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概念内涵丰富，通常指儒家的思想学术，而明清时期官府所设学校亦称“儒学”，儒学的复兴也就包含儒家学校教育、儒学思想理念的复兴。明清时期沂州府学、临沂（兰山）县学的设立与清代沂州学宫、考院的修建，为兰山儒学复兴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基础保障，使兰山自宋元以来的文化低迷状态终于得到改善，兰山士子读书、科举的兴趣与需求大大提升，为兰山文化的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兰山儒学的复兴首先表现为府、州、县三级官学的设立与在学生员人数的增加。明清时期，各府、州、县设立官学，能够正式在官学学习的学子称为生员。《明史·选举志一》：“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6]明初各学生员名额有定数，生员由官府每月补给米六斗作为廪膳膳食，故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后来随着儒学兴盛以及人口增加，生员人数逐渐增多，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附生通过岁、科两试等第高者可补为增生、廪生。未曾考取生员资格但是已经通过县试、府试两场考试的，无论实际年龄大小，则通称为“儒生”，也称“童生”。清朝大致沿袭旧制，只是略有变化，如廪膳补助改为每生每年钱银四两。
清代《钦定学政全书》中记录了当时沂州府学和兰山县学的学生名额：
沂州府学，额进二十名，廪、增各四十名，一年一贡。兰山县学，额进十五名，廪、增各二十名，二年一贡。[7](www.xing528.com)
府学生员由各县县学按名额选举，并按一定资历享受一定补助。沂州府学、兰山县学的生员在鼎盛时期达300余人。
官学的设立、生员名额的增加，尤其是沂州考院的创建，惠及沂州府、兰山县诸学子，中举人数的增加则是兰山儒学复兴的又一表现。据万历《沂州志》、乾隆《沂州府志》记载，明清两代沂州、兰山籍进士约43人，举人约192人。其中明代进士21人，举人74人；清代进士22人，举人108人。且仅乾隆年间就有进士7人，举人41人。乾隆皇帝在位时间长，科举次数多固然是原因之一，而雍正十二年（1734）沂州府学、兰山县学的设立，乾隆十八年（1753）沂州考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琅邪书院的建立无疑更是激励兰山士子积极进取、考取功名的重要因素。
兰山儒学在明清时期复兴的又一表现是取得功名的儒士能够身体力行，继续躬行和倡导儒家道德规范，从而带动兰山本地和为官之地儒学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兰山虽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荀子、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等先贤的历史文化名人，但出现了“一些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的天子近臣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地方官，他们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积极践履儒家思想，或能勤政爱民，发展农桑；或能改革旧制，移风易俗；或能驰骋疆场，为国捐躯；或能针对时弊，勇于向在上位者进言……这些官员在从政的过程中，对儒学的践履笃行，都显示了儒学的社会价值”[8]。如明代兰山籍进士李烨在家乡修建李氏书屋，并曾经亲自讲学授徒，以自己考取功名的切身经历极大地激励和影响了当地人读书求学、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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