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与火之歌：康路宜居，甘棠箐见证旧石器时代

那天下午，正是阳光最迷人的时候，我们进入甘棠箐旧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地处抚仙湖南岸，位于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是一个巨大的沟壑。甘棠箐遗址就处在沟壑西侧的坡地上。这里刚刚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已完全恢复了原样，庄稼长势良好，草木在微风中摇曳，偶尔有一两个农人在地里劳作，一切都沉浸在静谧的气息之中，与我们所想象的考古遗址上的那种腐旧、诡异、神奇的氛围截然不同。

▲甘棠箐遗址就处在沟壑西侧的坡地上。这里刚刚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已完全恢复了原样，草木与庄稼长势良好。

▲一切都沉浸在静谧的气息之中，与我们所想象的考古遗址上的那种腐旧、诡异、神奇气氛，截然不同。

我们在那里寻寻觅觅，小心翼翼地穿过农户在自家地上为促进豆荚的生长而精心构建的木架，其中布满了铁丝。我们的行走既不能伤害到庄稼，又要提防横串斜扯在地沟中的铁丝，因此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但我总觉得脚下若隐若现地闪耀着某种我们看不见的历史光芒。

这种奇异的“光芒”不是从天空投射下来的，而是从地下透露出来，穿过一层层浸润着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图景的土层，“闪烁”在我们眼前。

▲这种奇异的“光芒”似乎不是从天空投射下来的，而是从地下透露出来，穿过一层层浸润着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图景的土层，“闪烁”在路的两边。

▲这里的土层深埋着100多万年前的人类秘密。在历史学家看来，似乎不是这些土层掩盖了人类的秘密，而是伟大的时间隐藏了它们。

事实上，这里的土层深埋着100多万年前的人类的秘密。在历史学家看来，似乎不是这些土层掩盖了人类的秘密，而是伟大的时间隐藏了它们。无需否认，时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它可以让一切事物变幻无穷，也可以让一些事物定格不动；它可以让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又可以让我们把某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当我们身处甘棠箐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时，更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站在那里，长时间不动。脚下是一个强大的“历史背景”，经历了百万年的更迭，这里的土层已不再是地质年代的土层，而是历史文化的土层。这样的土层深厚而坚固，似乎上百万年的雨水和山洪也冲不开它。宇宙里最神圣的太阳也照不进去，人类平凡的目光更看不透它。

一只不知名的山鸟，突然飞到豆荚架子的顶端，它好像没看到我们，它生活在它的世界里，小而圆的眼睛转动着，不知它在打量什么、思考什么。山风微微吹来，把它绚丽的羽毛吹动了一下，紧接着又似乎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产生了，但一定不是风，而是一种无影无形的“吸引力”，在一瞬间让它迎风飞翔起来，迅速投向远方。之后，整个甘棠箐上下，似乎都寂然不动了。我却在那个时候开始“活动”起来，一步一探，向下走，向下走，好像下方就是历史的深处。这时，从对面山腰传来一个声音，清脆而缥缈，又略带几分急促的语气。我们没听清那个声音表达的是什么，只隐约看到那是一个当地的老人，肩上似乎扛着什么东西，手里也似乎拿着某种劳动工具。他反复对着我们呼叫，一声比一声强大而清晰。我们终于明白了，那位老人是在劝阻我们不要再往下走了，因为在我们前面的是一条“绝路”，再走下去就非常危险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甘棠箐就是一个巨大的山箐，地势也是很险要的。我们从内心深深感激那位善良的老人，老人慢慢离开了，甘棠箐除了风声，又恢复了先前的寂静。为了打破那种寂静，我们开始相互之间的询问、解说和谈论。当然，我们的这种话语方式，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我们的着眼点依然是在脚下，我们每走一步，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试图有所发现，但最终结果却是什么也没看见。

我们脚下的土地是松软的，草丛间掩映着考古人员曾经走过的小路，我们正是沿着这样的小路，一步一步走向了那座石碑。站在石碑前面，虔诚地阅读着碑文，只感觉到时空苍茫，世界依然神秘莫测。

这块石碑是玉溪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刻立的“甘棠箐遗址”市级文物保护碑，它的级别明显“落伍”了。在我来这里“朝圣”之前，我已经知道甘棠箐遗址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16年5月，被列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当我正在写作此文时，又传来一个喜讯，2019年10月16日，甘棠箐遗址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见，甘棠箐遗址如同一片考古的“新大陆”，似乎总有新的发现，它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这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

