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帮: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濒临海洋的福建人“以海为田”，向海发展，从事跨海贸易。闽商将山区的特产通过海洋运送到国内外市场，又通过海洋将外地的商品运回福建。清初国家颁布海禁政策，闽商突破海禁，延续着明代的民间海上贸易，肩负起沟通海域贸易的重任，形成多种商人联合组织，不断提升自己的商业经营影响力。乾隆时期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曾称：“商船出贩外洋，渔船采捕四出，惟闽人最盛。”^[3]

（一）清初郑氏海商集团

清初郑成功不满其父郑芝龙降清的行径，继续奉南明政权为正朔，以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等为根据地坚持抗清。郑成功抗清势力的持续，与其从事海外贸易有直接关系。为了能给军队提供长期的物资供养，他采取了“以商养军”的措施，大力提倡海外贸易，以厦门为据点，改名“思明州”，建造海船，广兴海外贸易。郑氏商团的海外贸易范围包括日本、吕宋、暹罗、交趾、葛喇巴、柬埔寨等国。顺治年间，郑氏组建一支庞大的贸易船队，从厦门港口出海，远赴东亚、东南亚诸国。郑氏商船以厦门作为基地，连接了日本与东南亚，构成环东海、南海的贸易圈。商船带着中国的货物到达东南亚各地；完成首轮交易后，携带另外一些商品北上日本，再从日本装载相关货物返回厦门。郑氏家族与日本通商，源于其母田川松是日本人。实际上，田川氏也有闽商的背景，其养父是福建海商，为泉州鲤城人。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经商到日本平户藩，迎娶了好友的女儿田川松作为妻子。如此一来，郑氏家族与福建商帮及日本发生了关系。清初郑成功因“士卒繁多，地方窄狭，以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忧，遂与参军等潘庚钟、冯澄世、蔡鸣雷、林俞卿共会议”。冯澄世主张郑成功修书日本国王，“以甥礼自待”迎合日本，再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最终解决了“军饷”问题。^[4]

自顺治四年（1647年）至康熙元年（1662年），郑氏集团一直垄断中国商船到日本长崎的贸易。“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5]郑成功通过“通洋之利”，解决了十余万的军队给养问题。清廷也注意到了郑氏以商养军，指出“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6]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甚至称“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7]郑氏商团俨然成了清初从事海外贸易最大的福建商帮。

郑成功所代表的闽商也与荷兰进行海上贸易。时荷兰人占据台湾，长期与福建等沿海存在贸易关系。顺治十四年（1657年）荷兰人“遣通事何斌贡外国珍宝，求通商”。^[8]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通过荷兰人转至其他国家。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以此作为贸易中转点，为其海外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虽然清初福建的海上贸易被郑氏集团所控制，但也给福建商人开拓了很好的海外市场。这就为康熙收复台湾后，闽商大踏步走进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二）清朝统一后闽商的海外贸易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澎湖、台湾，标志着统一了全国。“福建—台湾—海外”这一海洋贸易权终于回到了清政府手中。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四海关，从国家层面再度复兴海洋贸易。福建商人利用这一机会，造船出海贸易者不断增多，不少人因此留居南洋。这一行为再次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鉴于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清廷遂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即“南洋海禁”，其结果却导致海盗愈加猖獗。雍正初年，蓝鼎元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昔闽抚密陈，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请禁艘舶出，以省盗案，以坐井观天之见，自谓经国远猷，居然入告。乃当时九卿议者，既未身历海疆，无能熟悉情形。土人下士知情形者，又不能自达朝宁。故此事始终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非圣主意也。”蓝鼎元的意思非常明确，禁南洋是福建官员之行为，皇帝只是被蒙蔽而已。他指出南洋诸国并不具有威胁，应该继续与之保持通商贸易：

