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南抗日救亡运动与贵县革命老区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港南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这期间，第三届广西学生军、贵县战工团、贵县战工团下属儿童工作队等组织，也在港南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6月1日，桂系军阀发动“两广事变”，敦促南京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对唤起民众抗日救国有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新建立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广泛发动民众支持张学良的正义行动，为促蒋抗日、掀起全国抗战新局面而努力。卢沟桥事变后，港南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1938年5月，中共贵县县委重建，党组织活动从此恢复。港南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联络各社会阶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但国民党的地方党支部却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港南党组织只好采取秘密活动，以各种方式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地下党员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日爱国，各阶层集体性的“献金救国”和募捐寒衣、布鞋慰劳前方将士的活动十分活跃，使港南出现了空前的爱国抗日高潮。

贵县国民党的党务、当局、议会，其顽固反共的本质是一致的，但在争权夺利上相互矛盾。中共贵县党委领导港南党组织抓住团结抗战的时机，利用蒋桂矛盾，团结抗日力量，主动向桂系当局请示汇报工作。

此外，党组织派遣地下党员进入国民党当局与抗日爱国团体内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夏，党组织通过浔州区民团指挥部少校指导员黎中青，介绍地下党员谭镇邦到国民党贵县当局工作。谭镇邦被委任为贵县当局职员，担任战时政治教育工作队副队长。不久，国民党贵县当局在战时政治教育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战工团，由于中共组织的积极运作，战工团的工作由中共组织实际领导。

此时，国民党的青年团体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在贵县建立分团，“三青团”内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地下党组织不发生横向关系，但在抗日救亡工作中，贵县战工团和“三青团”之间配合得很好。由于地下党积极主动工作，“三青团”不被国民党顽固派牵着鼻子走，共产党能从中团结、争取中间状态的青年，不断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战工团下设有一个儿童工作队，贵县当局组织有抗日游击队，这两个组织都由战工团派团员去担任指导员，战工团派去的大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从而在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游击队的政治领导。儿童工作队也随战工团下乡宣传，气氛很活跃，深受群众欢迎。战工团举行时事座谈会，根据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论证分析，批驳了“妥协投降” 论。港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抗日除奸工作深入人心。贵县是当时桂东南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区域之一，这是地下党在斗争中积极发展党员、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1939年1月，国民党决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港南地下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国民党广西当局于1942年在桂林制造“七九事件”后，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贵县国民党党部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查封共产党人经营的怀城书店，由文化服务社专门发行反共书刊，通令禁演进步戏剧，禁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几十首抗战歌曲，暗查阅读进步书刊人士。“七九事件”发生，地下党员被迫分散隐蔽，只留个别同志在“三青团”内做联络工作。新任的“三青团”书记谭炯章以“外灰内红”的身份开展工作，掩护地下党员，1944年，谭炯章以县参议员身份，同木格区反动区长交涉，救出了被拘捕的陈朝英等地下党员。谭炯章虽失去了组织关系，仍坚持做党的工作。

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侵入广西，11月初贵县县城沦陷。在此前后，港南各乡地下党和爱国抗日人士组织抗日同志会，掌握或联系了所在乡的抗日自卫队，截击过境日军，并对亲日分子的降敌谬论和资敌活动予以批驳和反击。

1944年11月下旬，国民党贵县当局在木格大肆拘捕地下党员及抗日人士。由于贵县国民党顽固派的公开反共，港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

（二）广西学生军的活动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广西当局曾三次组织广西学生军。第一次在936年夏天，两广联合发动名为抗日、实则反蒋的“两广事变”，组织了第一届广西学生军（近100人），大多是省内初、高中及大专院校学生。不久，由于发动反蒋抗日并主政广东省的陈济棠下野，这届学生军被迫解散。1937年夏，日军疯狂进攻，制造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激起全国军民的愤慨。是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冬，广西当局组成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共280多人）北上抗日，分赴武汉、安徽等地。1939年，这批学生军有的考进了中央军校，有的被安置在广西、安徽等省工作，更多的则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冬，日军相继攻陷广州、武汉，进逼广西。广西当局首领白崇禧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发动群众配合军队保卫广西，以第五路军司令部名义在全省范围公开招考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从16000多名考生中录取4269人，其中女生400余人。1938年11月27日，在桂林组建第一团，后扩编第二、第三团，共3个团。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为抗日作出了贡献。

