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欢辰
杭州大学新闻系1988级就一个班。30来个同学，男女比例2∶1，绝大部分住在9幢宿舍楼。没错，男生和女生同住在一幢楼。女生在一楼，男生在五楼。
有些杭州籍的同学，一开始是没有宿舍的，据说是因为家和学校之间的距离不远，所以学校让他们走读。每到中午休息时分，这几个同学就只能很辛苦地穿梭在其他同学的寝室间。当时吴和陆两位女同学为表达叨扰歉意，特意买了零食蜜饯到131女生寝室与我们分享，我至今还记忆深刻。好在没多久，他们就陆续被安排在了9幢的二楼和四楼，结束了“流浪”生活。
为何男女同学混住一幢楼，原因我们似乎未曾细究过，而且当年觉得这很自然。
生活委员陆同学一定觉得方便，因为她不出楼门就能收齐班里的饭菜票钱。
同班同学串门也方便。1988年，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舞姿很是让人向往。晚饭后，班里的许姓男同学从五楼下到一楼，在女生寝室门口的走廊上示范费翔的手势和步伐，女同学们排成一排跟着他练习舞步，学得热火朝天。
夏天来临，男生的顶楼寝室热得不行，于是男同学们就爬到楼顶，露天铺张草席过夜。这让我们女同学很是羡慕。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夏同学（女中豪杰）来约我，说我们也睡楼顶去？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俩带着草席，在男同学的帮助下，顺着竹梯爬到楼顶，数着星星睡到天亮。楼顶确实很凉快，也不记得有没有蚊子了，只记得草席一张张排满，男同学、女同学都这么坦然地睡着。
可能是因为班级里人少，又同住一幢楼，同学们一起上课下课，一起考试前狂抄笔记，集体远足，丢了经费，一起分担，三五结伴一起去舞厅录像厅潇洒，没事儿就挤在寝室里抓红五（一种牌类玩法）、抢吃的。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情谊特别深、特别浓。
9幢四年岁月，很长又很短。纷繁的碎片式记忆中，闪回最多的往往是有同学互相见证的欢乐与温馨时分。
9幢131寝室女同学合影
我们刚入学的那个年代，省内好多地方都还没有通火车。像温州、台州、丽水等地的同学，都是坐长途汽车十几个小时到杭州的。其中有一个来自椒江的男同学说，他从小到大没有坐过火车，很想知道坐火车是什么滋味。那些见多识广的同学说：“没问题，我们陪你坐一趟。”于是挑了个周末，几位同学买了杭州到海宁的火车票，陪着他坐一次火车，顺便到盐官观潮。据说火车开了以后，他的表现就跟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哇，动了吗？动了吗？是旁边的火车开了还是我们的火车开了？”小县城里自然也是没有公交车的，所以来自那里的同学，乘公交车的经历也极少。又是这位男同学，有一次因为152路车上的人实在太多，到了杭大站后没能挤下车，愣是坐过了一站才下来，走回学校。
到了省城读书，对我们这些外地同学来讲，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时间眼花缭乱。杭州同学行地主之谊便显得义不容辞。我记得同学们在西湖边游玩后，就跑到住在柳浪闻莺景区附近的一个女同学家做客，同学的妈妈削了几只很大很大的梨给我们吃；还有位女同学带我去逛解百商场、吴山路夜市，而后去她位于清泰街的家吃饭，她的妈妈给我做了正宗的杭式卤鸭。
感恩同学们和她们的妈妈。
1989年元旦来临之际，班上的男同学们陆陆续续地都烫了头发，为的是在迎新晚会上以时尚的面貌亮相。讲究点的男同学，是到延安路上的时美理发店烫的头发。
虽然每个月爹妈给的生活费用有限，但是对于美的追求，我们班的同学一直没有停下过脚步。
女同学赴周末舞会前，要么自己动手，要么就去附近理发店吹个“翻翘式”的发型。有次大约是有大型的活动，为打理发型，我特意舍弃了国营的时美理发店，鼓起勇气，跟着方同学到新开的私营发型屋去做头发。这家店开在浣纱路上，店名好像就叫“新浣纱”。当年发型师的名字都还不是桑尼、乔治之类的，而是阿辉、阿成……
温州女孩白同学，烫着爆炸头，穿着打扮之新潮，那是我永远追赶不上的摩登范儿。
9幢522寝室同学合影
9幢527寝室同学合影（新闻和中文的混合寝室，戴墨镜的三位同学是我们班的）
522寝室的张姓男同学，即使每到月底都因为没有饭菜票了，浑身无力躺床上不动以节省体力，但他的抽屉里摩丝常备。饭可以不吃，摩丝一定要上足。
那年头，进口旧西装已经悄悄出现，式样好还便宜，但只能偷偷卖。同是522寝室的祝同学，就约了他的两个好朋友，摸到了龙翔桥小商品市场边上迷宫般的小弄堂二楼，买回了一件咖啡色西装，经常穿着拍照片。
527寝室住的是班长孙同学和另一位肖同学。他们两个有一段时间像双胞胎一样都穿着整套西装，打着领带，西装口袋上还精心插着手帕。(www.xing528.com)
梦特娇T恤，曾经是最时尚男同学必备的衣着。拥有一件“梦特娇”的包同学，并没有替换装，所以都是每晚脱下洗好晾起，第二天接着穿。亏得这种T恤的面料是亮丝，风一吹就干。
离家在外，思乡情浓。对许多同学而言，每天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家里打电话，即使回不去，也能在电话里讲讲学习、工作的情况，听听父母的叮嘱，有个安慰。
当时想打电话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在寝室楼下排队，而且打外地电话也要贵一些。不知何时起，同学们秘密掌握了一些企业的长途电话账号和密码，互相悄悄转告，揩公家的“油”来打长途。