海外诸番星罗棋布。朝鲜附近神京守礼法。东方之国日本最为强大，其外皆尾闾，无他番。稍降则为琉球大小岛屿断续二千里，外皆万水朝东，亦无他国。南洋番族最多，吕宋、噶罗吧为大。文莱、苏禄、麻大甲、丁机宜、哑齐、柔佛、马承、吉里问等数十国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异念。安南、占城，势与两粤相接。此外有柬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诸国。而暹罗为西南之最。极西则红毛西洋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吉黎、干丝蜡、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

从蓝鼎元所列出的这一长串的外国国家名称中可知，至少此时中国的士人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了解了这些国家。从他的描述中可知，从北部朝鲜经日本、琉球再到南洋的吕宋、葛喇巴，最后到欧洲的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其实就是清朝重要的海外贸易路线。蓝鼎元认为在这些国家中，南洋诸国“柔顺寡弱，有利无害”，即南洋对清朝不构成威胁。

蓝鼎元认为，政府禁止南洋贸易，反而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闽粤“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营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甚至禁南洋还会引起地方动荡，“其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舵工水手，不能肩担背负，以博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靡所之，趋台湾或为犯乱”。所谓海盗其实是官府对犯“禁”商人之称谓，“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因此，他主张“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南洋诸番不能为害，宜大开禁网，听民贸易”，以达到“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效果。^[9]

正是在蓝鼎元等人的不断呼吁下，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自此，福建商人的商船遍及东洋、南洋、西洋各地。时福建巡抚郝玉麟上书称：“闽省一年出洋商船，约有三十只，或二十八九只。每船货物，价值十余万、六七万不等。每年闽省洋船，约得番银二三百万，载回内地，以利息之赢余，佐耕耘之不足。”^[10]闽商每年出洋商船在30艘左右，这是雍正间的大体数字。到了乾隆年间，这一数字基本上翻了一倍。现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所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间闽商的海洋贸易情况。

乾隆年间福建商帮出海船只数量(www.xing528.com)

可见从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二十一年间，福建海商出港或返航的船只平均数在69艘左右，相较雍正时数量增加一倍多。这一数字显然是官府对到达厦门关的统计，并不包括其他关口，实际数肯定超过此数。闽商所买卖的货物包括槟榔、棉花、麻油、沙鱼、虾米、鱼干、海参、药材等，进口货物包括苏木、胡椒、象牙等，以日常用品为主。^[11]

福建商帮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经贸重点是南洋。雍正五年（1727年），福建总督高其倬上书称，“福建往安南贸易之洋船多”。^[12]葛喇巴与吕宋也是福建商人的海外贸易点，广东巡抚杨文乾称，前往葛喇巴与吕宋的中国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13]葛喇巴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自明朝始及至顺治年，福建同安人多离本地，往葛喇巴贸易、耕种，岁输丁票银五六金。此后，每有厦门巨艚载万余石，赴葛喇巴”。^[14]吕宋也是福建海商的经营点，“吕宋地方系西洋干丝腊泊船之所。自厦门至彼，水程七十二更。漳、泉二府人民，向在该处贸易者甚多。现在居住者，约有一二万人。地极繁盛，人多殷富。内地载往货物，系干丝腊番舶运载番银，至此交易”。^[15]干丝腊即西班牙。福建之漳州、泉州的商人，将中国的货物载到吕宋，换取西班牙人手上的白银。福建商人与暹罗即今泰国的贸易主要基于稻米，以弥补福建本地大米之不足。乾隆十三年（1748年），时任福建巡抚陈大受上奏提及，“闽商赴暹罗国买米，该国木料甚贱，请听其造船运回，给照查验。从之”。^[16]此外，苏禄、马六甲等地，也有福建商人活动的身影。

