3万余人。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自恃“平生以打胜仗著名”，1933年即升任师长，其时杜聿明还只是个副师长。面对四平危局，他不甘坐以待毙，从以往的经验出发，认为坚守较有把握，因此要求“依都市防守要领及要塞配备方式，依核心内外复廓之细胞组线构筑坚强工事，大量储积粮弹而死守之”。他将全城划为核心守备区及外围守备区，各守备区“除在指定之地区构成复廓及核心工事外，并在内外复廓及核心工事间，构成据点严密之纵深工事”。整个部署强调层层设防，以点控面，纵深配备，依托坚固工事，以交叉火力杀伤攻方力量。

6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攻击四平，林彪要求部队“力求乘胜猛烈扩张战果，须准备数天解决战斗之精神”。14日，部队攻至城区，守军利用坚固楼房工事顽强抵抗，双方展开逐屋争夺之巷战，战况空前激烈。19日，第71军在猛烈攻击下不支，陈明仁率军部退往铁路以东城区坚持。为了加强攻击力量，林彪调来原准备打援的2个师投入攻城作战。战至22日，第71军已再无机动兵力可用，陈明仁督率残余部队退至城区东北隅死守。但中共部队一向长于野战和运动战，甚少城市攻坚战经验，并在胜利之中滋生了轻敌心理，对于四平守军之死守准备不足，未能乘胜一鼓而下，致陈明仁于坚守中获得了生机。

四平战役打响后，东北震动，国民党当局极为紧张。四平如果失守，东北国民党军南北联系将被阻断，长春、吉林态势孤立，东北防御体系将不复完整。因此，熊式辉和杜聿明立即部署派兵增援，企图以南北夹击解四平之围。南路援军以第93军及第52军1个师沿中长路正面向四平攻击，以骑兵第1军掩护其左翼；以新6军沿中长路右侧向四平东南迂回，对四平采包围态势，以第207师掩护其右翼；另以刚自关内调至东北的第53军为预备队跟进。北路援军以新1军自长春南下，抄四平后路。增援部队采取纵深配备，以逐段跃进方式稳步前进。6月22日，南线占领开原和昌图，北线逼近公主岭。面对新的情况，林彪决定“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吸打增援”，抽调部分攻城兵力，集中在四平以南阻击援军，并着重寻机打击新6军。但国民党援军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行动较为谨慎，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捕捉到战机。此时四平久攻不下，攻击部队减员较多，攻势已显疲惫，难以为继，在国民党援军的南北逼迫之下，态势更显不利。6月30日，林彪果断决定停止攻击，令部队后撤休整。

内战开始后不过一年，四平再度成为全国瞩目之战争要地，只是国共攻守易势，说明东北战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役东北民主联军以伤亡13000人的代价，未能攻下四平，主要是因为事先对守军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未能形成绝对优势；对守军的坚守决心估计过低，因此急躁冒进；对城市攻坚战，尤其是巷战和步炮协同演练不够，因此伤亡较大；加上东北夏季昼长夜短的天候，对擅长夜战的中共部队不利。此次四平作战，是林彪所部在东北首次进行城市攻坚战，对“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最后未达预期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林彪对城市攻坚战的看法，他在以后更多地仍运用其得心应手的运动作战，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则多围而不打。

1947年四平战役结束后，东北已成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位居全面优势的战区，国民党军在东北只控制了不到1/10的地域，兵力大部退至铁路沿线及少数大城市，完全处于守势，且已基本处于与关内隔离的局面，态势极为不利。国民党内有人主张放弃东北，以在关内集中兵力。但蒋介石认为，放弃东北则华北失去屏障，势将影响全盘战场，坚持固守东北。为稳定战局，统一权责，他决定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由东北行辕直接指挥军事，并在1947年8月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到任后，主张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以打破现况，形成优势，争取主动。但国民党并无有力部队可调往东北（1947年8月从苏北调来第49军，9月即被歼大半），陈诚只能就现有部队大力扩充，将保安团队编为暂编师，将原有部队拆开，增编若干军，如新3军（以新6军14师为骨干）、新5军（以第52军195师为骨干）、新7军（以新1军38师为骨干）等，使东北国民党军扩充至30个师和13个暂编师共58万人。但新编部队的战斗力不高，而老部队由于被拆开，战斗力反有下降，对作战并不有利。(www.xing528.com)