1938年，日军进逼广西，贵县常遭到敌机轰炸，人民居无宁日，广西学生更不能安心读书。1938年夏天，贵县中学迎来了由陈允可、莫如珍等组成的广西学生军回桂代表团。广西学生军成员慷慨激昂地给贵县中学学生演讲他们北上抗日的事迹，成功激发了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不久，广西当局就以第五路军司令部名义在全省各县招考广西学生军。贵县教育、兵役部门也奉命在贵中办理招考事务，录取了80多人，港南亦有一批进步青年考入广西学生军。1938年11月，被考录的广西学生军徒步前往桂林报到、受训。

1939年春，广西学生军集训结束，以中队为单位分派至各县工作，派到贵县的为第二团第四中队。广西学生军到达后迅速开展宣传工作。他们在民众心中敲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唤醒了广大群众。第四中队到港南各乡村深入发动群众，每到一处都给群众留下亲切而深刻的印象。

1939—1940年，广西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港南南山寺，广西学生军司令部设在贵县中学。这两个机构的司令都是夏威。

1939年5月，夏威亲自在贵县广西学生军司令部召开学生军“思想整顿”会议。这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反共并状告广西学生军后，夏威认为必须作所谓的“思想整顿”。参加会议的有司令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团团长、政治室主任。会上，司令部参谋处主任曾庸夫和第三团团长蒋晃大放厥词，说广西学生军内有共产党活动，共产主义思想泛滥，必须严加取缔。与会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夏威既欲依靠广西学生军为其推进战时工作以提高其威望而捞取政治资本，但又害怕广西学生军被赤化”的矛盾心理，摆出广西学生军不图名利、精忠为国的事实依据，指出广西学生军并没有反对广西当局的言行，不该歪曲事实而挫伤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有力地驳斥了顽固分子的谬论。

1939年8月，广西学生军司令部在港南南江村举办“谍报训练班”，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奉命抽调20余人受训。受训时间为一个多月，结束后，部分人员被派往广东南路地区从事谍报工作。

1941年8月，广西当局正式宣布解散广西学生军。但因为广西当局对广西学生军的进步深感不安，认为是心腹之患，但又不得不承认广西学生军在抗战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仍想继续利用这批有用之才，故而给予广西学生军适当安置后，夏威在各地建立了广西学生军通讯处。中共地下党员便通过广西学生军通讯处与各地同学联系，并支持建立各县机构。1941年12月，广西学生军同学通讯处贵县分处成立，由梁宁、屈先记、梁绍升、梁德等负责分处日常工作。(www.xing528.com)

广西学生军解散后，港南同学与各地同学一样大部分回校复课升学，有的参加了合作训练班，有的进入军校、“三青团”、战工团等部门，利用各种合法身份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广西学生军是广西当局组建的。其组建的原因，既是国民党广西当局出于自身目的将青年学生当作军民合作的桥梁、动员群众支前作战进而保住他们的地盘的结果，也是顺应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积极要求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更是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入人心的结果。

广西学生军是抗日救亡团体，他们深入农村和战地，利用油印报、墙报、壁标、壁画、戏剧、歌咏等方式宣传抗日，协助各地组建妇女会、儿童团、军民合作站等群众抗战团体，组织支前，惩治汉奸。正是这样一支为保卫祖国甘心吃苦、不图名利、奉献青春校甚至宝贵生命的学生队伍，赢得了广大军民的敬爱。苏联著名摄影记者卡尔曼及上海摄影家徐鳌山曾将广西学生军的雄姿录制成大型电影纪录片，赞美他们是“铁打的一群”。

广西学生军虽是广西当局组建，但其发展壮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广西学生军招录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了90名优秀党员参加学生军。他们大部分担任指导员或班长。因此，广西学生军的基层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中共地下党手里，政治思想工作得以迅速在军内展开，还培养了不少新骨干，发展了新党员。这批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在熔炉里得到锻炼，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人才。港南人谭留科就是贵县广西学生军中的党员。广西学生军解散后，谭留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在桂东南武装起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贵县战工团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统治集团深感“老巢”受到威胁，仅依靠基层各级的抗日后援会无法开展广泛有效的动员。为发动人民抗日保卫家乡，国民党广西当局须借助革命力量，因此同意各县建立战时工作团。

1939年夏，党组织通过浔州区民团指挥部少校指导员黎中青，介绍地下党员谭镇邦到国民党贵县当局工作。谭镇邦向贵县县长罗福康建议，组织“贵县战时政治教育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得到采纳。罗福康指示国民党贵县教育科长唐伟英抽调二三十名城区小学教师组成战工队，由唐伟英担任队长，谭镇邦任副队长并负责具体工作。战工队下设3个分队。党组织掌握的两个分队在港南等地开展工作，得到港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国民党顽固派掌握的一个分队在县城周边工作，因纪律差，后被清退。