路居镇文化中心的陈粉华女士是地地道道的路居人，她对甘棠箐的相关情况很熟悉，也曾目睹过这里的几次考古发掘现场。她告诉我们，让这里的秘密最先露出“端倪”的时间是1955年。那时，在甘棠箐里有一片稍微平缓的山坡，被农民们开垦为一块耕地。当时就从地里挖出了一些“龙骨”，农民们很惊喜，有人说用它可以止血，医治创伤，因此在场的农民都捡一些回家，收藏起来。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龙骨”呢？农民们为此感到非常奇怪。这时，村子里有一位老人说，在远古的时候，甘棠箐里曾经生活着两条龙。有一年，不知何故，两条龙发生了矛盾，开始打架，结果是弱小的那一条被强大的那条打死了，尸骨就抛于此地，最终被水土冲埋。千万年过后，挖开这片土地，当然就出现了“龙骨”。

▲甘棠箐遗址如同一片考古的“新大陆”

这个民间传说一直在当地流传着。一直到1980年，文化馆在组织人员收集民间故事时，村民张雾讲述了这个传说故事才引起外界的关注。1984年，江川县文物普查工作人员根据这个传说故事，亲自到甘棠箐调查。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当年发现“龙骨”的地方，他们竟然收集到一些骨针和骨簇等。

也许在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存在，冥冥之中就安排好了每一种事物的结局。这并非迷信之辞，是人们在某种不可知的事物面前，常常产生的一种强烈情感。当那些骨针和骨簇送到云南省博物馆张兴永和孙太初两位专家面前时，他们似乎从中“嗅”出了甘棠箐不平常的气息。于是，他们迅速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与玉溪地区相关文化部门的领导取得联系，并让当年讲述民间故事的村民张雾带路，一同来到了甘棠箐。经过仔细考察，他们发现，每年雨季之后，这片耕地经过山水的冲刷，都会露出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兽骨、鹿角和贝类化石等。那一次，他们仅仅在那里调查了三天时间，就采集到牛、猪、水鹿等20多种动物的化石。当时，张兴永曾对同行的人说，甘棠箐等遗址可能属元谋层，甚至更早，可惜未发现人类的生活痕迹。

此后，张兴永始终在心中惦记着甘棠箐，他一直在争取用专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想，去“关照”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山箐，那里似乎还沉睡着一个古老的时代，等待他们去唤醒。(www.xing528.com)

1988年9月13日至16日，张兴永再次来到甘棠箐。依然是在那块地上，他又发现了龟、蚌等化石和石膏晶体。除此之外，他还有新的收获：从文化馆此前在这里收集到的文物中，清洗并鉴别出两件具有明显人为加工痕迹的骨器。

▲探方南壁剖面上的沉积物

至此，种种迹象表明，甘棠箐绝对是一个不平凡的地方，文物工作者再也不能对它等闲视之了。1989年，云南省博物馆、玉溪地区文管所和江川县文物部门自觉行动起来，共同组成联合发掘队，对甘棠箐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共发掘300平方米，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与玉溪市和江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再次组成考古发掘队，对甘棠箐遗址进行第二次科学考古发掘。本次考古发掘共开挖标准探方2个，开挖面积为50平方米，开挖深度为7米，揭露地层22层，共清理用火遗迹1处，出土石制品25153件、骨制品28件、木制品30余件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这次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证明，这是一个距今100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的文明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之后的一次最新考古发现，是玉溪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明遗址，这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与云南元谋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并称我国最早的三个旧石器时代遗址。

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刘建辉说：“通过发掘，我们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和大量的动植化石。文化遗物主要有石制品，也就是打制石器，其余是人工打制骨器，还有保存较好的木器。木器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是首次发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木制品，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木制器研究的空白。”

▲甘棠箐遗址出土大量旧石器时代有机质遗物，含世界最早木制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和王社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和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全家等著名学者，也曾到甘棠箐遗址进行了考察。他们在对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骨制品、木制品、动物化石、植物果核和种子等标本仔细观摩和讨论分析后，一致认为，甘棠箐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本次发掘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是遗址发现的被古人类加工和利用的木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仅有零星发现，在我国则是首次发现。这无疑开启了对旧石器时代东亚地区远古人类技术和行为模式认识的一个重新定位，为解决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学者的东亚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与西方相比相对简单和粗糙这一学术疑问，提供了较好的解释依据，反映出旧石器时代华南地区古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策略。

甘棠箐第二次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工作结束之后，研究人员与国内外学者一起对该遗址的各类遗存和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中发现该次发掘所取得的木制品材料还不够丰富，对木制品的埋藏学考察和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缺陷，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考古工作者又对甘棠箐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本次发掘无论在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上都有较大的改进和提升，更加注意遗迹和遗物的时空分布关系，注重遗迹和遗物在平面上和地层堆积序列上的分布状态和变化轨迹，对在发掘过程中极其容易破坏的木制品进行更加细致、小心的清理和更合理的现场保护，尤其在木制品的数量上有较大突破，对研究木制品的时空分布、古人类行为技术和生存方式的多样性等非常有益。特别是对木制品残留物、古人类用火遗存、用火遗存套箱等，进行了科学的采样，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充分的基础材料，使考古工作者能更为深入全面地研究和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环境背景。