在我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偷”来的账号和密码不止一个，一般一个账号使用一段时间后便会失效。只有其中一个账号至今还深深印刻在脑海中，因为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叫作“费友根”。临近毕业，我常常需要打长途电话找父亲互通信息。此时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告诉了我这个账号，还特意叮嘱，报“费友根”这个名字的时候，必须用杭州话来讲，不然会被对方识破。胆小如鼠的我，只好每次打长途电话的时候去找他帮忙。帮着帮着，就帮出了感情，后来我就嫁给了这位同班男同学。
毕业多年的某一天，我和中文系的一位师姐聊天聊到了当年“偷”账号打长途电话的故事，她一听“费友根”三个字便狂笑不已，说她也曾经用过。可见，当年这些账号在大学校园里的共有率是很高的。
1992年夏天，我们毕业了。我们班绝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在省级或地方的新闻单位，工作上的交集有很多，新闻工作出差频繁，同学们常常利用各种机会相聚。再加上隔几年就要搞一次大型同学会，如今又有微信群，线上线下沟通交流相当便捷，所以在心理距离上，我感觉和同学们始终没有分开。
然而，别离终将到来。
2006年，倪同学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住在529寝室的倪同学身体壮实，饭量大，据说一顿能吃七碗饭，所以大家都喊他“老七”。“老七”来自农村，憨厚又朴实，走哪儿都是背着一只黄色的帆布书包。刚入学的那年，班级组织了一次游西湖活动，我和他分在一艘手划船上。大约是逆风，同学们的船都靠了岸，而我们这艘船就是靠不了岸，一直在西湖上转悠。后来是班长找了船工，用绳子把我们拉回岸边的。我记得历时很长，而在这很长的时间里，“老七”手里的桨一直没有停过，努力地划，不见他着急，也不见他喊累。
9幢529寝室部分同学合影，左二就是“老七”
毕业十年的时候要筹备同学会，几个同学想见面商量商量。在梅苑宾馆的大堂里，我和他毕业后第一次相见。大家都寒暄着，他看到我后来了一句：“哎呀，到底老了。”我心想，工作十年了，这位同学在《浙江日报》当了十年记者，做人还是那么真实。
消息传来的晚上，在杭州的同学们匆匆赶到浙报公寓他的家里，帮不上忙，也做不了事。只是默默地坐着，看着他的亲人和浙报的同事忙碌进出，里外张罗。追悼会上，外地的同学也都赶来了。想不到曾经身体倍儿棒的“老七”，竟然第一个离开了我们。
2012年，在毕业20年的同学会上，大家一起收集了“老七”的校园照片，做了一个怀念他的电子相册来播放。镜头里，他那灿烂的笑容，永远定格在同学们心中。
都说如今的大学生自由，因为老师只有上课才见得到。而当年的我们，被老师管得很“严”，想逃离老师都逃不掉。除了邬武耀老师住得稍微宽些，其他老师住得都离学校非常近。张大芝老师、张梦新老师住在文三路的杭大新村；王兴华老师住在西溪路的杭大新村；沈爱国老师和班主任徐忠民老师尚未成家，住在生物系的青年老师宿舍；而张英华老师，索性住在校园里面。老师有点事找学生，有时就会叫到家里去。班主任徐老师，则时不时到我们的寝室里“视察”一番。
因为毕业分配遇到困难，焦虑的我找到张英华老师向她求助。张老师具体说些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因为有了她的开导，我彻底放松了心情。
毕业前，班主任徐老师到我们这几个寝室就来得更勤了。记得有次他找我谈话，大意是作为一位细心的女同学，在生活上对班里的其他同学要更关心点，因为有个别同学生活费管理得太差，一到月底捉襟见肘，已然影响到学习。可见当年老师对我们的“管教”程度。
班上有一位男同学，比较内向，独来独往。大学四年，他和同学、老师都保持着距离。毕业后，这位同学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没有联系电话，不知工作单位。每次同学相聚时，班长都要念叨一句：“杨××不知道在哪里，还没有找到他。”今年是我们班同学入校30周年，同学们又在筹备聚会，班长还是在念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3月17号这一天，徐老师在班级微信群里连续发了几张照片，说找到他了！同学们一看，果然是他，模样一点没变。冥冥之中有天意。徐老师爱逛旧书市场。他而这位男同学也爱逛旧书市场，每周六必去，而且买起旧书总是一大沓一大沓的。老师和学生就这样奇迹般相遇了。同学们都很激动，有位同学说出了我的心声：敬佩杨同学的平淡执着，感佩老师的默默情深。
同学们都了解他的性格，所以听从徐老师的嘱咐：“让他有一个天地不被打扰。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并不去联系他，而是静静地关注着他。”
同学之间，无论距离远近，在与不在，见与不见，都不会相忘，因为牵挂永存。
李欢辰，杭州大学新闻系1988级本科生，曾任《青年时报》副总编辑，现供职于新华社浙江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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