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揭示了近代中国政治斗争、外交制衡

袁世凯的垮台，使资本主义列强失去了共同的走狗，于是各自寻找和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军阀集团则分别投靠各个资本主义列强，自成派系，割据称雄。促使中国陷入南北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

北洋军阀内部，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和冯国璋，原已结成两个派系的潜在势力；袁死后，段、冯的矛盾表面化，分裂为直、皖两个派系。

皖系首领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后去德国留学。1896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任炮兵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1912年袁世凯窃国后，历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代国务总理。1916年袁死后，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以段祺瑞为首领的皖系军阀，势力最大，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不仅掌握北洋政府实权，而且控制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竭力排斥异己，扩充实力。

直系首领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1896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任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委冯为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兼管禁卫军，后调任直隶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冯以上将军衔领兵南下，就任江苏都督。以冯国璋为首领的直系军阀，是英、美等国的走狗，他们直接控制长江流域的江苏、江西、湖北以及直隶等省，经常联合其他派系，与皖系军阀对抗。

稍后，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崛起。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出身农家。甲午战争爆发后加入清军，精于骑击。1896年投身马贼，出没彰武一带，打家劫舍。1903年受清政府招抚。辛亥革命后，他奉调驻沈阳，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升二十七师师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竭力劝进，表示对“倡异议者，誓以死当之”，得封子爵。护国战争打响后，他把袁世凯亲信奉天督军段芝贵逼走，迫袁任他为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夺得奉天军政大权。接着，他又逐步控制吉林、黑龙江，仗着日本的扶持，割据东北三省，成为介于直、皖两系之间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军阀势力。

皖、直、奉系，是北洋军阀内三大势力。此外，还有以阎锡山为头目的山西军阀集团，割据徐州一带的“辫子军”张勋等。

西南地区的军阀，主要是滇、桂两系。以唐继尧为头目的滇系军阀，原据云南为主要地盘，护国军兴兵讨袁前，他犹豫观望；护国战争胜利后，却迅速将滇军由两师扩为八师，不但占据云南、贵州，更向四川扩充势力。以陆荣廷为头目的桂系军阀，原据广西为主要地盘。云南组织护国军时，陆以出兵攻滇名义，向袁索得大批饷械；及至帝制垂危，又宣布独立，以“反袁”为名出兵广西，占据广东，并进军湖南。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滇、桂两系都投靠英、美等国，与直系较接近，而与皖系军阀对峙。(www.xing528.com)

当时，全国除南方六省外，几乎都处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大大小小的军阀，或割据一省称“督军”，或割据一省的某一地区称“镇守使”。大军阀往往网罗小军阀以壮声势，小军阀常常投靠大军阀以求自保。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¹⁾凭借自己手中的武力，各派军阀互争地盘，混战不息，并与城乡买办豪绅阶级狼狈为奸，搜刮民脂民膏，占有巨额财富和大量土地。如段祺瑞，除占有大量土地外，又是龙烟煤矿公司和几个机器煤矿的大股东；冯国璋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七十五万亩，在直隶另有金矿三处；张作霖在东北占地一百五十万亩，还拥有煤矿；阎锡山在山西是土皇帝，霸占财产多达三千万。

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29日，大总统申令，遵行民国元年《临时约法》，继续召集国会；又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7月14日，南方各省取消独立，护国军军务院宣告撤销；8月1日，国会在京复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于是，南北表面上又暂时归于“统一”。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独揽政府大权，视黎元洪为签字盖章的傀儡，并在国会中拉拢研究系政客（即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代表的进步党人组成的“宪政研究会”议员），不断向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和非皖系军阀，则以英、美两国为后台，拉拢商榷系政客（即以张继、吴景濂为代表的旧国民党议员组成的“宪政商榷会”），对抗段祺瑞。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中国是一个许多资本主义列强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²⁾“府院之争”形式上是中国内部两个政客集团、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却反映着美、英两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国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尖锐地爆发出来。

1917年2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几艘美国商船。美国政府宣布对德国绝交，准备参战，要求中国和它采取一致行动，并提议给中国贷款作参战经费。3月14日，经国会议决后，中国政府也宣布对德国绝交。当时，日、美两国都想操纵中国参战，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日本立即派人与段祺瑞秘密接洽。段祺瑞极力主张参战，并向日本借款。美国见势不妙，便改变主意，唆使副总统冯国璋拒绝参战。国会内黎元洪一派议员也反对参战。显然，“府院之争”焦点不在是否参战，而在谁主持参战，以便掌握借款，扩充实力，吃掉对方。4月，段祺瑞自为主席，由陆军次长傅良佐出面，召集以皖系军阀为主干的十几省督军，在北京开“督军团会议”，胁迫国会和黎元洪，立即宣布对德作战。黎元洪以“军人不能干政”，对督军团大加申斥；傅良佐则在督军会议上叫嚷，“非赶去黎元洪，毫无办法！”⁽³⁾

5月10日，国会众议院讨论对德国参战案。段祺瑞重演袁世凯故技，开会之日，“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共约三千余人，由陆军部人员指挥（傅良佐、靳云鹏到场指挥，为当时人所目见），包围众议院，殴辱议员多人，并声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才解散。”⁽⁴⁾议员们十分愤慨，决定停止会议。段祺瑞恼羞成怒，唆使督军团呈请政府解散国会。恰在这时，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卖国丑行被揭露，全国人民群起反对。黎元洪感到既有舆论支持，又有部分军阀赞助，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段愤而出京赴津，组织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