（三）台湾海峡的闽商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清代两岸海洋贸易几乎从未中断过。即使在迁海时期，平南王等纵容以王商、官商及部分合资商人所构成的海商仍或明或暗地进行海外贸易，且数量相当可观。^[17]台湾不仅通过沿海口岸与大陆进行贸易，而且利用台湾岛的海洋地理位置，开展与日本、东南亚各地的商业转口贸易。台湾市场的商品主要有本岛农产品和狩猎物，也有更多来自于大陆的货物，以及欧洲、日本、南洋等地的货物。^[18]

台海两岸贸易在清代统一台湾后急剧增长，交易的商品种类以民生日常用品为主，而贸易的范围除涉及沿海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兴化、建宁、福州外，还包括沿海地区的上海、苏州、宁波等地，甚至远到山东、东北沿海地区。而从事这一商业活动的商帮则是福建的漳、泉商人，史料记载如下：

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翦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橘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菰，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饧、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拔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绵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绵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19]

这些以漳州和泉州为主的闽商应该分居于台海两岸，通过他们的商业行为无疑将台湾与大陆密切地联系起来，所谓“实有资于内地”，反映了闽商的贸易活动对当时台湾开发的贡献。随着两岸贸易的频繁，福建商人根据海上运输货物的船只，划分各自的商业范围，史料记载：

商船，自厦门贩货往来内洋及南北通商者，有横洋船、贩艚船。横洋船者，由厦门对渡台湾鹿耳门，涉黑水洋，黑水南北流甚险，船则东西横渡，故谓之横洋。船身梁头二丈以上，往来贸易，配运台谷，以充内地兵糈。台防同知稽查运配厦门，厦防同知稽查收仓转运。横洋船亦有自台湾载糖至天津贸易者，其船较大，谓之糖船；统谓之透北船。以其违例，加倍配谷。贩艚船，又分南艚、北艚。南艚者，贩货至漳州、南澳、广东各处贸易之船；北艚者，至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莱、锦州贸易之船。船身略小，梁头一丈八、九尺至二丈余不等，不配台谷，统谓之贩艚船。^[20]

乾隆时期，随着大陆移民不断渡台，两岸物资需求越来越大，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台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祖国大陆各地的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淡水港开通后，成为台湾与大陆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福建商人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同治《淡水厅志》在考察当地的“商贾”风气时说：

估客辏集，以淡为台郡第一。货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至樟栳、茄藤、薯榔、通草、藤、苎之属，多出内山。茶叶、樟脑，又惟内港有之。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所售之值，或易他货而还。^[21]

清代台湾农业开发在短期内就获得“海外一大粮仓”之美誉。台米于是大量向大陆输入，乾隆七年（1742年），台湾大米“内地采买既多，并商船所带，每年不下四五十万。又南北各港来台小船，巧借失风名色，私装米谷透越内地，彼处概给失风船照，奸民恃为护符，运载遂无底止”。^[22]而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主体仍是闽商，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福建巡抚陈大受联合上奏，要求“订定漳泉商民赴台贩运米粟章程”，明确规定赴台的“漳泉二府商人许令给照赴台采买”。^[23]除米粮外，台湾向岛外输出的商品还有糖、樟脑、硫磺、茶、煤、麻豆、麻油、花生油、鹿皮、鹿肉、靛、番薯、鱼翅等。台湾“园多蔗，蔗可糖，勤者岁得数千斛，贩于各省。斗六门以上胡麻尤多，岁数十万石，台、凤、漳、泉各路资焉”。^[24]

有清一代，台湾与大陆的货物交流频繁，货物品种繁多。闽粤商贾通过海船将台湾与祖国大陆各地的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据《新竹县志初稿》记载当地的“商贾”情况：“行货曰商，居货曰贾。货之大者，以布帛、油、米为最，次糖、菁，又次麻、豆。内山则以樟脑、茶叶为最，次苎及枋料，又次茄藤、薯榔、通草、粗麻之属。以上各件，皆属土产；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运于福、漳、泉、厦，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汕头、香港各地往来贸易。”^[25]闽商是这些货物流通的主要传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