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史话

宋末元初政权交迭之际，岳麓书院亦未能幸免于难，在岳麓诸生英勇的抗元斗争中，它悲壮地化为废墟！以致瓦砾遍地，荒草丛生，可怜当年人才济济，书声朗朗的一代名区，荒落至此。

元朝统一中国后，对书院采取了保护发展的政策，甚至有史料记载“书院之设，莫盛于元”，岳麓书院也因而得以重建。

元至正二十三年，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恢复宋代旧观，但这次重建似乎规模并不大，二十八年后，即延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因“董理学事”，过江考察，看到岳麓书院房舍倒塌，墙垣剥落，严重影响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决定重新整治，此次工程浩大，甚至“门厩庖馆，宫墙四周”也都予以修复，岳麓书院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风采，讲学有堂，藏书有阁，祭祀则有祠殿，游息则有亭轩，保持了宋代旧有规制。

元代有影响的理学家和著名的教育家吴澄，在为这次重建所撰写的《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中，系统地回顾了岳麓书院的历史，并将岳麓书院创建以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开宝之肇创也，盖惟五代乱离之余，学政不修，而湖南遐远之郡，儒风未振，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读书。乾道之重兴也，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至元之复建也，岂不以先正经始之功不可以废而莫之举也乎？岂不以真儒过化之乡不可以绝而莫之续也乎？”即这三个时期分别是：“读书”、“讲道”，举废续绝三个时期。这是颇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见地。李唐五代之时，湖南被视为贬谪之地，文化教育事业较为落后，宋初重建岳麓书院，主要是为了召集士子，读书其中，以改变文化落后的面貌。经过一番努力，到宋代岳麓很快名列于“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名扬海内，享有“潇湘洙泗”的美誉。然而当时士人“沉迷俗学”，利欲熏心，教育之所形同名利之场。有志之士正是利用了书院教育这一有效手段，传道授业，抵制社会上的不正学风。张木式、朱熹等理学大师先后讲学其中，“阐明千古之秘”，辨析义利之说，据说“自此而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盛况空前，元代修复，没有大的学术建树，与“讲道”时期相比，只是一个兴废续绝的延续阶段而己。

吴澄在《记》中着重指出：“张子（张木式）之记，尝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而其要曰仁。”吴澄这一番议论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元代书院官学化，沉迷科举之风较之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教育家的吴澄深为忧虑，少主变革，他特别推崇张木式为岳麓所制定的“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方针，并对于“仁”的含义做出如下解释；“仁，人心也。”“仁体之大，如天之无穷，而其用之事物无不在，迩之事亲事长，微而一言一行皆是也。”就是说，求“仁”不能不从日常小事，如饮食居住，步趋唯诺，应接酬酢等细微处做起，在为学程序上，他参考朱熹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主张而提出“审问于人，慎思乎己，明辩而笃行之”这都是很中肯的。

吴澄在《记》中赞扬刘安仁等重建书院是“别驾君之拳拳加意者，亦岂徒掠美名为是哉？其所愿望于诸生，盖甚远也。”刘安仁所“愿望”的也不是吴澄在《记》中所阐述的。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南宋以来“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办学方针才得以继承，岳麓书院也因此在有元一代，不到百年的时期里，仍然兴盛不衰。

明朝初年，政府致力于发展官学，而不提倡光复书院，虽然也偶有创立兴复，多冷寂无闻。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在元末被毁之后，整整八十七年无人过问，岳麓书院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自从至正十八年毁于兵火之后，长期以来也是“破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间，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所据”，时人曾留下《书院废迹》诗一道，描述其这时的景况，诗曰：

峨峨岳麓山，前贤读书处。

世远人亦亡，遗基尽荒秽。

犹存北海碑，尚有南轩记。

公暇一来过，徘徊发长喟。

与书院衰败冷落的状况形成对比的是明代官学的兴盛。据《明史》记载当时：“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政府极力提倡科举，实行八股取士，并将举业与学校紧密结合。如洪武三年下诏曰：“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又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士人为博取功名则惟有趋就学校。书院之学更为冷清，政府既已获隽于学校、科场，更无意再兴书院。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叶，官场的腐败导致科举弊窦丛生，学校衰落，人们重新认识到书院教育的有益之处。正德间，理学大师王守仁，湛若水的讲学活动，更使书院得到迅速发展，至嘉靖中形成了一个高潮。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岳麓书院得到了新生。

弘治初年，应天人陈钢任长沙府通判，因监修吉王府有功，“王赐之金帛，不受。请王故殿材修复岳麓书院，王许之”。同时他捐俸集材，于弘治七年七月开工，次年完成。其规制虽小于前代，也已初具规模。陈钢并想置田百亩以供祀事，以食学者，并在崇道祠后复建极高明亭以眺远，但未及实现就病故了。后经继任通判李锡等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陈钢的遗愿。(www.xing528.com)

