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时代，对城市旧工业区的保护和利用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学者专门就旧工业区更新进行了深入研究。
有学者对旧工业区更新的类型进行分类，如学者Kirkwood（2001）认为，城市工业用地更新涉及城市各专业领域，包括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设施建设、物质空间环境等，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Kirkwood通过多年来对国外主要城市工业地段改造更新情况的研究，总结归纳出三种主要的工业用地更新的类型：整体改造、重点工业地段改造和滨水工业区块改造。[3]也有学者就政府在旧工业区更新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学者Thomas（2000）认为政府在旧工业区更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承担起主要决策者的责任，从基本政策制定到最终政策付诸实施，都应全程跟踪进展。如注重产业导向，政府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优先发展有技术支撑的传统工业园区时，对园区部分企业给予房租、税收减免，对高新技术产业提供研发经费、创业补助金等。[4]学者Jerry（1982）认为，城市规划的制定、土地制度及企业迁移等都是影响旧工业区改造更新政策制定的因素，土地价格的变更使旧城区域内的工业园区土地价值倍增，这与其已经停滞的生产功能形成强烈反差，也使城市政府意识到低生产效益的工业用地占据城市核心位置的用地布局亟须改变，从而激发政府牵头进行旧工业区改造的动力。[5]卢克雅诺夫（1980）指出，前期的旧工业区改造更新主要针对工业建筑内部结构整改，历经时日后碰到的则大多是旧工业区改造与城市整体空间改造及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协调的关系问题。而政府从城市管理内容和宏观调控的角度探寻旧工业区更新与城市发展要素相协调的方法很有必要。[6]这些研究在旧工业区改造的策略层面给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探索，如经济转型、产业重组、城市景观、邻里复兴、公众参与、绩效评定等。英国学者Yale P（1991）在《从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旅游》一书中对英国工业考古研究进行了回顾，对工业遗产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介绍，并以英国第一个世界遗产工业地铁桥峡谷为案例，介绍了其旅游发展历程，是一部系统介绍工业遗产及旅游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7](www.xing528.com)
国内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针对旧工业区更新模式和策略进行了研究。学者郜昂、邹兵、刘成朋（2017）分析了深圳的工业发展与旧工业区升级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旧工业区复合式更新的思路与策略选择，深圳采用复合式更新模式快速推进旧工业区的升级改造，复合式更新的总体思路体现为：在改造模式方面，倡导以综合整治为主，鼓励适度地加建与功能改变；在审批环节方面，精简环节、压缩审批周期；在政府引导鼓励方面，建立新的利益分配模式，并在地价、年期及土地贡献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并提出深圳旧工业区复合式更新的策略。[8]霍长平等（2015）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面临产业结构提档升级需要，城市中心区产生功能结构性重组变化，老旧工业区何去何从，引发广泛关注，并就城市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城市老旧工业区的更新改造及其保护性再利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9]学者梁晓慧等（2014）在总结归纳目前我国旧工业区改造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指出进行旧工业区改造一定要和城市文化特征相结合，而且需适合中国国情及旧工业区发展方向。[10]张京成等（2013）所著《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一书中总结了工业遗产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系统地阐述了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明确了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基本思路。[11]李冕等（2011）基于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的现状，指出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的旧工业区面临着主动或被动的更新，提出对旧工业区进行适应性更新发展，并结合江苏省徐州市夏桥适应性更新改造的具体实例，探讨了旧工业区适应性更新改造的策略。[12]董良等（2009）通过对促进城市旧工业区改造与更新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合实例研究国外成功的旧工业区改造与更新模式，从功能转换、生态恢复、历史保护三个方面总结出值得借鉴的方法和经验，探索出一条与我国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历史文化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可持续性改造与更新之路。[13]学者刘伯英、冯钟平（2009）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一书详细地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工业用地改造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工业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从建筑和规划两个层面系统地阐述了旧工业区更新保护的方法措施；[14]王建国等（2008）的《后工业时代产业建筑遗产保护更新》一书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旧工业厂区更新实践的经验，提出价值评定方法和具体保护措施，形成较为完整的关于更新改造的理论体系和框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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