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南外宗与泉州海上贸易

祈风对于沿海那些受古代航海技术水平所限，对海上天气变化不能完全掌握，只能把航行的顺风与安全完全寄托于海神保佑的人们来说是一件神圣而重要的活动。宋代，民间盛行祈风习俗，宋廷为了把海外贸易大权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最大限度地从海外贸易中获利，便把民间盛行已久的祈风习俗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官方行为，每逢船舶往返季节便会举行祈风仪式。

泉州官方祈风祭祀的地点主要在南安九日山延福寺中的通远王祠，每年都会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祭祀”的典礼，并成为制度。据《泉州府志》记载九日山的祈风仪式是非常庄重而盛大的，是一片“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成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的盛况。九日山现存的十段祈风摩崖石刻，均属南宋时期，最早的为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的虞仲房等题名摩崖石刻，最迟的为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的赵希侂等题名摩崖石刻，前后历经92年。铭文中提到举行祈风是“遵令典”、“修故事”、“遵故事”，说明南宋的祈风，是遵前朝的旧制，官方的祈风活动远远早于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其实，据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九日山》记载：巡辖官陈益“元丰间，从守祈风延福寺神运殿”，这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宋代泉州地方长官到九日山祈风的最早记载。

“泉州市舶司设置之前，祈风仪式是由郡守主持进行”。^[18]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年泉州被正式批准设立市舶司后，因祈风与市舶司有着直接的关系，亦成为其职责之一，但祈风仪式仍然是由郡守而非由市舶司的主事者市舶司提举主持进行的。从九日山现存的10段祈风摩崖石刻所记的11次祈风祈风活动来看，由郡守（太守）主持者就有10次（其中郡守兼舶主持者2次），仅一次是由市舶司提举独自主持的，即淳熙元年（1174年）市舶司提举虞仲房主持的这一次祈风。但是据厦门大学的庄景辉教授考证：“此次祈风在12月举行。当时正处人事更动之际，郡守未能前往，才由市舶司提举出面执事的。”^[19]说明这次由市舶司提举主持的祈风纯属一次例外，是因郡守未能到任而作出了一次不得已的变通。为何祈风仪式不是由掌管一地市舶司全面事务的市舶司提举主持而是由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郡守来主持，这从仪式学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理解。

据沈月华在《仪式中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以当下成人礼的两种形态为例》一文中指出“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解释为“在特定的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20]，由此可见，仪式的主持者是仪式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我们往往可以通过仪式主持者的身份管窥整个仪式的性质。如在萨满祭祀中，主祭萨满都是氏族中的权威，并且往往知识渊博，通晓天文地理，医药卜筮，熟记族群历史，具有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气质的一类人。在仪式中负责请天神和亡魂，实际上充当着沟通人与神的媒介，这与氏族部落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主持仪式者必须是集权威与神威为一体的萨满。而在祈风仪式中，主持仪式的权利不是掌握在拥有某种特异功能的巫艺手中，而是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是朝廷借助宗教仪式加强对海外贸易控制的一种手段，故祈风仪式已不单纯是一种宗教行为，而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政府行为，必须由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郡守（太守）来担任。祈风仪式实际上就是一场由郡守（太守）主持、市舶司官员和有关军政要员、达官显贵参加的一种旨在祈求船舶顺风海上贸易平安的祭祀活动。

从泉州九日山祈风摩崖石刻及相关的史料可知参加祈风仪式的主要有：军政官员、市舶司官员、权贵集团、商人集团。军政官员主要有：郡守（即太守）、统军、别驾、通判、知县等；市舶司官员主要有：市舶提举（有时由知州或转运使兼、有时专职）、舶干、舶务、监舶等；权贵集团主要有：知宗、典宗、宗室等；商人集团主要有：出国的海商和来华的番商。可见参加海上贸易祈风仪式的都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往往非富即贵，参加祈风活动本身就是权力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北宋时未见宗室人员参与祈风仪式的记载，而南宋却多有宗室参与祈风的记录。根据赵普在《御制玉牒派序》的序言中提到宋立国初，太祖为了达到“我族无亲疏，世世为缌麻”的美好愿望为太祖、太宗、魏王三派各立十四字作为排行字，以彰显源流，排立昭穆。“太祖派十四字为：德、惟、守（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顺。太宗派十四字为：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季、同。魏王派十四字：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次、古、光。”^[21]赵室宗子的排行均取自于这些字，各派所定十四字排行字顺次使用，十四字用完后，又按顺序循环使用。根据这些排行字，九日山十段祈风摩崖石刻中出现赵宋宗室人名的就有如下九段：

淳熙元年（1174年），岁在甲午季冬朔，吴人虞仲房帅幕属洪子用、朱彦钦、赵德季、赵臻孚，祈风于延福寺通远祠下，修岁祀也。与者许称叔、吴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

淳熙十年（1184年），岁在昭阳单于闰月廿有四日。郡守司马彶同典宗赵子涛、提舶林邵、统军翰俊，以遣舶祈风于延福寺通远善利广福王祠下，修故事也。遍览盛概，少憩于怀古堂，待潮泛舟而归。