国共第一年作战，双方最为关注的是苏北至山东一线。国民党军以实力优势，步步进逼中共山东根据地，虽在进攻中多次失利，损兵折将，但仍维持着优势地位。在沂蒙山区纵横百里的地区内，国共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百万，“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中共其他根据地的情况亦或多或少有所相似。如果长期继续下去，根据地势难持久，因为有些地方“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而且“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总体而言，中共的军事力量还未超过国民党，内线作战的余地在缩小，人力、财力、物力亦难以供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主其事者已有“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之感叹。因此，在中共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攻势，实力已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如何彻底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将战争和战争负担转向国统区，减轻中共根据地，尤其是山东和陕北根据地所受的破坏和压力，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在考虑的重要问题。从军事角度而言，当时中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反攻的实力与条件，华东和晋冀鲁豫两大野战军有机动兵力可用，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主要集中在山东和陕北，而在两地之间的漫长战线上则兵力空虚，成为其实力相对薄弱的软肋。作为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军事格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在中共的总体军事力量尚处弱势的情况下发起反攻，并将反攻的战略突破口选在国民党军事防御的薄弱环节和威胁其统治安危的纵深地带——中原地区。

1947年5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提出以刘邓部队进军中原，以陈（赓）谢（富治）部队增援陕北，以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和陕北的进攻。这是进军中原计划的最早提议。其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6月29日指示陈毅和粟裕，华东野战军“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7月19日，决定以陈赓集团出击豫西，从而将刘邓部队独立进军中原的战役计划扩大为三支部队合作共进的战略性行动。7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并指挥陈谢部队的行动；同时要求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外线的5个纵队，策应刘邓部队的行动。至此，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较战役计划之初已有了重大变化，战役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和陕北的进攻，而是以三路大军进军中原，“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至8月中旬，中共的军事战略基本成型，即以刘邓部队出击中原，实行无后方跃进式的中央突破，并以陈粟部队出击豫、皖、苏，以陈谢部队出击豫西，跟进在刘邓部队两翼，形成品字阵。这样，中共就将主要战场由山东转到中原，将战略重心由内线移至外线，从而置山东和陕北的国民党重兵于无用武之地，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在相当程度上解脱了内线的沉重压力。刘邓、陈粟、陈谢部队三路大军进军中原，也从战役计划转为战略行动，并因此成为中共部队转入全国性战略性反攻的起点。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人，在鲁西南张秋至临濮间长150余公里的黄河河段强渡黄河。由于国民党军主力正集中在山东作战，鲁西南黄河河防兵力空虚（只有第四绥靖区的2个整编师驻守，另有1个整编师机动），且分布零散，国民党统帅部事先对刘邓部队的动向缺乏准确判断，没有充分准备，因此刘邓部队顺利渡河后连获胜利。7月8日至28日，连续在郓城歼整编第55师，在定陶歼整编第63师1个旅，在六营集歼整编第70师及整编第32师1个旅，在羊山集歼整编第66师。其时，整编第32、66、70师之间的距离不过20余里，但3个师未能互相救援，结果被刘邓部队分割歼其大半。负责指挥的第2兵团司令王敬久因此役之败而灰头土脸，从此赋闲家居；第4兵团司令王仲廉率3个师救援第2兵团，但徘徊不前，作战不力，战后被押解南京军法处听候处理（1949年初被汤恩伯保释）。