▲甘棠箐发现的用火遗迹

甘棠箐遗址先后进行三次考古发掘，现在叙述起来非常简单，包括对那些来之不易的考古成果的介绍，简直就是一篇明明白白的“说明书”。但就是在这些表面简单的说明文里，却隐含着那个时代的古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秘密，也就是古人类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创造—木器与火的使用。

其实，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在大量使用石器的同时，也应该大量使用木制品。但由于木质的东西容易腐烂，难以保存数十万年，所以在甘棠箐遗址发现之前，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的木制品，也仅有德国发现40万年前的，非洲发现20万年前的。而甘棠箐发现的木器距今约100万年前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制品。杨忠德先生曾参与第二次甘棠箐考古发掘工作，他回忆说，他见过其中的一件木器，是被劈下来的，有刃口，可能是古人觉得它还不够锋利，又进行了加工。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工用火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火的证据多来源于用火产生的相关遗留物，如灰烬层、炭屑、烧石、烧骨等，而缺乏保存完整的直接用火证据。而在甘棠箐遗址上发现的用火遗迹，是一个篝火的遗存。看上去，木柴向心堆积，中心部位已严重炭化，大致按原样保存下来。这种形制的用火遗存在我国旧石器早期遗址中属于首次发现。之前，世界上发现的掌握用火这项生存技能的，是生活在50万年前的北京人。现在看来，甘棠箐遗址上发现的用火遗迹应该是世界上截至目前已知最早的“火塘”，表明这里的古人类不仅懂得用火，而且还知道如何保存火种，这对研究史前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木器和用火遗迹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应该“感谢”甘棠箐特殊的地质条件。这里的海拔高出抚仙湖水面约115米，地质时代较早，处于更新世地层沉积在上新世湖相地层之上，各层堆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依次为砾青灰色黏土、灰褐色沙砾、黄褐色沙砾、灰褐色黏土质粉沙、黑褐色含砾细沙、纯净的细沙粉沙等，这些土层起到了很好的隔绝空气、防止氧化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埋藏环境相对稳定的原生堆积遗址，使这里的有机质遗物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

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们伴随着抚仙湖在不同时期气候环境的变化，数十万年在湖滨地带生息繁衍，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年年月月在这里打鱼、狩猎、采集野果……那时，他们已知道如何制作和使用石器，比如刮削器、 凹缺器、 尖状器、雕刻器等。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了树木与火。他们看到了树木的个性，看到了树木的高大、粗壮和茂盛，看到了一些大树几乎可以“长生不老”，看到了树叶与树枝之间的无穷变化，看到了一些树干坚如磐石，看到了一些树木对他们生活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他们开始用树木来构建自己的“家”，那样的“家”既干燥温暖，又方便安全，他们因此走出阴冷、黑暗、恐怖的洞穴。他们发现除了石头之外，树木也可以制作成劳动工具和武器，这一来他们在围猎的时候，该用石器就用石器，该用木器就用木器，各得其所，各有其妙。直到后来，他们对树木的依赖，就像情人之间身体的热切接触。他们终于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手施加的外力作用，木头与石头之间的摩擦可以冒烟生火，也就是史书上说的“钻木取火”。从那个时候开始，火终于从“活”在天空中，来到了他们手里，活在了树木之中。火照亮了黑夜，照亮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凝视着千变万化的火，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他们把火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存世界完全连接起来，再也离不开火。火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几乎就是一块“跳动”着的石头，支撑起古人类的世界。

可以说，木与火是美妙的、生动的、跳动的、变幻的、惊人的，它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物质，它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由火引起的现象是世界上一切现象中，最永恒也最短暂、最纯粹也最复杂、最绚丽也最现实的伟大现象。在古人类那个时代，他们点燃起篝火，从中获得了欢乐，获得了启示。

此时，我们站在这个世界最早的“火塘”上面，如同忽然回到了一个“洪荒时代”，回到了人类最初的生活现场，回到了最初的目光，回到了最初的习俗，人性中已缺失的天真、质朴、旷达、豁亮，一种近乎原始的激情和感动，又忽然回归到了我们的体内。我想，这是一片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火塘”的土壤，是一种伟大的发现与这块土地的必然逻辑。毫无疑问，在甘棠箐光辉灿烂的旧石器文化，永远回响着一曲属于人类的“木之歌”和“火之舞”。