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款。淳熙戊申夏四月，会者六人：林枅、赵公迥、胡长卿、折知刚、赵善罙。冬十月，会者五人：赵不逷、胡长卿、韩俊、赵善罙、郑颐孙。

嘉定癸未孟夏二十六日戊戌，东阳章梾敬则、寿阳魏□叔子、山西杨世勋元功、三山林力行勉之、郡人留元圭持中、括苍何口德常之、合□陈亿曼卿、莆阳王彦广居之、清漳郑名卿坤辅、句水戚达先兼叔、嘉禾陆相同甫、莆阳黄荃德言、即墨于达卿兼仲、天台应基子履、开封赵汝茂千里、三山赵与官清叟、三山南澄士登，以祈风于昭惠祠下，因会于延福，登山瞻石佛，访隐君亭，少憩怀古而归。期而不至浚仪赵善軿戴卿、莆阳刘辉叔元览。

太守贰卿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彝典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祷焉，重司存也。礼成饮福，尚羊岩壑，真胜践也。别驾卢同父、左翼权军陈世才、舶幕赵崇盀、邑令尹薛季良，从与祠事也。宗正徽猷赵师恕适拜开国命，弗果至也。时淳祐癸卯孟夏乙丑也。书者同父也。

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

宝祐丁已仲冬下瀚，郡守天台谢埴允道因祈风昭惠庙，邀宗正天水赵师淯东之及总管寿阳纪智和子常、别驾姑苏赵梦龙骧父、莆阳方澄孙蒙仲、晋江宰三山彭樵道夫、南安宰三山王户翁居安、权舶干三山卢文郁从周、监舶豫章李宏模希膺，陟西峰，探石穴，寻佛岩之遗迹，访君谟之旧游，觞咏梅竹泉石间，竟日而归。

宝祐戊午四月辛卯，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越十有八日戊申，祈风延福。寿阳纪智和，开封赵梦龙，三山彭樵、王广翁、赵时潘，豫章李宏模，同会遵故事也。时农望方切，并以雨祷，瓣芗谗兴，霹霖随至，乃书于石以纪之云。

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祷风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赵希侂安宅，提举集事眉山王茂悦，领郡优三嵎虞会和叔，三山郑君为瑞国，寮居番禺史霆声宏甫，天台卢应伯和，东嘉赵崇东阳卿，三山林起东景仁、黄以谦谦之、潘昌廷孔时，邑令三山陈梦发以道、陈山公仰卿，是日也，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

这些祈风摩崖石刻是天潢贵胄们参与海外贸易活动重要的石刻史料，九日山祈风摩崖石刻共计10段，其中就有9段关于宗室人员参与祈风的记载，他们是赵德季、赵臻孚、赵子张、赵子涛、赵公迥、赵善罙、赵汝茂、赵与官、赵善軿、赵崇盀、赵师恕、赵师耕、赵师淯、赵时潘、赵希侂、赵崇东等16人。这些宗室人员有的是市舶司官员、有的是宗正司宗正，有的则是普通的宗室成员，公开参与官方的祈风仪式，甚至还有部分宗子担任了仪式的主持者，如“以郡兼舶”身份主持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祈风仪式的赵师耕和以“知宗兼郡事”身份主持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祈风仪式的赵希侂等。北宋时未见宗室人员参加祈风仪式的记载，而南宋却有如此多的宗室人员参与海上贸易祈风，这与宋室南渡，定都杭州，西外、南外入闽定居于福建福州和泉州有着密切的联系。宗室是皇权的代表，大量的宗室参与海上贸易祈风，并将此勒石记事永传后世，本身就表明统治阶级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宗室与海外贸易的密切关系。

宗室是皇权的代表，无论是在市舶司任职的宗室人员，还是直接或间接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宗室人员，抑或是积极参与官方海上贸易祈风仪式的宗室人员，都显示了宗室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海外贸易活动中的积极作为，对南宋海外贸易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同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可以说从南外通过海路入泉的那一刻起，这些天潢贵胄们的生活就与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作者单位：福州市博物馆

【注释】

[1]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2]（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709页。(www.xing528.com)

[3]杨文新：《宋代南外宗正司入闽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4]泉州海关编：《泉州海关志》。

[5][清]周学曾：《道光晋江县志》卷二八，《职官志·文秩》。

[6]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四，《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

[7][宋]李心传、徐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第58页。

[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

[9]周密：《齐东野语》卷八，《宗子请给》。

[10]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泉州市印刷广告公司，1994年，第12页。

[11]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万有文库本）。

[12]福建省博物院编：《福州南宋黄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八月戊申。

[14]《宋会要》帝系六之十二。

[15]《宋会要》帝系六之十三。

[16]苏佳：《浅析福州南宋黄异墓出土的丝织品》，《福建文博》2009年第4期，第53页。

[17]福建省博物院编：《福州南宋黄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18]李玉昆：《试论宋元时期的祈风与祭海》，《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5期，第58页。

[19]庄景辉：《泉州宋代祈风石刻考释》，《江西文物》1989年第2期，第93页。

[20]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1]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编：《南外天源赵氏族谱》，泉州市印刷广告公司，1994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