刘邓部队渡河南进的行动，吸引了国民党自鲁中前线调出4个整编师回援，另自他处调动部队，共集中了8个整编师，以分进合围方式，准备在鲁西南围歼刘邓部队，或将其驱回黄河以北。此时，刘邓部队因连续作战，已感疲劳，原决定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向南发展。但是，7月29日，毛泽东电告刘邓，“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不能有效调动胡宗南部队，“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刘邓接电后立即于次日果断决定，提前结束休整，向大别山进军，实行宽大机动的无后方作战。8月7日，刘邓下令部队分三路行动，以迅捷跃进态势，直指大别山区。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路途千里，一马平川，适合大兵团行动，但沿途需要经过多条河流和黄泛区。此时正值酷暑雨季，下雨时河水暴涨，道路泥泞，不利于快速行动；天晴时则头顶烈日，酷热难当；沿途又非根据地，补给困难，刘邓部队的行进十分艰苦。国民党起初没有估计到刘邓部队的战略意图是坚决南下，而以为是在其大军压境之下被迫“南窜”，因此只命各部随后紧追，而没有在其前方以重兵布防。8月11日，刘邓部队越过陇海路，18日走出黄泛区，其后又渡过沙河。此时国民党才发现刘邓部队的战略意图，除令追兵加快速度追赶外，紧急调动1个师及1个旅，在汝河南岸布防。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刘邓决定实行轻装，将部分重装备埋藏或炸毁，全军赶在国民党军在汝河南岸坚固布防前，已有3个纵队渡河成功，但还有1个纵队和刘邓司令部及各机关被挡在汝河北岸。此时，尾追之国民党军3个师距此不过几十里，如果不能迅速渡河，势将陷入腹背受敌之险境，形势十分险恶。刘伯承和各级指挥员亲自指挥部队突击，终于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缺口，于24日渡过汝河。8月27日，刘邓部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渡过淮河，到达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实现了外线出击、中央突破的任务。

中共外线出击的东线是华东野战军。6月30日，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实行分兵作战，由陈毅和粟裕率5个纵队留守内线，另以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率3个纵队出击鲁西，第1纵队叶飞和第4纵队陶勇部出击鲁南。华东野战军出击外线的意图，既为配合刘邓部队的行动，也为调动集中在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以便寻找战机。但华东野战军作出分兵的决定十分仓促，头天接到命令，次日即付诸行动，部队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导致分兵后的作战出现了一系列意料不及的情况。外线部队在鲁西和鲁南连续进行攻城作战，起初作战顺利，连克数城，后因兵力分散，连攻滕县、邹县、济宁、汶上均未克，内线部队亦在攻击南麻和临朐时受挫。此时又逢连降大雨，不利于部队的运动和补给，尤其是外线的第1、4纵队，处境孤立，面临国民党军的包围攻击，东归受阻，一度面临险境，损失过半，后经拼死向西突围，终于8月1日与陈士榘部在济宁附近会合。蒋介石认为：“此乃天赐我灭匪之良机，战略上所预定之先分散后围剿，使之各个就歼之企图，完全形成。惜乎所部不力，亦为气候与地形所限，不能穷追密围，一网打尽，不胜遗憾。”此时，刘邓部队正准备进军大别山，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陈毅和粟裕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又称“西兵团”，并从内线兵团中增调3个纵队加入）在鲁西南地区作战，以策应刘邓部队的行动。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国民党军调动20多个旅的兵力紧逼其后，“情况异常紧迫”，毛泽东又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作战地域从鲁西南外推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紧邻刘邓部队的豫皖苏地区，使之成为进军中原战略行动的又一组成部分，并可起到分散国民党军兵力，保障刘邓部队后方的作用。但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因7月苦战损失甚大，亟待休整，至8月下旬仍无动作，毛泽东“十分感觉焦急”，连续致电陈粟，希望他们尽速赶至鲁西南，指挥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渡河”，以缓解刘邓部队所受的压力。30日，毛泽东又以绝密电告陈粟，国民党军“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要求“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9月2日晚，陈毅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及3个纵队在鲁西寿张渡过黄河，与在南岸的5个纵队会合，集结于郓城地区。因为分兵后几仗均未打好，华东野战军的士气多少受到影响，外线部队一直盘桓在鲁西南得不到休整；国民党军则一反常态，不再忌惮分兵，有时居然可以1个师的兵力尾追华东野战军。根据战场当面情况，陈粟决定首先集中3个纵队，于9日在沙土集歼灭冒进之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振奋了全军的作战士气，也使国民党军不敢再分兵轻进，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9月22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在土山集与老对手整编第11师交手，未能歼之。此后，外线兵团自9月底开始南下豫皖苏地区，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只打小仗不打大仗”，着重于摧毁国民党统治基础，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了有1000多万人口的豫皖苏根据地。

