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清初实行海禁迁海，但中国民众从未放弃过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与控制。清前期国家效仿明制，在沿海设立水师，“顺治初，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八年（1651年），始于沿江、沿海各省，循明代旧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以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此时的水师有外海、内河之别，外海水师主要分布于奉天、直隶、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江西、湖广两地分属于内河水师，而江南、浙江、广东三地既有内河水师，也有外海水师。水师装备，“外海利用巨舰，内河利用轻舟”，外海水师较内河水师为重，“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168]实际上是官府加强了对海洋的管理权。乾隆时期，沿海水师不时奉命出海打击海盗和查缉走私商船，如乾隆九年（1744年）广东在香山县的“前山寨设立海防衙门，派拨弁兵，弹压番商，稽查奸匪，所有海防机宜，均应与各协营一体联络，相度缓急，会同办理。老万山、澳门、虎门、黄浦一带营汛，遇有关涉海疆民夷事宜，商渔船只出口入口，一面申报本营上司，一面并报海防衙门。其香山、虎门各协营统巡会哨日月，亦应一体查报”。[169]所谓的“统巡会哨”就是指巡海的军事活动。
清初延续明朝水师制度，主要负责巡视海疆，维持海上秩序。水师划定区域定期巡洋。雍正四年（1726年）以前，水师官兵巡哨区域以各省为主，之后改为越省缉捕、巡哨。[170]水师兵力有限，清前期水师勉强能完成缉私捕盗的任务。道光以后，列强势力开始猖獗于东南沿海，外商来华走私鸦片增多。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粤海关监督中祥奏请强化水师巡视，扩大水师巡洋区域，目的仍是稽查走私，“嗣后应责成水师提督督饬舟师，在于外洋常川巡逻，如有向夷船私买洋货商贩，即行拿解究办。并立定章程，无论何省海船置买洋货，一律赴粤海关请用盖印执照，详注货物数目，不准私买，咨明闽浙各省通行遵照。并于各海口严行稽查，如有海船运回外洋货物，查无海关印照，即属私货，照例究办，船货入官”。[171]这种在海洋上的巡洋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国家始终将海洋视为管理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鸦片查禁力度的加强，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满。1840年英国悍然对华发动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战火一度延烧至天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列强又借海上之优势攻入北京，朝野震惊，海洋安全于是受到朝廷格外的关注，海防被重新提到了新高度，“国初海防仅防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172]正因为海防从防海盗的目的出发，因而造成海防力量的薄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官宦一方面要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进行防御海洋，[173]另一方面提出加强海洋控制，师夷长技以制夷，建立近代化海军和战舰。
洋务运动时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发起“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根本”，加强海防建设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之一。1871年沙俄以“代为收复”为名，侵占新疆重镇伊犁，致使西北边疆军情骤然紧张，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被杀为借口，出兵入侵台湾，海疆又不得安宁。在“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的背景下，“海防”与“塞防”问题同时摆到清政府面前，海疆成为中国千年之变局中的重点。对此，直隶总督李鸿章有如下表述：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74]
东南海疆实已“门户洞开”，故海防乃当务之急，亦为日后久远安定之图。支持洋务的薛福成也说：“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175](www.xing528.com)
此时负责西北防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因为曾担任过闽浙总督。此时他身膺西征重任，因此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176]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蛮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177]他的主张得到了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广总督李瀚章、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两江总督李宗羲等的认同。最终以东南海防与西征塞防同时并举而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新疆，又发布上谕，“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178]这一举措，事实上是把传统以防备内陆西北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到东南海疆，意味着我国国防观念由传统的陆疆向海疆大转变，也表明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逐渐加强。
在国家重视海防建设的同时，中国航海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鸦片战争之后，轮船逐渐在中国普及，传统帆船、沙船面临淘汰，“查各口通商以来，轮船之利，为外国所独擅，华人无敢过问者；间或赁一二船以尝试焉，辄为所排挤，不胜其亏累而止”。[179]为此，洋务派提出建近代化船厂，争夺航运权利。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提出设厂造船，“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端树强援，举在乎此”。[180]其蕴含着与外人争夺航海利权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除了以抵御外侮为主要目的外，还有就是为了振兴商务，改变“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181]的被动局面，主张“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发展航运贸易。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主张自办船厂，“商人租赁（轮船）一层，既以裕我经费，并可夺彼（外商）利权，洵为良策”。[182]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明确提出，轮船招商局的目的在于“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而且运输商货还可以提高国家财力，“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183]这些官员的出发点就是要分割外国人控制中国航海权益。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近代第一家民用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宣告成立。清政府对此予以支持，使之与外国的太古洋行、旗昌洋行两大航运公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刺激了中国航运业的发展。自1873年至1911年间，先后八十余家资本五万两以上，或船只五百吨以上的轮船公司成立。[184]这些公司既经营内河航运，也涉及海洋航行，在外国垄断中国海洋航海权的夹缝中争夺部分航海权，这些举动明显反映了晚清中国人海洋权益观念意识的增强。
随着近代报刊媒介的出现及其对海权的宣传，海权越发受到国人重视，1906年8月，清廷首次提及“海权”一词，“查现在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185]反映了当政者对海权观念的认同。清末《亚东时报》《华北杂志》《东方杂志》《新民丛报》《时报》《海军》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海权问题的文章，使海权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如《新民丛报》发表了署名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华北杂志》刊载了佚名《说海权》；《时报》刊登了《重兴海军议》。《海军》杂志连续发表了多篇论及海权的文章，如萧举规在《海军论》中提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186]把海上防御与海洋经济、海洋交通、海外侨民及海洋物产的保护全方位地联在一起，反映了晚清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开始从单纯注重海防，扩大到了维护海洋经济和海洋国土安全的发展变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