这次重建，着重突出了张木式、朱熹的理学传统。陈钢首创朱、张专祠——崇道祠。后来其好友杨茂元又建尊经阁，并嵌刻“紫阳遗迹”，将朱熹“麓山讲学”、“衡岳同游”、“安抚湖南”、“谕降侗獠”、“更建书院”、“节制虎军”、“考正礼伙”、“录旌忠节”等八件事情绘成图形并加赞语，使观此者“兴起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

随着书院建设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毁寺建院的热潮，处于岳麓书院附近历史悠久的道林寺即在此时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道林寺原是麓山一处胜地，隋唐时为律院，与麓山寺齐名，并称“湘西二寺”，唐朝著名诗人骆宾王、杜甫等都为之留有诗作。到宋代改为禅寺，更是“宗风大振”，民谚有所谓“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称，其名与书院相侔。儒，佛同处一山，自然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如元明之际，书院衰落，“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之所据”然而到正德二年，不幸发生了，当地官员根据一位秀才的建议，下令折毁被视为“淫祠”的道林寺，而将“一应木石砖瓦，搬运赴院”，充作书院扩建材料。千年古寺，就这样毁于一旦。然而这次扩建，却使岳麓书院规模较之从前有很大发展，为此反文教事业的兴盛奠定了基本格局。

就在岳麓毁寺建院的同一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瑾而被贬到贵州，途经长沙，作为被贬之人，虽然心情抑郁，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要“倡明圣学”的终身志愿，故而来到了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岳麓书院讲学，据《岳麓志》记载他“寓居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是时朱张遗迹久湮，赖公过化，有志之士复多兴起焉。”这次岳麓讲学，也不是王阳明宣传心学理论的开始。在当时岳麓重科举，学术不兴的情况下，王学使人耳目一新，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后，王阳明本人再没来到岳麓，但其弟子与再传弟子则相继来此传授他的心学思想，其中著名的有被黄宗羲赞扬为真正得到王学之传的江右王门罗洪先，即罗念庵，浙中王门季本。

王学在明代一度十分盛行，其学说在岳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良知之学一度成为岳麓自由讲学的中心课题，但朱张理学传统后被视为正统，受到尊重，就在王阳明讲学岳麓后不久，学道陈凤梧在岳麓书院向诸生传授“湖南道学渊源”。并著有《湖南道学渊源录》，对湖湘学者大加褒扬。王学兴盛的嘉靖年间，徐火广悬“正脉”额于朱张祠前，强调朱张之学为岳麓的正宗。

正是因为岳麓的朱张传统根深蒂固，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此也不能不对这一传统表示尊重。标榜要推翻历史上“是朱非陆”旧案的王阳明，在岳麓讲学时，也在诗作中表达了对朱张二人的崇敬之情，如：“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当年靡童冠，旷代登崇阶。高情讵今昔，物色遗吾侪。……”也正因为保持了朱张之学中重理务实的传统，岳麓在明末绐终没有沾染那种浮诞不经，空谈良知之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良好学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明末清初著名的学术大师，被称为船山先生的王夫之即在此时肄业于岳麓。

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为“明清三大儒”之一，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在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文学、语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和成就，尤其在哲学上，他坚持了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的传统，完善了元气本体论，使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为纪念他的杰出成就，光绪年间岳麓书院建船山祠，专门祭祀他，以表示对这位出自岳麓的学术大师的推崇。

清政权建立之初，因为惧怕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加强了思想精神上的统治与控制，书院自由讲学的传统更为满清统治者所不能容忍，因而清初的书院建设一度受到抑制，然而，实行几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是人心所向。政府强行禁止，颇感困难，且有违其“推广圣教”的旨意。考虑到此，清统治者转而对书院采取控制与利用双管齐下的政策。积极推动全国书院的官学化进程，作为海内最为著名的书院之一，又加以历代的官办传统，岳麓书院较之一般书院更早地完成了这一进程，日渐丧失了原有的办学特点。政府进而在师生选择，书院规章制度，教学形式以及财政等等方面，全面控制了书院的运行。师长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升堂讲说”，自由发挥与讲解个人的思想主张，学生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来去自由，而要经官府考选方得入学。师生们再也无心于学术研究，而是将金榜题名功名利禄，作为读书追求的主要目标。至此，书院自由讲学研讨学问的内在精神已经丧失殆尽，但也正是由于上自皇帝下到地方大小官吏的支持，使岳麓书院在规模的宏大，规制的完备，培养人材的众多方面，出现了空前的局面，成为全国很有影响的中心。其严谨务实的良好学风与学术传统使它最终还是有别于官学，更不同于一般书院的腐败状态，从而取得了一定成就。

这样直到清朝末年，岳麓书院同全国书院一样，呈现出一种腐败没落的趋势，同整个封建制度一样，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改革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1903年，就在清廷实行“新政”的第二年，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堂合并，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从此结束了它做为书院的辉煌历史。

然而，历史虽然结束了，历史的遣迹却得以永存。当我们今天走入湖南大学校园之内，仍然能够看到当年岳麓书院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仍然能够看到当年皇帝御赐的“岳麓书院”的匾额，匾额的两旁，仍然书写着“惟楚有材，於斯为盛”，只有它还适应今天在那里攻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