中共外线出击的西线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7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由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3个纵队和1个军（后改为2个纵队1个军），自晋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并归刘邓直接指挥。8月上旬，陈谢部队完成南进准备，22日晚起，全军8万余人分左右两路在黄河豫西段垣曲和茅津渡间渡河。因为国民党军在黄河豫西段南岸基本没有部署正规军，陈谢部队的渡河行动较为顺利。及至陈谢部队渡河之后，国民党军才匆匆赶调12个旅的兵力，组成第5兵团和陕东兵团，分从东西两线夹击陈谢部队。陈谢部队遵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为目标，首先在豫西洛阳潼关间连续作战，其后在平汉路西、伏牛山的东麓完成了战略展开，打下了建立豫陕鄂根据地的基础，并与在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相呼应。

在外线作战的过程中，中共部队曾经遇到过不少艰难曲折，但都能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就连蒋介石也承认：共军“之所以可怕，即在于他们的干部大多数都有自动的精神和能力，能够自动的发挥力量，达成任务”，刘伯承部“自动作战，千回百折，达到目的”，华东野战军叶飞部“四围是水，无粮无弹，又受到我们空军的轰炸，围师的追击，可以说已经走入绝境，但他东奔西突，终于逃脱一部，可见他们独力作战，自力求生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国军之所不及”。就军事意义而言，中共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尚非完全意义的战略进攻，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在陕北和山东的进攻尚未完全停止，所以中共最初将外线作战称为反攻，而“反攻带着防御意味”，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然而，中共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出击外线的行动，标志着全国战局的重大变化。9月1日，毛泽东提出，中共在“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中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最后终止了国民党军在陕北和山东的攻势。8月初，为了吸引胡宗南军北上，减轻陈谢部队渡河南进的阻力，西北野战军（7月31日以西北野战兵团改名）集中全部主力2个纵队4个旅发起榆林战役，攻打陕北长城线上连接陕西、绥远、宁夏诸省之要道门户，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榆林。为了救援榆林，8月7日，蒋介石亲飞延安部署，令胡宗南派主力北上援榆。胡以第1军、29军自安塞、保安向榆林南面的绥德、葭县方向推进，同时以整编第36师组成快速兵团，轻装急进，经安塞、靖边出长城后直进榆林。西北野战军于8月7日完成对榆林的包围，但因攻坚能力所限，多次攻击未能奏效，12日，彭德怀决定撤围待机。13日，整编第36师进入榆林后，因胡宗南误判中共部队将在葭县东渡黄河，令该师离榆林南下，准备与北进之第29军夹击“溃退”的共军，不料却正好落入正在榆林、米脂间隐蔽待机的西北野战军伏击圈中。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以1个纵队阻击北进的第29军，以2个纵队2个旅围歼整编第36师并全歼之。此战是中共部队在陕北首次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编师，因此成为扭转陕北战局的关键一役。毛泽东在得知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兴奋地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而国民党军在山东的进攻，以10月1日占领烟台为标志亦达到其顶点，此后即转入保守城镇的防御作战，并丢失了前此所占的不少城镇。由于刘邓、陈粟、陈谢部队大举出击外线，迫使国民党不能不从山东调兵至大别山，自陕北调兵至关中，已无力继续维持对这两处的攻势。10月8日，中共中央在致华东局电中指出：“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至1947年底，中共在军事上的主动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外线作战的性质已然明了，毛泽东因此提出：“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此后，中共在军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而是如何以大兵团作战消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并攻克其坚固设防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