1939年11月，日军从钦州湾入侵广西。为加强战时动员，贵县当局在原先战工队的基础上，从各地抽调200余名教师，成立了贵县战工团。县长罗福康任团长，县参议长李梦龄任副团长，谭镇邦任秘书，正副团长均为挂职，战工团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谭镇邦手中。党组织在战工团内部建立秘密支部，战工团骨干多为党员或进步青年。此后，战工团还建立了由10多位青年学生组成的战时儿童工作队。

战工团将中国共产党在报刊发表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作为活动的指导思想。战工团内仿效“延安作风”，建立有战时需要的生活制度、工作制度和学习制度，发扬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政治方向明确。战工团在贵县举办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使贵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由于地下党组织正确贯彻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策略，战工团成为一支抗日的重要队伍，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好评。战工团除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民众的宣传鼓动外，还利用列席港南村（街）民大会以及挨家串门宣讲时事等机会，宣传抗日救亡。战工团每次下乡都带去党的进步书刊，随街摆卖，在一些较大的圩镇还特约业余推销员，扩大发行和宣传。同时，战工团还为当地文艺团体教唱新歌，辅导排戏，培养宣传骨干。战工团积极宣传鼓动，抗日宣传成效显著，不少群众自觉捐钱捐物，用于慰劳奔赴灵山等前线的抗日将士。不少青年纷纷应征入伍，许多乡村群众组织起战地服务班和消防警备班待命执勤，支援前线，维护后方治安。

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窜扰宾阳，国民党贵县当局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党组织成功渗透入游击队，加强了游击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年12月，昆仑关失守，日军逼近宾阳、黎塘。贵县县长罗福康指示游击队奔赴黄练，做临战准备。游击队到达黄练时，日军已撤退。1940年月，进犯广西的日军自动南撤，贵县、宾阳边境暂时恢复平静。1940年秋，罗福康认为局势已稳定，一反常态，解散了战工团、儿童工作队、游击队。

战工团虽然被迫解散，但其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已深入人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战工团成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贵县战工团是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它坚持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港南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四）儿童工作队

1939年秋，贵县成立的战工团举办了一期抗战儿童干部训练班，从贵县3所中心校的高级班选取50余名优秀男女学生作为学员，进行抗战宣传培训。开班两周后，日军从北海登陆并进犯广西。儿童干部训练班学员得知日军登陆广西后，自发召集了紧急会议，认为应当组织儿童工作队到战地去工作。战工团领导同意了这一要求，从城区战时儿童干部培训班中挑选了10多人，于1939年12月1日成立了贵县战时儿童工作队（简称儿工队）。儿工队隶属战工团领导，主要任务为协助战工团工作，战工团成员梁绍金任指导员，梁建业任队长，甘松洲任副队长。

儿工队成立后，通过募捐筹措活动经费，在农村开展抗日宣传，还参加了抗日前线慰问活动。1940年初，儿工队在活动中发展到20多人，在港南东津、香江、木格、木梓、瓦塘、新塘等地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儿工队队员们通过唱歌、街头演讲、个别谈话、挨户宣讲、大会演讲、戏剧、壁报、标语、漫画等形式，向港南民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大肆奸淫掳掠的罪行，宣传抗日图存的道理，坚定持久战和抗日必胜的信心。他们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对外、共赴国难”。

儿工队在港南活动期间，组织得以扩大，在东津、新塘成立了儿工队分队。儿工队分队自筹工作经费与生活费，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推动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开展。

地下党支部十分关注儿工队的成长，在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地领导儿工队成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之外，还组织他们开展学习活动，提升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儿工队在东津乡郑村宣传时，在地主郑合家墙壁上书写标语。郑合不许，并拿棍子赶儿工队成员，他们不为所动，继续在墙壁上书写“抗日除奸报家乡”的标语。在香江姚村工作时，恶霸姚怀安、县议员甘菜根等顽固分子进行阻挠，儿工队成员在共产党员谭镇邦的支持下同这些人开展斗争，使抗日宣传活动顺利开展。

1940年日军退出广西后，国民党贵县当局解散了贵县战工团与儿工队。党组织重视对儿工队成员的教育与培养，使他们在战火中得到成长，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儿工队成员甘松洲、梁建业、梁家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中，甘松洲、梁家麟分别担任贵县抗日自卫军宣传队正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