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开始，政府放松了对商业的监管，城市市、坊界限被打破，以前商业“日中则市”的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城市经济功能也更为凸显。城市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主要以军事功能为主、经济功能为辅的一个实体，而是逐渐转变为军事、经济功能并重的一个有机体。以武昌为例，据文献记载，武昌最早是在三国时期吴国在此建造军事城堡夏口城的基础上兴起的。到了宋元时期，随着武昌地区港口商贸和造船等手工业的发展，武昌的经济功能逐渐上升，形成与军事功能并驾齐驱的格局。
鄂州因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处江汉交汇的通衢，商业贸易发达，特别是进入南宋以后，鄂州的地位已开始凌驾于荆南（江陵）、襄阳之上，发展成长江上中游的经济中心。汉阳军也是江北的重要港口，其商业相当繁荣。在此基础上，武昌南市、沿江港埠和汉阳沿江港埠得到了快速发展。
商航一体的武昌南市是在南北朝时南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这一带面临的里河，外通长江，内连诸湖，水势舒缓，便于船只的停泊，故在唐宋时期便成为“商旅往来”的避风良港，与之相应的南市也开始形成并得以发展。李白《江夏行》中“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2]的诗句，便透露出商航并盛的信息。但里河“春冬涸竭，秋夏泛涨”，水量随季节而变化，春冬之际不利于船舶航行。为改变这种不利状况，人们对这一带的航道进行了疏浚、开挖，所以又得了一个“新开港”的雅号。南宋时，随着长江流域水运物资的增多和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较好水域条件和商品运输条件的南市更加兴旺，很快发展成鼎盛一时的商业都会。(www.xing528.com)
武昌沿江港埠北倚黄鹄矶，南靠里河，西与鹦鹉洲夹江相对，流经这一带的水流较为平缓，适宜木帆船停泊，是一个很好的泊船港埠。唐代，这里已开始成为舟船集泊、商市环立的商业巨埠，李白就留下过“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的形象描绘。唐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冬天，鄂州发生的一场大火，一次就烧毁船舶3000 余艘，延及岸上居民2000 余家，死者4000 余人。尽管经此浩劫，这里仍是“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岸下的泊船与街市上的房屋几乎各占一半，而且“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3]南宋时期，这一带的港埠更为繁华，堤下“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中以西皆不及”；岸上“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覆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不仅如此，武昌还是“灯火歌呼，夜分乃已”[4]的不夜城。尽管在以后的岁月中曾多次遭受天灾人祸的袭击，但是直到元末，武昌仍以“鼓角沉雄摇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5]为显著特色。
汉阳一带的港埠在唐代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港埠。这里背靠龟山，临长江面汉水，是过往船只的必经之地，其成为舟船聚泊地也就势所必然了。但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已，这一带港埠主要还是用于军事。直到唐代，才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港埠。盛唐诗人贾至就在《沔州秋兴亭记》中留下了“仰眠别之固，俯眺沧浪之浸，阅吴蜀楼船之殷，览荆衡薮泽之大”[6]的形象描绘；晚唐诗人皮日休还在《望故沔城》诗中描绘出汉阳一带“楼台依水势，雉堞带山斜”的山城风光。到了宋代，这一带港市更为繁华。宋人胡寅《南纪楼》诗中就写道：“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7]这固然是诗人笔下的夸张写法，但确实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汉阳知军黄干在嘉定元年（1208 年）写给京湖制置司（时驻鄂州）的呈文中，就留下了：“本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只。”[8]这里所说的船居，是指户口隶属于汉阳的船户，并不包括临时停靠在这里的外地船舶。可见这里的港容量已初具规模。元代，这一带仍是“参差连舫出”[9]的重要港市，商贾往来，舟船聚泊，因而有“贾客帆樯出汉阳”[10]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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